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问题与实质

作者： 岳健勇

能否在尽可能有利的国际条件下构建起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真正关键所在。中国何以破局？依笔者个人浅见：破除全球化迷思，抑制“大跃进”冲动，以及重塑国家角色。

一、中美贸易战：中国的关键之战

今年3月以来，中美贸易战呈现愈演愈烈的势头。继3月6日美国宣布对来自中国等国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后，4月3日，美国根据301调查，公布了对涉及1333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的报复清单，该清单涵盖了诸多《中国制造2025》将惠及的高技术领域。中国迅速做出反应，也公布了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关税的对等报复清单。美国随即(4月6日)宣布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追加关税。同日，美国财长姆努钦对传言中国有可能通过抛售美国国债打击美国经济的报复措施表示“不在乎”。其实，中国并无意减持美国国债[1]，也未对美国追加关税做出“奉陪到底”的进一步反应。

非但如此，正如外界所料，中国领导人于4月10日在博鳌论坛发表讲话，提出将“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尤其是金融业和汽车业开放)、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主动扩大进口”等四项重要承诺。他指出将尽快落实这些对外开放重大举措，“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次日，中国国家发改委推出文章《推动对外开放再扩大促进新时代合作共赢》，强调有必要继续引进外资和扩大进口。4月17日，发改委宣布，五年内彻底开放汽车业，船舶业和飞机制造业则在年内全部取消对外资的股比限制。官方人士对中国经济近乎完全开放做出的解释是，从“审慎开放、渐进开放”逐步转向“扩大开放、主动开放”，让世界各国都能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体现了中国坚定推进新一轮更大力度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意志，这是中国“按照既定时间表、路线图自主开放……不会因为外部的压力而改变自身的航向”。换言之，上述开放(承诺)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到渠成的产物，而非美国压力下的“被动开放”。

对于中国领导人的博鳌讲话，美国总统特朗普立即在其个人推特中表示赞赏。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施压则有增无减。4月11日，美国警告中国不得以人民币贬值作为报复手段，否则“美国将做出强烈回应”。4月16日，美国商务部突然宣布对中兴通讯进行严厉处罚，禁止所有美国企业在未来七年内向中兴公司出售零部件产品。此刻公布制裁决定未必是美方蓄意为之，但该决定一经宣布，立刻在中国和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中国与美日等发达国家在芯片等产业上的巨大技术差距特别是产业链关键的尖端技术环节受制于人的危险处境令国人倍感震惊。三日后(4月19日)，对行政当局制定对华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指控中兴、华为和联想涉嫌在美从事商业间谍活动。同日，美国官员证实，行政当局将很快启动《国际经济紧急状态权力法》(IEEPA)作为301调查的延伸，“全面限制中国在半导体、机器人等敏感领域”的投资活动。这显露了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的一种动机。

美国学者曼宁(Robert Manning)认为，美中贸易战的实质是“事关谁能主导所谓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也就是在90年代互联网兴起的科技浪潮之后将成为主导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3D打印、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的发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和某独立研究机构的分析报告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对华贸易战的真实目标“不是为了消除美国贸易赤字，而是瞄准‘中国制造2025’”，阻止中国在未来关键战略技术领域(key strategic technologies)取得主导地位。据4月23日出版的《日本经济新闻》披露，在中美官方非公开交流中，美方代表要求中国废除“中国制造2025计划”。美国深知，能否保持对未来尖端技术领域的主导权不但事关美国的经济安全，更直接影响到美国企业进行全球扩张的能力。正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高级研究员塞策(Brad Setser)所指出的，一旦“中国制造2025”计划取得成功，中国将在微芯片、大型飞机、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等尖端领域实现科技自主，到那时，美国“只能向中国出口大豆、石油和天然气等大宗商品和能源”。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甚至在其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兴起，最终可能导致美中军事冲突”。

事实上，美国对经济安全的关注在特朗普上台后不久即被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2017年12月，特朗普首次将“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相提并论。与中国一些官员“经济越开放，国家越安全”观点不同的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一位高级反间谍情报官员在2018年4月18日再度重申：“我们的经济安全就是我们的国家安全”，这两者之间没有界限，因而，决不允许美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受到对手的“侵蚀”。在这样的举国共识之下，5月7日，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了新年度《国防授权法》(NDAA)草案，禁止政府机关使用华为或中兴所生产的“危险”科技产品。此前(5月4日)，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N. Mattis)专门致信国会议员，敦促其在法案中扩大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权力，以加强对外国投资的监管，阻止中国获得美国敏感技术。5月22日，参众两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修正案，赋予CFIUS更大的监管权限，以“确保潜在的外国投资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该修正案的附加条款还特别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放松对中兴通讯的制裁。

