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书宗：“持不同政见者”——苏联社会的良心
文/叶书宗
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社会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发生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此起彼伏，是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的苏联社会的一种标志性现象。
01 每年的12月5日
“持不同政见者”是俄语里的外来语，原意是“脱离国教的人”，中文通常译作“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上译作“异议者”较为确切，因为有的并不涉及“政见”。
勃列日涅夫当政以后，西方舆论界将苏联国内，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中那些不满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严厉的意识形态统制，向往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人，统称为“持不同政见者”。后来，这一称谓被苏联社会接受，但是苏联官方始终不接受这一称谓，而是称为“反社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
一般来说，国际史学界是将1965年12月5日（12月5日是苏联宪法日），为了抗议苏联当局逮捕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由诗人叶赛宁牵头，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广场举行示威集会，作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开始。因为这是自苏联成立以来第一次以遵守宪法为口号，以维护宪法所赋予苏联公民权利为宗旨的示威集会，因而也被看成“持不同政见者”的首次公开亮相。因此，也可以把1965年底看成“持不同政见者”正式出现的时间。
供职于苏联科学院高尔基文学研究所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从1959年开始，就以阿勃拉姆·捷尔茨的笔名，在西方发表自己的作品。另一位作家达尼埃尔，从1961年开始，以尼古拉·阿尔扎克的笔名，在西方发表讽刺斯大林主义的文学作品。
1965年9月，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被逮捕。12月初，莫斯科流传一张题为《告公民宣言书》的传单，抗议当局逮捕他们两人，并要求对他们两人进行“公开审判”。《告公民宣言书》说：“这种情况破坏了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有基本写作权利的条文……不可思议的是，作家因为写作而成了国家的罪犯。”《告公民宣言书》相约：12月5日晚6点，在普希金广场诗人纪念碑旁的街心花园公开集会。
12月5日傍晚，几百名抗议者在普希金广场公开集会。集会者打出的标语是：“请尊重苏联宪法”“要求法院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便衣很快抢走传单、标语，抓走20多人。事后，40余名大学生因参加集会而被学校开除。
要求当局遵守苏联宪法，切实保障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成为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的共同基本要求。以后，每年的12月5日，普希金广场几乎都有人举行要求保障苏联宪法规定的公民民主权利的集会。
1966年2月，西尼亚夫斯基被判处7年强迫劳动；达尼埃尔被判处5年强迫劳动。他们一起被送往设在摩尔多瓦的劳改营服刑。1970年9月，达尼埃尔获释，并准予在莫斯科居住。西尼亚夫斯基于1971年6月获释，不久即移居巴黎。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高涨，发生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这是与苏联的国内外局势有关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社团组织大多在这段时间里成立。比较有影响的社团组织有：列宁格勒的“全俄罗斯基督教人民解放联盟”；弗拉基米尔市的“独立青年联盟”；“保卫人权行动小组”；莫斯科的“七三小组”和“国际大赦小组”；由萨哈罗夫、特维尔多赫列鲍夫、查利泽三名著名物理学家倡议成立的“人权委员会”，等等。“持不同政见者”的群体也越出了知识分子的范围，扩及苏联的其他一些人群。
“持不同政见者”为了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扩大影响，曾经印制过诸如《播种者》《市民会议》《社会问题》《乌克兰通讯》等名目繁多的材料。这些材料被苏联当局严厉禁止和取缔，被通称为“私下出版物”，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时事纪事》《展望》和《政治日记》。
对这些“私下出版物”，1970年12月21日，安德罗波夫（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主席——编者注）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惊呼：“‘私下出版物’近几年来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五年前传阅的主要是有些思想上有毛病的文艺作品，那么现在具有政治纲领性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
“持不同政见者”虽然以民主、法治、人权、思想自由为基本诉求，但是彼此的主张也不甚相同，麦德维杰夫、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三人，可以看成“持不同政见者”的三位代表人物。
02 麦德维杰夫
罗伊·麦德维杰夫生于1925年，历史学家，曾任莫斯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苏联教育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苏共党员。麦德维杰夫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但是苏联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完全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进行带根本性的民主改造。
1964年，麦德维杰夫撰成《让历史来审判》的初稿，一部尽可能根据真实的史料研究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史的史学专著。这本书稿虽然尚未正式出版，但是很快在苏联乃至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1968年8月4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苏共中央建议：“有必要把麦德维杰夫找到苏共中央宣传部，就他的作品问题同他进行详尽而认真的谈话，根据谈话的结果再来决定制止这部书问世的进一步措施问题。”
1969年4月，麦德维杰夫给《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公开信，反对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并把信的副本分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不久，这封信便以小册子的形式，冠以《应当为斯大林恢复名答吗？》的标题，在巴黎出版。为此，8月间，麦德维杰夫被开除出党，理由是：“以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为借口，对整个苏联人民、国家和社会制度都进行了恶毒的诽谤。”
