日本的“礼”和日式“大和”的深意

作者：吕嘉健

中国人讲的“礼”与日本的“礼”有根本的区别。

日本人的“礼” 最值得深究，其背后蕴含着架势、正身、认真的意义和“大和精神”。“礼”在日本涉及到等级、本位、虔诚和尊敬。日本人认为：“礼”是以“大和”为前提的集体主义合作形式。“大和”是其立国精神。

川岛武宜指出：“日本社会的基本原理、基本精神，不是‘从理性出发，相互独立、平等的个人’，而是‘在整体中以和谋求共存，…保持一体的大和’。这是‘浑然一体的和’。…换言之，靠‘和之精神’或原理形成的社会集团的成员，相互之间的区别被模糊化，浑然地成为一个整体。”（《日本人的法律意识》）

在公元604年，推古天皇十二年，相传是由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是第一部日本的成文法典，里面首次写入“以和为贵”的条文，从此成为日本人与他人交往的基本模式，传承至今，之后没有改变过。二战后，日本为了普及新制定出来的调解制度，给委员们分发了一种纸牌，上面写着：“不要争论，要充满人情味地交流”，“不要谈什么权利义务”，“把半吊子的法律论省略掉”，“黑白不分得那么清楚才有妙处”。

日本人遇到与自己的主义、主张、利害关系不相同的人，会把自己尖锐的一面收起来，显出浑然一体的、无定形的、黏稠的态度来，这就是他们的调停之术。（内田树《日本边境论》）日本人对事情会采取“技巧性无知”或“作为性无知”的方式，所以被外国人说他们没有原则。日本人在国际上以“三S”著称：silence，在国际会议或谈判时常常表现出沉默；smile，微笑，不管对方讲什么都微笑，不置可否；sleep，瞌睡，开会时瞌睡。他们深知各人秉持自己的价值观，谁都无法说服对方，谁都无法证明自己是绝对合理的，因为从任何角度来看问题都可以成立，每一方都可以拿出充足而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是对的。日本人于是采取“以和为贵”的哲学。

既要“大和”，就要尊敬为先；“和”并不是平等的互相和稀泥，而是等级社会中的“大和”，那么“礼”就是自重和自律、规则和约束的重要仪式。日本社会从古至今都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等级制度是其生活的基本原理，特别讲究秩序和集体性，于是“礼”就成了等级制度中“大和”与“尊敬”的郑重仪式。仪式是一种制度，而日本人特别把“礼”发展成为一种代表性的“架势”。

本尼迪克特论述过：

想要了解日本民族，第一步必须从“各守本位”对他们所具有的意义入手。日本人对秩序及等级制度的信赖，我们对自由和平等的信仰，乃是两种相差甚远的态度。

遵守等级制度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必须考虑到无数因素之间的平衡。在日本，家庭正是学习及细心遵奉理解规则的场所。在家庭中首先学会“守其本位”，但不是对专制权力尊重和屈服。

“本位”表示的是义务责任的等级，还有敬意。日本人必须向“本位”高于他的人表达一切尊敬，不管其是否为群体中具有支配力的人物。

“礼”维系着日本集体主义的忠诚和集体利益。在历史上，日本人忠诚的不是家族，而是村社共同体的集体利益与凝聚力，因为日本实行的是“家督制”，家族联系像西方一样稀薄，而村社合作生产是日本经济的根本基础。日本历史上是一个地道的封建社会，人们除了忠诚于天皇，还要忠诚于封建领主大名，而不是家族，你必须忠诚于你所属的“藩”和“村落”，“礼”就是忠诚、自重和自律的表示。（《菊与剑》第三章）

日本人要么多礼恭敬，要么拘谨呆板。从小孩开始他们就被教导要规矩，尊重为本，自我约束，自制最可贵，不得张狂任性，所以在人前，小孩显得呆板多于自然活泼，似乎智力有问题。日本人一旦在公务上和你打交道，将会对你无比的虔诚尊重，跪着为你服务是常见的。送车的时候，车子已经无影无踪了，他们还在深鞠躬，远远地招手。

在街上，日本人会假装不认识你，这样可以保持自我的独立性，他们喜欢没有表情和沉默的态度，因为一搭理你，他们必须多礼，事情就麻烦了。西方人是friendly，友好，和所有人都打招呼，既不过度热情，也不冷漠。中国人只对熟人热情，甚至过度关心，纠缠不清地腻乎，对你的底细近况无微不至地感兴趣，但对陌生人则带着警惕的心冷漠相对。

