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男童深圳遇刺身亡事件：中国对日仇恨的具象化何以达成？
文/王大垂
2024年9⽉18⽇清晨，⼀位⼗岁男童在上学路上被陌⽣⼈以⼑具突袭，最终在次⽇凌晨伤重不治离世。这个可怜的孩⼦在临终之际恐怕都⽆法理解，他之所以成为袭击者挑选的对象，很可能因为他是个⽇本⼈。虽然中国方面还尚未公布，很可能也不会公布起诉书和审讯记录，但行凶的时间和地点，仍然无法不让人产生如此联想。
这起惨案发⽣在被誉为“改⾰开放前沿城市、社会主义先⾏⽰范区”的深圳。事发地所在的深圳南⼭区，按照官⽅宣传，是“全球GDP最⾼⾏政区”，腾讯、⼤疆等深圳⼀流民企，均在南⼭区。⽽去世学童的家长正是服务于南⼭区的⼀家⽇本企业。
在不到三个⽉的时间内，中国发⽣了两起针对⽇本学童的有⽬的袭击事件，显⽰出⼀部分中国⼈的仇⽇⼼态，已从个⼈的内在情绪，转化为针对⽇本⼈的外部具体⾏为。⼀部分中国⼈对⽇本的喊打喊杀，已经不是停留在⼜头上或者文艺作品的话语快感，⽽是将这种历史仇恨现实化与具象化。
这当然是⼀种⾮常值得警惕的新状况。历史仇恨现实化、具象化，在中⽇两国，还会滋⽣针对⽇本⼈的有⽬的犯罪，久已存在的⽹络⾔论的对⽴与冲突也会更加⽩热化。已⾄冰点的中⽇外交，在这样的状况下，也会被敷上⼀层厚霜。这是中国开放海产进⼜及停⽌指责核处理⽔都⽆法挽救的冰点状态。
那么，这种仇恨，到底是如何完成了具象化？在中国极端仇⽇的民众那⾥，如何⾛出了从“恨⽇本⼈”到“杀⽇本⼈”的这重要⼀步？
918的爱国密码
深圳惨案发⽣于9⽉18⽇，就⽇期⽽⾔，很难说这是⼀个巧合。9⽉18⽇是“九⼀⼋事变”的纪念⽇。从1997年9⽉18⽇开始，沈阳每年在此⽇上午都会鸣响警笛，以⽰不忘⽇本的侵略历史。
中国官⽅的历史叙事过去常说“⼋年抗战”，抗⽇战争从“卢沟桥事变”开始。最近⼆⼗年，对⽇抗争的起始时间从“九⼀⼋事变”开始计算，官⽅叙事称之为“⼗四年抗战”。这⼀说法的源头来⾃2005年胡锦涛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会上的讲话，胡锦涛说：“⼀九三⼀年九⼀⼋事变是中国抗⽇战争的起点，中国⼈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四年抗战”之说⾃此成为主流叙事概念。其实在江泽民时代，这种针对⽇本的民族主义叙事已经开始，1995年，中国发⾏了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的纪念⾦币及邮票，并在当年举办了隆重的纪念⼤会。次年，南京确⽴了在12⽉13⽇鸣响防空警报的惯例，沈阳则在1997年确⽴类似惯例。
每年12⽉13⽇，南京城全城都会响起防空警报，以控诉当年的⽇本兵进⼊南京。位于江东门的南京⼤屠杀纪念馆，在1995年⼆期⼯程时，曾向南京市民发起“⼈⼈为纪念馆捐⼀元钱”的群众募捐，⼏乎每⼀位南京市民都参与了这个活动。
2014年，⼗⼆届全国⼈⼤常委会确⽴每年12⽉13⽇为“南京⼤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此后每年在南京⼤屠杀纪念馆举办⼤型公祭。2015年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纪念⼤会时，中国政府在北京举⾏了声势浩⼤的阅兵仪式，这也是历史上第⼀次。
