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时代结束 未富先衰的中国农民仍在被不断榨取

文/李厚辰

2024年，农村成为一个大问题，在这个大选年席卷全世界。在美国，农业和村镇人口成为特朗普与万斯的支持者，美国从南到北，各州民调都是“万红丛中一点蓝”（也就是城市居民支持民主党，乡镇居民支持共和党）；而在英国，乡镇地区的铁杆“脱欧票仓”将极右翼政党Reform UK的得票率冲到14%，大幅抢占了保守党的得票率，带给后者一个历史级的失败；而在印度，农业地区却成了阻挡莫迪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堡垒，2024年大选中，他领导的印度人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农村地区失去44个席位，导致其未能单独超过议会半数。

城乡差异令人意外的成为2024大选年的主要话题，显示出疫情后通货膨胀和经济颠簸在城乡肯定带来了不同的感受，面对经济的不稳定，农村的承压能力更差。这让我想到中国的农村，当前中国正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困境，中国的农村现在又是什么样呢？

今年不仅有经济危机，还有严峻的气候危机，中部南部大涝，北方大旱，这会不会让农民的处境更加艰难？不过就在 7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中国农业农村党组书记韩俊发言称：

“我们今年这个夏粮啊又获得了丰收，今年夏粮增产72.5亿斤，达到了2995.6亿斤，再创历史新高。特别这几年我们下功夫抓大豆生产，大豆的自给率两年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现在这个粮油糖、肉蛋奶、水产品、果菜茶等，供给十分充裕。”

数据一出，全网哗然，很多人纷纷表示无法相信。——中国农民的困境就从这里开始。

“脱贫”之后 中国农村再不被看见

中国农村的第一大问题，就是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农村的问题。在官方视野里，2020年，脱贫攻坚已经全面胜利，中国已经没有赤贫人口。虽然之后有“返贫”现象，官方也一直强调没有出现大规模系统性返贫。

但就在2023年末，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地震现场空拍图传来，大片的黄土坯房屋倒塌，仿佛让人穿越回到了上世纪70年代。就是这个县，曾是甘肃省23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在2019年，全县2989户13546人脱贫，53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15%，实现整县脱贫摘帽目标。地震现场一位77岁的低保户向《北京青年报》说，“如果不是这地震，没人会知道我们这里有多穷。”随后财新发表一篇记者现场手记，名为《惨痛的底色是贫穷》，其中揭露了从2016年开始，当地就宣称进行大规模农村危房改造，已经实现全县“无一户危房”。这篇文章很快被全网下架。脱贫和新农村建设都是谎言。

在互联网时代看不见的，或是本可以看见，却被审查机器再次掩埋的，又岂止是农村的赤贫和房屋。2022年初的小花梅事件，得以让人窥见农村遗留的人口贩卖，与女性精神病患者的恐怖处境，遂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轰动事件。但在2022年之后的“动态清零“历程中，农村再次隐秘于大城市的封城和激烈冲突，死亡人数、管理状况，淡出主流公众视野。

没有选票，没有媒体揭示，也无法像印度农民一样集体“上京”的农民，在中国进入一种讳莫如深的状态，让我们今天谈论中国农村总是底气不足。我想，政府至少已经计划在甘肃开展危房改造，到2020年前后，中国农村应该已经不再面对饥荒的威胁，农民工规模也曾到达近3亿人，代表中国创造了可观的打工机会，这会很大程度上改善农民的收入水平。不过这也许与李克强曾经提供的6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事实相抵触。

只有非常有限的公开数据可以让我们一窥农村经济处境。例如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人数从2019年开始逐渐下降，从2019年到2022年同比分别减少0.3%，0.8%，0.8%，2.5%，下跌增速在扩大。从2016年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统一为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逐渐上涨到一年380元，对于很多农民，这似乎成为一种难以承受之重。极昼工作室一篇关于农村医保催缴员的调查报道呈现了这380元的困境。如果一年380元都成为问题，现状恐怕令人忧虑。

增量时代结束 农民机会被挤压

我绝对不敢说我对农村的情况有多了解，但大环境对农民的处境并不乐观，到2023年左右，农民阶层的机会可能正在逐渐消失。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农民的机会，大概有四个，一是随着大学扩招，通过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二是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机会；三是因为基建和房地产带来的建筑业劳动力机会；四是城市经济发展，商业、零售和服务业发展带来的机会。