在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贸易战中，美国遏制中国的举动，出乎中方的预料。2月～3月初，中国政府一月之内两次派出特使赴美，但无功而返。3月27日，前财长楼继伟在国内一场对话会上，还在谈中美关系“夫妻论”，认为中美是“命定的夫妻”，只能是对手和伙伴。事实上，中美关系发生逆转早就有迹可循。大约从2011年开始(奥巴马第一任中期)，对华强硬已逐渐成为华府乃至美国两党的共识，其基本标志就是“亚洲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政策的出笼。特朗普上台后，一度将解决朝核问题与中美经贸问题挂钩，这为双方缓解经贸冲突预留了一定空间，但朝核问题的反复多变，加之此次“中兴事件”背后暴露出的复杂因素，最终令中美在处理“大国关系”上失去了最后转圜余地。

面对急转直下的中美关系，从4月以来，中国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攻势，试图动员欧盟和日本采取“共同行动”，反对美国“不遵守世界贸易规则”的保护主义“坏典型”，以“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但是，作为美国战略盟友的欧盟和日本都站在美国一边。[2]4月17日，欧盟27国驻华大使发表联名信，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提出批评。5月31日，欧美日三方贸易代表在巴黎会晤，谋求“解决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及做法导致的问题”。会后发表的《联合宣言》称，“有必要深化并加快制定关于产业补贴和国有企业的可能新规则……任何国家都不得通过诸如合资企业要求、外国股本限制、行政审查、许可程序或其他手段等要求或强迫外国公司向国内公司转让技术……(三方将)寻找有效手段解决美国、欧盟和日本以外第三国的包括有害的强制技术转让政策和做法在内的贸易扭曲政策。”欧盟还于次日(6月1日)在世贸组织(WTO)就欧洲在华企业知识产权受到侵犯(“不公平技术转让”)对中国提起控诉。

尽管如此，中国依然没有放弃争取欧盟的外交努力。在7月初举行的双边会谈中，中国提出对欧洲投资者特别开放某些产业，以争取后者在WTO内与中国携手采取“反对美国的联合行动”。这一提议遭到欧盟拒绝，欧盟表示：“赞同美国对中国提出的几乎全部指控”。7月15日，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Donald Tusk)在北京表示，WTO有必要就“强制性技术转让和产业补贴”设立新规则。两天后(7月17日)，欧盟与日本领导人在东京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议”(EPA)，这“是欧盟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协议，将创造一个覆盖6亿人口、占全球GDP近三分之一的贸易区”。7月25日，正在美国访问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与特朗普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努力实现非汽车产品的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以及零补贴”。容克还向特朗普承诺，将帮助美国解决“中国问题”。

上述变局不但令举世震惊，也让中国始料未及。虽然中国竭力试图在欧美之间和日美之间打进楔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与美国的较量中只会一味地以牙还牙。恰恰相反，中国不时地软化立场，甚而主动对美释放善意。5月19日，中美代表在第二轮谈判中经过“建设性协商”达成共识：中国承诺大量增购美国产品与服务以大幅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同时也“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以及高质量经济发展的要求”。一场惊心动魄的贸易战似乎已然擦肩而过，其实，双方在若干重大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依然悬而未决。5月30日，中国政府宣布，从7月1日起较大范围下调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随后，中国在6月2～3日举行的第三轮双边谈判中，提出购买近7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工业制成品及能源产品，条件是美国放弃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威胁。但美国此时已不为所动。

6月15日，即美朝新加坡首脑会晤结束仅仅三天后，特朗普发表总统声明，称将对包含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产品在内的价值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25%的进口关税。特朗普之所以突然决定“对中国下重手”，可能与东北亚局势的最新发展尤其是与他认定中国是朝核问题“搅局者”的判断有关[3]。中国政府立即针锋相对地宣布将对659项总值达5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也加征25%的关税。6月18日，白宫再次发表声明，称如果中国实施报复，美国就将对额外的价值4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当日，美国参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内含的一项修正案决定维持先前商务部对中兴通讯的制裁决定。而到了7月26日，美国众议院以359票赞成、54票反对，通过经参众两院就有关条款的措辞协商达成一致后确立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8月1日，参议院以79：10通过该项法案，不再阻碍行政当局对中兴通讯“网开一面”。