从历史脉络中可以看出，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今，中国⼀直在涉及⽇本的纪念⽇、纪念活动上累进加码，使得涉及⽇本侵华的纪念活动的举办标准达到最⾼层级，成为典型的政府⾏为。
这种政府⾏为当然会对中国民众产⽣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官⽅媒体长期以来对⽇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官⽅态度甚少报道，甚⾄从不提及⽇本政府过去数⼗次的对侵华战争的道歉，因此，“⽇本”成为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抓⼿，是宣传民族主义的常见⼯具。918也因此成为⼀些中国⼈的爱国密码。
⾁眼可见的“敌⼈”
然则，⾃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直⾄1995年，似乎是中国和⽇本的蜜⽉期。1992年10⽉，明仁天皇及皇后访华，这是两国关系最为密切与⿍盛的时刻。明仁天皇是⾄今为⽌唯⼀访问过中国的⽇本天皇，当年他在西安碑林的《尚书》⽯碑中找到“地平天成”四个字，那是“平成”年号的来源。天皇与皇后在西安钟楼⼴场附近，降下车窗，向街头的数万市民挥⼿。
⼆⼗年之后的2012年9⽉15⽇，⼀位叫蔡洋的河南青年，在西安⽟祥门外，⽤⼀把U型锁砸穿⼀位⽇系车主的头颅。当年10⽉，位于西安兴庆宫公园的阿倍仲⿇吕纪念碑，被⼈泼墨破坏。西安，这个未曾被⽇军侵略、曾经是最亲⽇的城市，中⽇之间的第⼀个姐妹城市，居然成为中国最反⽇的城市。
蔡洋最爱看的电视剧就是抗⽇剧《雪豹》，这类电视剧在2010年前后成为中国国产电视剧的主流内容，各个频道轮番播映。2018年，⽇本作家岩⽥宇伯在⽇本出版了《中国抗⽇剧读本》（⽇语：中国抗⽇ドラマ読本）⼀书，记载了这些夸张的剧集。路透社的报道指出，仅在2012年，中国就⽣产了200部以上的抗⽇剧集。
2012年9⽉，在中国各地的反⽇游⾏规模庞⼤，共计有四⼗个城市均爆发了反⽇游⾏，⽰威者们⾼举“还我钓鱼岛”、“对⽇宣战”等标语。在蔡洋事件之后，由于民间舆论的反弹以及群众游⾏的不可控，此后中国境内即不再举办针对⽇本的城市游⾏。
差不多同时，随着移动互联⽹的普及，反⽇的“战场”转到线上，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猎巫”成为反⽇的主要⾏动，涉及⽇本的⼀切均会在⽹络被放⼤检视，“反⽇”成为⼀种中⽂互联⽹上的“政治正确”。⼀⽅⾯，这些爱国⽹民会做“⽹络警察”，仔细检查那些可能传递“精⽇”信息的照⽚、⽂字，并谩骂或者举报。另⼀⽅⾯，也有⽹民会散布诸如“富⼠⼭喷发”之类的谣⾔等。
当然，中国的仇恨教育和仇恨⾔论中，外部“敌⼈”主要是⽇本，其次是美国、和台湾。中国官⽅的《环球时报》被认为是民族主义宣传的⼤本营，涉⽇、涉美、涉台的批评性评论经常见诸此报。但这三个“敌⼈”又各有特征，不能⼀概⽽论。