1971年10月，警察抄了麦德维杰夫的家，理由是“麦德维杰夫牵涉到列宁图书馆图书失窃案”。警察把麦德维杰夫的家翻了个底朝天，终于搜到一本价值为90戈比、盖有图书馆印章的书。但是警察却从麦德维杰夫家搜走了7大包文件和剪报资料。麦德维杰夫还因此而被开除公职。此后，麦德维杰夫的著作《让历史来审判》《社会主义和民主》《谁是疯子》（与孪生哥哥若·麦德维杰夫合作）在西方正式出版。
1975年，麦德维杰夫的家再次被抄。此时，麦德维杰夫正从事《肖洛霍夫创作生涯之谜》一书的写作。这次，麦德维杰夫坚决不许警察把正在写作的书稿带走，说：“这些东西凭任何标准都不能认为是‘反苏’的。”
此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麦德维杰夫的迫害也加紧了，称他为“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明确反对者”，“有必要制止麦德维杰夫的犯罪活动”，“要他承担刑事责任”，等等。麦德维杰夫的住所和日常行动，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严密监控，实际上是丧失了自由。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后的1985年5月，才撤销对麦德维杰夫的监控。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麦德维杰夫成了苏共中央委员，是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继续批判斯大林主义，坚持列宁的社会主义。1989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8.19事件”后苏共被查禁，他出来组织劳动人民社会党，是该党的两主席之一。
03 萨哈罗夫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生于1921年，苏联核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实验物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联国家原子能委员会首席顾问。由于其对苏联发展核武器所作的杰出贡献，萨哈罗夫三次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获苏联国家奖金和列宁奖金，被誉为“苏联氢弹之父”。1957—1960年苏联接连发生核事故后，萨哈罗夫要求赫鲁晓夫停止核试验。1961年、1962年，萨哈罗夫又接连上书赫鲁晓夫，要求停止核试验。这一连串要求不仅被苏共中央拒绝，还招致苏共中央的忌恨。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萨哈罗夫激烈反对种种或明或暗的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做法，抗议各种形式对“人权”的侵犯。1968年5月，萨哈罗夫写成《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阐发了他的基本主张。文章最初打印成5份，分寄包括麦德维杰夫在内的友人。文章把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希特勒在德国建立的法西斯专政，都称为当代的“警察专制制度”。文章说：“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存在了12年，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存在的时间比之要长一倍。它们有许多共同性，但也有一定的区别。这就是对伪善和蛊惑作了多得多的巧妙的掩饰，不是像希特勒那样依靠公开的吃人的纲领，而是依靠进步的、科学的、在劳动人民中受欢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用来欺骗工人阶级和麻痹知识分子与争夺政权的竞争者的警惕性的最方便的幌子。”此外，文章还表述了萨哈罗夫的另一重要思想，即“反对思想自由的威胁，呼唤精神生活民主化”。
1970年4月，萨哈罗夫写信给勃列日涅夫，提出15条建议，以期推进苏联社会的民主化。西方报刊很快转载了这封信，并称之为“俄国知识分子的改革宪章”。以后，这封信就被称为“萨哈罗夫宪章”。这封信在内容上虽然没有超出《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的范围，由于它是以民主改革政纲的形式，向苏共中央总书记直接提出，因而在世界及苏联国内所产生的影响就更为强烈。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学校和科学部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为此找萨哈罗夫谈话，说：“苏联非常需要民主化，但是必须先提高广大居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先得让人民吃饱！”实际上，他们是代表勃列日涅夫对萨哈罗夫的回答。
接着，萨哈罗夫又联合另几名物理学家，一起成立“人权委员会”。苏共中央曾经考虑剥夺萨哈罗夫的苏联科学院院士。不过，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向苏共中央表示：不能轻易地剥夺萨哈罗夫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因为根据苏联科学院章程，授予或剥夺院士称号需经科学院院士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经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凯尔迪什说：我不能保证能做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给萨哈罗夫编了个“苦行僧”的代号，予以严密监管。1973年9月6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萨哈罗夫院士反社会活动》的通报，向全党的政工干部传达，以期尽可能地消除萨哈罗夫的社会影响。
1975年，萨哈罗夫获诺贝尔和平奖。1976年，萨哈罗夫因为掴了一名后备役少校的耳光，被冠以“流氓罪”拘留。虽然不久即获释，但是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列为“头号人民公敌”。1980年1月22日，萨哈罗夫在上班的路上被逮捕。法庭向萨哈罗夫宣读了将其从莫斯科驱逐到高尔基市、一个不能同外国记者接触的城市的命令。萨哈罗夫受到高尔基市警察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保安人员的日夜监视，实际上是被“行政流放”。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后的1986年12月1日，才结束对萨哈罗夫的“准监禁”。
04 索尔仁尼琴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生于1918年。1941年6月，卫国战争爆发时，刚刚大学毕业的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成为一名炮兵。由于作战有功，很快升为连长，授大尉军衔，并获得两枚奖章。1945年2月，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议论到斯大林是否执行列宁的政策问题。信被内务部的特工拆看。1945年6月7日，本是卫国战争英雄的索尔仁尼琴由此而被判处8年徒刑。在往后的8年里，索尔仁尼琴蹲过各类劳改营，终于熬到1953年6月刑满。因为他曾在思想上产生过对斯大林的疑问，又被永远流放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科克一杰列克村。1955年，索尔仁尼琴患了恶性肿瘤，在塔什干的肿瘤防治所居然奇迹般地被治愈。苏共二十大以后，1957年初，索尔仁尼琴才得到苏联司法当局“无犯罪事实”的结论，恢复名誉。