但这四个方面都面临“增量”结束的困境，从最大的宏观角度来讲，中国人口增长已经结束，经济增速快速下跌，恐怕很快会进入3%以下的时代，经济引擎全面降温，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可惜中国经济未富先冷。农民恐怕失去再增长的空间。

我们可以分别来看上面四个方面。首先是高等教育，中国当前高考压力空前，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平均，且差距在拉大。根据谷雨数据显示，2023年，人大附中、衡水中学都有三位数的人能考上清华北大，足以超过部分省份的全部名额。顶级大学的机会向极少数所谓“超级中学”集中，以海南和宁夏为例，省内均有一所“超级中学”，可以垄断省内北大录取名额的一半以上。除了高考外，顶级大学还开展“强基计划”，选拔基础素质拔尖的学生，已经占据了很大比重，2023年，清华的强基计划录取898人，占全部招生名额的26%左右。北大的强基计划则是录取约890人，占全部招生名额的接近三成。截至目前，39所985高校都开展了强基计划的招生。

以上一切都倾向城市户口、大城市、甚至直辖市。根据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2023年的一篇研究，强基生多达93%都来自城市，统招生不到75%。强基生超过80%来自全国或省、直辖市重点高中，高于高考统招的72%。超级中学也倾向于城市户籍，在北京大学来自超级中学的生源中，只有2.1%是农村户籍。相比之下，一般高中有17.6%是农村户籍。城市户籍的尖子生和优秀师资流向“超级高中”，中国社会最主要的阶层流动机遇——高考，对农村户籍的学生正在越收越窄。

再看制造业，该领域就业人员农业户籍占52%。进入2024年以来，随着国内经济遇冷，主要经济体对中国的去风险化（de-risking）政策，大量产能向东南亚、印度、墨西哥转移。本田、日产、上汽大众、普利司通轮胎、富士康、玩具业巨头美泰等多个企业在2024年大幅缩减中国产能，而他们仅仅是制造业全面遇冷的代表，整个2024年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都在50以下的收缩区间。中国显然已经度过了其制造业发展的高峰，这部分能够提供的岗位将进入一个下降的通道。

基建和房地产产业我想已经不必我多言，在最高峰时期这两个行业吸收的就业人数接近1亿的规模。而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是下滑速度会多快了。

当以上所有领域萎缩，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服务业，成为“灵活就业“者，尤其是外卖、快递行业。根据多份调查，这些行业农村户籍从业人员比例分别达到68.9%、86.3%、60%，成为农业人口主要就业的领域。但大量劳动者涌入当然会因为供需改变而导致劳动者收入下降，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统计，进入2024年送餐员规模已经突破1100万人，导致高峰期订单数大幅下降，外卖送餐员收入几乎减半。

而与城市所需的服务业相关，国内的内需市场明显缺乏继续增长的力量。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已经跌至2.1%，这个数字甚至在封城最恐怖的2022年6月还有3.1%。消费和服务业还能吸收多少农业就业呢？或为现在的农业户籍就业者提供什么样的收入呢？毕竟中国社会福利保障水平较低，农村更是在城乡福利体系双轨制情况下更显薄弱。接下来的问题恐怕已经不是如何发展农村，而是在增量时代结束时，如何为农村兜底了。

仍在不断被“索取”的农村

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官方对农村的态度，依然将其看作经济发展可用的“薪柴”。希望农村人口可以继续加速城镇化，延续地产经济，并扩大城市消费基数。

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中，还在提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希望延续已经到末期的城镇化节奏。并依然在打农民土地的主意，并首次提出“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促使农民可以出卖其土地相关权宜。并进一步增加农村土地集中使用的能力，提出“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是一条险途，进入城市，收入与城市居民差异巨大，福利体系和资源使用能力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而生活成本却快速上升，社交和文化生活匮乏。如果社会不能为失地农民提供工作机会和融入城市生活的配套服务——中国市民社会原本就匮乏薄弱，则市民化过程就是对他们生存状况的根本颠覆。