美国作为⼀种仇恨对象，体格巨⼤⽽距离遥远，多数时候只是作为⼀种名词出现的。例如“美帝亡我之⼼不死”之类的⼜号，在现实⽣活中并没有多少具体的视觉形象可供检查与反对，充其量中国⽹民烧⼀下美国国旗也就是了。⾄于⼤使馆门口，天天都有⼈排着队办理美国签证。
对台湾的反对主要是针对中国政府定义的“台独⼈物”，⽐如李登辉、陈⽔扁、蔡英⽂、赖清德等⼈，他们会成为爱国⽹民攻击的对象。李登辉在⽇本被中国的爱国者投掷⽔瓶。此外就是爱国⽹民会对台湾⼈进⾏⾔论审查，⽐如“是否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部分”，他们会要求台湾明星在发⾔时不能出现“中华民国”这个名词。全球知名连锁酒店万豪集团，因为在国家选择列表中单列“台湾”，遭到了爱国者们长达⼀年的抵制。更重要的是，大陆的对台策略就是要刻意忽略“台湾人民”的具体民意向背，于是“台独”仅仅发生在政客层面。
中国⼤陆有超过100万台湾⼈居住，在⽣活中很常见。这些在⼤陆⼯作和⽣活的台湾⼈会被视为“同胞”，是“⾃⼰⼈”，除了个⼈纠纷之外，很少因为政治主张或者意识形态因素发⽣针对台湾⼈的袭击。⽽居住在⼤陆的台湾⼈通常又⾮常清楚相关⾔论的尺度，会隐藏起来⾃⼰真实的意识形态光谱。
但轮到⽇本，情况则完全不⼀样。虽然中国在宣传上也刻意把⽇本政府、⽇本右翼和⽇本⼈民分开，会着重于批判⽇本历史上的军国主义。但是在实际⽣活中，没有⼈见过⾝边的“⽇本军国主义”以及还活着的“⽇本军国主义分⼦”。易⾔之：⽇本军国主义作为⼀种仇恨对象和⼀种抽象的概念，是⽆法在实际⽣活中捕捉到的，这不是⼀个具象的存在。确实，谁见过历史上的⼀种概念呢？
那么，如何落实这种对⽇本的恨？如何把这种恨具象化？或者说，⽇本作为⼀个被恨的对象，如何在中国的⽹络及现实中，能够清楚的、明⽩⽆误的找出“⽇本的特征”？什么样的东西可被称为“⽇本的”？
这就太容易了。
2006年4⽉，⼀对母⼥穿和服在武汉⼤学赏樱，被武⼤学⽣要求换装，并被从校园赶⾛。2010年10⽉，⼀位成都⼥⼤学⽣因穿着的汉服被⼈误认为和服，被要求脱下，⾐服还被烧毁。2021年12⽉，嘉兴⼀位⽇料店的⼥员⼯穿和服在路上被路⼈举报，从⽽遭到警察训诫。2022年8⽉，⼀位cosplayer在苏州拍摄⽇漫《夏⽇时光》的照⽚，因为穿⽇式浴⾐被警察带⾛。
这些事件，在当时都引起巨⼤的舆论风潮。⼤体⽽⾔，理性的声⾳居多，谴责这些所谓的“爱国⾏为”荒谬⽽愚蠢。苏州的警察最后归还⾐服，并向当事⼈道歉。这些极端爱国⼈⼠制造的类似新闻还有很多，会在中国互联⽹上引起争议和冲突，只不过⽇本⼈很少会看到另⼀⾯。只有那些荒谬⽽夸张的事情，才会进⼊媒体的视野，实现跨国传播。
此外，如富⼠⼭、东京塔、樱花、鸟居、⽇之丸、寿司、怀⽯料理、和服等等，不仅是⽇本特征的代表之物，同样也是⽇本⾮常重要的审美符号，极度适合在移动互联⽹上以图⽚和视频传播。中国仍然有⼤量喜欢⽇本的民众，他们发布这些图⽚或视频的时候，往往会被极端爱国⼈⼠指责为“亲⽇”或者“精⽇”，久⽽久之，⽇本这些审美符号，也变成与“⽇本军国主义”连接的事物遭到批判。
这些指责当然有表演、有拉眼球、带流量的成分，这部分我会在下⼀节详述。⼤家可以想⼀想，在2012年，开⼀台丰⽥汽车被认为是“亲⽇”，2024年，⼀个红⾊的宝特瓶塑料盖⼦，被认为是⽇本国旗的象征，中国最⼤的饮⽤⽔企业农夫⼭泉被指责为“亲⽇企业”。中国⽹民把这个称为“爱国程序的快进”。这种⽆所不在的“政治正确”的审查，就是所谓的Orwellian nonsense。（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