在劳改营里，索尔仁尼琴就开始记录自己在劳改营里的生活和感受。恢复自由以后，索尔仁尼琴更加勤奋地写作。1959年，索尔仁尼琴完成描写劳改营生活的小说《第一圈》和《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接着，他又通过各种关系，收集资料，着手创作《古拉格群岛》《癌病房》《马特廖娜小院》等反映劳改营生活和劳改营里的人的内心世界的长篇小说。索尔仁尼琴写这些小说的初衷，可以说完全是出于人的理性的驱动。他只是想把自己在劳改营里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既为千百万蒙冤受难的人铸一座纪念碑，也向社会昭示那不为所知的、真正的人间地狱里的人是怎样的人。他的创作思想是建立在对人性、劳改营、斯大林模式三者统一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上的。他没有想使自己成为一名作家，甚至准备活着的时候根本看不到自己写的书。不过，苏联社会客观变化的大潮，把他推上了现实生活的风口浪尖。
1962年第11期《新世界》杂志发表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在代序中说：这部小说的发表，“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小说的发表，在苏联社会引起了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相购买第11期《新世界》杂志。小说被世界上多家出版社购买翻译权，很快被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这样，索尔仁尼琴就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劳改营幸存者，一跃而成为全苏乃至全世界都知道的不寻常的作家。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表现出不能容忍的愤怒。1966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关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我们争论了多少次，谈了多少次，而他（指赫鲁晓夫）却支持所有这些劳改营文学。当然，肃清中央十月全会前10年间发生的所有错误需要时间，这也是对的。但是，我认为，说现在该是做些什么，该是对具体工作部门追究责任的时候了。”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成了全苏批判索尔仁尼琴的动员令。不消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能在苏联出版了。
1968年5月，苏黎世出版了《癌病房》的俄文版。接着，巴黎出版了《第一圈》的俄文版。这些小说的出版，在世界上引起更大的反响。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苏联文学界对索尔仁尼琴开展更猛烈的批判。
1970年10月8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通过授予索尔仁尼琴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决定。颁奖词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具有全球性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对于贯穿于许多伟大前驱作品中无可比拟的俄罗斯传统的继承。他和他的前辈作家各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象征性地表达自己对俄罗斯苦难的沉思和对俄罗斯母亲的挚爱。”颁奖词中的这段话，实际上正是索尔仁尼琴思想的核心。很多作家自发地认为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这一决定是公正的，并为索尔仁尼琴获得这一荣誉而高兴。但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则千方百计阻挠和刁难索尔仁尼琴前往瑞典出席授奖典礼。
1973年12月，《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在巴黎出版。接着，第二、第三卷也连着出版。这部小说的出版及影响，更加震撼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
1974年1月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就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进行了专门讨论，最后接受安德罗波夫的建议，“以行政方式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1974年2月13日，索尔仁尼琴被押上飞机，送往国外。2月14日，苏联各大报都刊登关于索尔仁尼琴“因一贯进行与苏联公民身份不符的、有害于苏联的行动”，而被驱逐出苏联的消息。1974年12月10日，瑞典皇家学院为索尔仁尼琴单独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后来，索尔仁尼琴移居美国，闭门创作。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苏联剧变以后，1994年5月27日，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在莫斯科定居，直至2008年去世。
05“持不同政见者”的消失
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认为“持不同政见者”不是思想观念问题，而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颠覆活动”，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准间谍”。因此，“持不同政见者”被勃列日涅夫认定为“刑事罪犯”。勃列日涅夫说：“在我国并不禁止与众不同的观点，也不禁止对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批评。但是对于一小撮背离了我们的社会，竭力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进行反苏活动，违背了法律，因而在国内得不到支持，于是转而寻求国外的支持，乞援于帝国主义的颠覆中心——煽动和情报中心。我国人民要求把这样的活动家——如果可以用这个字眼来称呼他们的话——当作反社会主义分子，当作反对自己祖国的敌人，当作帝国主义的帮凶，即使他们不是真正的特务。很自然，我们已经并且还要继续依法采取一切手段和他们作斗争。”
为了加大对“持不同政见者”镇压的力度，1967年初，在原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的基础上，增补第9章关于反社会秩序罪，专门针对进行“思想颠覆”的“国事罪罪犯”。这类“罪犯”，或被关进特种劳改营，或被送进“精神病院”，或被“褫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境。
经过严厉镇压，到1982年前后，“持不同政见者”基本上已经没有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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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叶书宗，1936年生，浙江天台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曾任上海师大历史系主任，长江文化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著有《苏联的革命与建设》《苏联兴亡史》（合作）《回眸“布拉格之春”》《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等书八部，发表有关苏联历史论文多篇。
- 来源：大家谈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