从这样的前提来理解日本人的“礼”，非常有意思。在所有的日本论中，罗兰-巴尔特解释日本的“礼”较深刻精辟：

在西方，为什么人们更渴望一种“不拘礼仪”的关系，而不喜欢一种制度化的关系？人们具有两面性：一种社会性的、做作的、虚假的外表，与另一种个人的、真实的内心构成，其人格充满着自然本性（或神性、或罪恶），它被一种不会受到高度尊重的社会性外皮束缚和包裹着，那种彬彬有礼的姿态是表示尊敬的符号。只有剥下了他的符号性外表，才是最尊重他的个体人格价值，个人的人格，势必与他人的自足性产生冲突。

而日本人的礼貌，则是通过对礼仪符码的小心翼翼的拘泥恪守表现出来，仅仅是一种形象体现，是过分夸张了的表示敬意的姿态。这种礼貌是“空无”的体现。两个人体彼此深深地弯腰鞠躬，手臂、膝盖、头部总是放在所规定的位置，按照那种具有微妙符码意义的深度来施行。为了赠送一件礼物，要按照古老的传统那样伏地鞠躬，弯腰直至地板的平面，为了回报，朋友也如此这般地施礼。那个礼物的盒子，可能什么东西也没有，空空如也。这个形象消解了一切贪欲之心。这种礼貌举动不带有任何丢人或是虚荣的因素。这只是一种交流的符号。在这个网络里，没有任何窒碍的、复杂的、深刻的东西。体现了佛家讲的“色即是空”的观念。这两个人体只是具有自我刻写的性质，并不表示屈从和拜倒，在那个国度里，礼貌是一种宗教。那里面有着某种神圣的东西。那里的宗教不过是一种礼貌，或者说，那里的宗教已经被礼貌所取代。（《符号帝国-鞠躬》）

那种端得很正的仪式，称之为“架势”，表示很高尚，很认真，很庄重，要从架势上表现出对人对事的尊重和认真。这不是伪装，因为仪式和程序会使人具备一种容不得含混与任性的心理状态，成了习惯，就会养成正身和认真的性格。你可以说他死板，但认真和尊重是真的。

此即“恭敬如仪”的意思。

如果你读不懂这些解释，没关系，反正日本人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他们知道人们之间总是不会互相理解的。总之，简单说：

“礼”在日本人那里，是一种纯粹表示尊敬的形象仪式，“空无”的意思就是不带任何功利性质，不附带任何讨好内涵，对人人都是平等的尊重，抽取了所有社会意义，包括权威、富贵、亲情、利益输送等等的崇拜、感谢、亲近，仅仅是对待众生一切的虔诚的敬意。

中国人的礼和日本人的礼有根本的区别。在日本，一个朋友告诉我：她儿子的老师到中国旅行，她便设法安排她在国内的妹妹热情款待儿子的老师。这个老师回到日本后，打电话给她，无论如何要见一面，见面后，就送了一个相当于中国出产的“旺旺饼干”，礼物极其简单、便宜且少，但是见面时的礼仪非常郑重，深深地鞠躬，虔诚得像拜神一样。她给所有中国人讲这件事，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日本人的这种做法。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剑》中又说：

日本人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非官方的干预会使对方承受“恩”，特别是非正式的场合，日本人尤怕卷入“恩”的牵葛之中。

你从来没有想过要为对方做点什么，因此受她的恩是令人惭愧的。这叫“难受之情”（kino doku）。

明治时代之前最著名的一条法令是：“争端发生时，除非必要不得干预之。”

由于“恩”所带来的强大的负欠感，使人们必须偿还分内所有的一切债欠。但是债务人是难于担当的，何况更易于产生愤慨之情。

“恩”表示一个人所尽力承负的负担和债欠重荷，人们接受长上的“恩”，但接受不是自己的长上或同等者的“恩”，会使人产生自卑感，所以作为负债者，是极易动怒的。（P73-79）

在日本，送礼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容易招致他人产生债欠的感觉，给他人施予了不得当的“恩”情，会陷人于违背义理的尴尬境地，使对方产生不愉快的自卑感和负债感。只要表示纯粹的尊敬礼仪已经足够，不要送出礼物。即使男女谈恋爱，也不存在讨好的性质。这是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义理规则。

从日本人的“礼”你会看到日本人是一个特别重视形式、程式和仪式的文化族群。他们的形式已经超越了意义的控制，获得了独立性。致敬的仪式就是致敬，面具就是面具，书法就是纯粹写意的挥洒性书写，脱弃象形的束缚，在意念流动的形式中获得表现性的满足，菜肴仅剩下食材本身的自我存在，不附加加工的意义，睡房里简洁得只剩下四张半榻榻米，尽量减少多余的东西，俳句表现的就是境界景物自身的现象性，不附加衍生的社会性解说，尽可能表现当下禅意。

严苛的形式独立正派地存在，必然导致内涵一丝不苟地生成。这就是日本人给我们关于“程序是关键”的文化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