因⽽，极端爱国⼈⼠对⽇本的仇恨就越来越具体，从⼀种“主义”变成⼀个个“物体”。仇恨从抽象的感觉，变成具象的视觉，进⽽在不断想象与群体的⾃我确认之中，完成了具象化、现实化的转化。这是中国的爱国思潮最近⼗年来发⽣的最重要的类别转型。
流量爱国主义与苏州事件
这⼗年来发⽣了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型？我认为⼀⼤原因是抖⾳、快⼿、视频号这类社交媒体的崛起。中国当代的互联⽹内容产业，在微博之后进⼊了“⽤户创造内容”的黄⾦时代，即所谓User Generated Content。尤其是在这些社交媒体上有分成收⼊之后，流量或者点击率成为唯⼀的计价⽅式。
我过去也经常说，中国互联⽹的问题是：流量是万恶之源。很多⽤户为了流量，甚⾄不惜编造谎⾔，甚⾄雇佣演员来扮演反⽇的剧本。在这类短剧中，扮演⽇本⼈的乡村演员说着半通不通的⽇语（或者⼲脆是汉语），最后被正义的中国⼈民痛斥，落荒⽽逃。这类视频通常是抗⽇神剧的当代版和缩⼩版。
我把这类⾏为称为“抖⾳爱国主义”或者“流量爱国主义”。在去年核处理⽔的问题爆发之后，这类反⽇的视频骤然增多，其中就包括在华⽇本⼈学校的视频。
在苏州和深圳发⽣的两起惨案，均与在华⽇本⼈学校相关。
众所周知，在华⽇本⼈学校是经中国教育部批准的，亦不能招收中国学⽣。由于⽇本⼈学校地位较为独⽴，也甚少与周围的中国⼈发⽣关系，故⽽对常识⽋缺的⼈来说，有⼀种神秘感。在这类视频的描述中，这些学校俨然成为⽇本⼈光明正⼤地在中国设⽴的培养间谍的学校。视频的制作者还⾔之凿凿地声称，⽇本⼈和中国⼈在长相上⼀致，很多年后，这些学校培养的⽇本⼈就会进⼊中国的党政军机关，在⽇本以后侵华的时候充当特洛伊⽊马。
这当然是⼀种荒谬绝伦的阴谋论。前驻华⼤使垂秀夫先⽣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点。他在9⽉20⽇给《读卖新闻》的⽂章中说，他们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些视频，也曾要求中⽅相关部门删除这些视频，然⽽并没有得到回应。
如前⼀节所述，极端爱国⼈⼠对⽇本的仇恨已经具象化，如嗜⾎的蚊⼦那样寻找任何可以叮咬的对象，⽇本⼈学校，作为在⽇常⽣活中的能够看到的具体事物，有建筑、有门牌号码，甚⾄，还有活⽣⽣的⼈。⼀些视频博主把这些还在上学的⽇本学童称为“⼩太君”，意为“幼年的皇军”，这些⼈把对“军国主义”荒谬想象投射到了具体的⼈⾝上。
中⽇关系到这⼀步已经很危险了。在核处理⽔事件之后，中⽅为避免发⽣线下城市游⾏，有意杜绝任何⾛上街头的⾏为，进⽽对互联⽹上仇⽇的情绪发泄有意放纵，从⽽这类⾔论、表演及其主张被严重地放⼤，⽽那些理性的、反对的声⾳则被⽆情遮蔽。
然⽽这种情绪在互联⽹上的酝酿和聚集总会要爆发的。从屏幕上转移到⽣活中，从线上转移到线下，只是⼀个时间问题。越是压制线下⾏为，就越可能发⽣线下⾏为。第⼀个实施线下报复的⾏动，就是6⽉初的靖国神社撒尿事件。
这位爱国⼈⼠把靖国神社作为⼀个具象化的攻击⽬标，因为靖国神社⾜够显眼、⾜够重要，⾜够引起巨⼤的流量反应。