再说“农地入市”，农地入市未必如很多人想象那样是对农民的一种剥夺。中国经济学家周其仁长期主张农地入市，并将其作为农民掌控自己权益的手段。但我觉得农地入市有两个先决条件，其一是农地入市是一个农村集体决策，这种决策的民主化程度如何，农民是否理解他们的处境和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农村集体的土地谈判环境是否合理，面对前来使用其土地的主体，不管是政府、国企还是政府支持的企业，村集体是否能平等协商？这恐怕在中国是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是市场情况，如果在房地产和工业开发的高峰期，不管农地入市用于住宅用地，还是用于产业园区建设，恐怕都能获得比较合理的收益。但现在两个领域都处于极端产能过剩状态，对于“农地入市”的难度，又增加了不只一个数量级。

由此看来，将农村看作“资源”，不管是“新市民”的城镇化资源，还是“农地”的土地资源，在这个经济背景下依然坚持这两个方向，都不能不说是一种“路径依赖”。在我看来，所有条件几乎都已经逆转，大人，时代已经变了。

集体经济的孤注一掷

在这一片前路不明的水域，农村发展确实有一个新方向，即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并宣布将于2025年5月1日起施行。这可以说是上述城镇化、农地入市的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这个方向来自三中全会决议中“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的这个论述。

所谓“千万工程”，是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推出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这个工程最初只是村庄风貌革新的项目。最后却被冠以另一个重要的目标，即——共同富裕。实现的手段就是在农村开展“集体经济”，与“土地入市”的农村财产股权化，然后进入市场流转不同，强调基于农村做大蛋糕，由“集体经济”作出经济增量，并向农民分配。

想法非常美好，但现实非常骨感，与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经济的模板——华西村不同。这次集体经济的模板，是习近平2003年“千万工程”启动后第六天，就视察并称赞的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与全村持股进入钢铁产业的华西村不同，花园村一方面是一个家族企业，由花园村村委书记邵钦祥家族建立的生物科技上市公司，并用家族资产反哺农村建设。另一方面依托本地红木家具行业的红火，村民将土地出租给家具行业用作工厂和物流中心以获得土地收益。从绝对数据上看，花园村村民确实富裕，与已经破产的华西村相映成趣。似乎是邓小平时代与习近平时代的对照。

与华西村不同，花园村更强调村委书记的“企业家精神”，和赚钱后反哺农村的“福利主义”，也强调一个本地产业的集中发展。但问题就是，时过境迁也是各地不同，花园村模式几乎没有向中国其他地区复制的可能。虽是习近平钦点，但邵钦祥家族依然是初代改革开放时期的人物，他1991年便在花园村下海经商成功，其维生素D3行业始于2003年，吃的是WTO的红利。现在这些红利期都已经过去，而新的“共同富裕”愿景，恐怕容不下一个财富可以上胡润百富榜的致富带头人崛起，我们已经过了“先富起来”的历史阶段，而强调“带动后富”，现在若哪个村支书突然在本村经营并快速拉开与村中其他人的财富差异，恐怕会被当作反面典型。且在这个背景下，有此种“企业家精神”的人，又何苦向改开初期一样，依托于乡镇企业的架构开展经营？

而除了稀缺的“企业家精神”，全国又有几个地区有浙江省的经济环境（2023年全国百强县浙江省就有16个），能够培育出本地民营经济产业？又如我们之前所说，现在是增量时代已告结束。又有什么环境可以让乡镇有足够市场培养本地产业呢？

因此集体经济不过是另一种路径依赖，即元首在浙江自以为因为他自己的高瞻远瞩而实现的乡镇经济奇迹，其实代表着改开初期乡镇企业和WTO红利期的“幸存者偏差”。将此种模式立法推向全国，恐怕最后又是一地鸡毛。

农民问题的“巨大”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多大的问题？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全国农村户籍人口7.6亿人，农村常住人口4.98亿人，代表有2.6亿农民工以农村户籍生活在城市。而他们就是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主力人群，城乡双轨制仍未解除，380元一年的医保对他们已经是负担。

他们是全国54%的人口，城市常住人口的28%。他们的生活困境，可以靠这个体系压制多久？而这种没有选票，无法表达，无法被代表的困境，最后又需要全社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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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歪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