接下⾥就是苏州事件，假如时光倒流，回到今年那个炎热的7⽉，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是否还会如此低调地处理这起事件。假如当时中⽅能够迅速审理该案，公布起诉书，并透明审判的话，是否能为这种极端爱国主义思潮降温？然⽽历史并不能假设，我们看到的是，苏州这起案件被认为是“偶发”。在中国相关部门低调处理此事的同时，⽹信办要求各⽹站积极清理极端民族主义内容。在此背景下，中国民众才开始⼤规模在⽹上悼念为保护⽇本学童⽽失去⽣命的胡友平⼥⼠——她在保护学童被刺之后，还有极端分⼦说她背弃了中国。我认为，极端民族主义分⼦所说的那个“中国”，是他们幻想出来的那个中国。真实的中国，不仅有他们这样的害群之马，也有胡友平⼥⼠这样的⼈。
但不得不说，正是理性的中国民众⾼度评价胡友平⼥⼠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暂时遮蔽了已经不得不⾯对的严峻状况。苏州市将胡友平追认为“见义勇为模范”，⽇本驻北京⼤使馆为其降旗，表⾯上看，不安⽽危险的⽓氛，因为⼀个有爱、有勇⽓的⼈⽽暂时消弭了。可以说，这是中⽇两造官⽅的⼀个很⼤的疏忽。
当时，这类极端民族主义的内容虽说被清理，但只不过是⼀些粉丝量巨⼤的账户，还有⼤量内容因为播放量⼩，并没有被站⽅注意到，可见⽹信办对治理此类内容的举措并不奏效。另⼀⽅⾯，即使相关部门承诺将保护外国⼈在中国的安全，但深圳发⽣的这件惨案，却表明似乎并⾮如此。
中国官⽅应该警惕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给普通的外国⼈带来的伤害。这种盛⾏的对⽇仇恨和态度，⼀旦成为⼀种不能撼动的“政治正确”的话，也会给普通的中国⼈带来极⼤的困扰以及内⼼深处的挫败感。我的⼀些在深圳的朋友去南⼭区的⽇本⼈学校门⼜献花，他们需要佩戴⼜罩或墨镜，也担⼼被潜藏在附近的极端⼈⼠报复，也担⼼被相关部门拍照或者约谈。
也许⼀些⽇本⼈⽆法理解这种恐惧感——在表达哀思的时候需要戴上⼜罩或者墨镜，不敢以真⾯⽬⽰⼈。他们在⽹上可以发⾔⽀持胡友平⼥⼠，可以⽹上发⾔表达对沈航平的哀悼，但来到线下，仍然会觉得这种本⾝就是正义的⾏为会被攻击。
这对⼀个⼈来说，是⾮常巨⼤的伤害。因为作为⼀个⼈，不能公开表达对他⼈的爱，或者悲伤。易⾔之，⼀个⼈，不能做真实的⾃⼰。这种扭曲的状态存在于很多⼈的⼼间，也存在了很多年。他们当下只能借助⼀束鲜花来表达，他们与另外⼀些⼈的不同，那些被没收的花，何尝不是这种状态的写照。这⼀不幸事件，让我们必须审视当下紧张的中⽇民间关系，让我们反思那些本不应该发⽣的事情，让我们更有⼒量去⾯对周遭的世界，让我们更有勇⽓⾯对懦弱的⾃⼰，当然，也让我们拥有更多的爱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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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歪脑（WHYN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