6月28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在各自网站同时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决定“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清单长度由63条减至48条，共在22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这些领域涉及“很多关键行业的开放”。然而，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决心已定。及至7月6日零时，美国对华关税制裁措施如期开始生效，中美贸易战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

中国在这场声势空前的经济较量中明显处于下风，中美两国真实国力的严重不对称更是有目共睹;面对美国一剑封喉的技术封锁，中国几无还手之力。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相对于实力强大却未雨绸缪保护本国高技术产业的美国，中国则是一如既往甚至更加坚定地拥抱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坚称“中国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打赢这场自由贸易保卫战”。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历来是强国的意识形态。中国对自由贸易的热衷实为世所罕见，且似已形成路径依赖。问题是，无论中国“主动开放”的自信源自何方，也难以掩饰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迄今仍未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

二、全球化是中国发展的福音吗？

目前正在发生的这场中美对抗是否绝然不可避免？这个问题见仁见智。笔者以为，中国从1990年代实施至今的深度融入(deep integration)全球经济的发展战略，虽然不足以造就挑战美国的强大国力，最终却依然无法避免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或曰“自由秩序”(liberal order)发生激烈冲突;而这与中国是否在外交上坚持“韬光养晦”无关，因为“深度融入”本身与韬晦的本意是不相容的。

中美冲突的源头是贸易不平衡。根据美方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3756亿美元，而中方统计数字则为2758美元，少了近1000亿美元。美国为此而指责中国不遵守世贸规则，推行不公平贸易，没有实行“对等开放”(比如两国对同一产品课征的关税税率不同)。实际上，就算没有来自中国的进口，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贸易不平衡的总体状况也不会有多大改观。[4]如果不设法抑制过度消费、不同时削减联邦财政赤字，仅仅靠加征关税几乎无助于美国贸易状况的改善。美国当局对此其实早就心知肚明。此其一。其二，对等开放并不体现为关税对等，而是投资自由化。中美两国发展阶段不同，适用不同的关税税率不但合理，更是世贸规则所允许的，美国自身工业化的成功就是长达一个多世纪关税保护的结果，美国如今却对此绝口不提。而且，就算两国关税对等或接近完全对等，也不意味着两国贸易必将处于绝对平衡的状态。比如，美国平均适用关税水平(1.61%)与欧盟28国几乎完全等同(1.6%)，甚至略高于日本(1.35%)[5]，但美国在2017年对德贸易逆差高达637亿美元，对日逆差更高达689亿美元。其三，关于是否遵守了世贸规则，一个简单的衡量办法就是比较各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被其他成员方投诉到“争端解决机制”(DSM)的个案总数。资料显示，迄今为止，中国被指控的个案数为40例，美国则多达138例，欧盟84例，后两者分别为中国个案数的3.45倍和2.1倍。究竟谁是世贸规则尤其是自由贸易的最大破坏者呢？!

其四，冷战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全球资本主义进入了寡头垄断时代，由于世界范围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特别是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边疆”被扩张到了极限。西方跨国公司通过对“全球市场、全球品牌和全球采购系统”的垄断性控制，使生产达到全球规模经济，由此实现了全球利润最大化。以制造和创新相互分离为基本特征的生产的全球化塑造了新型国际分工，即产业链的不同环节被分解至多国，并在生产过程中进行跨国性价值交换。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就是以其自身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加入发达国家控制下的全球供应链，成为其中最大的低端制造环节。问题是，当前通行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仍然是基于传统的原产地原则，而非增加值原则。以iPhone生产为例。2009年，中国仅出口由台湾富士康公司代工生产的iPhone手机一项，就实现对美贸易顺差近20亿美元;若按照增加值原则，即冲抵双方在手机出厂价中的各自增加值贡献，中国则对美逆差约4800万美元。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认为，如果按照增加值原则重新计算，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其高达7962亿美元的逆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将由47%降至大约28%。

WTO前总干事拉米(Pascal Lamy)在任时(2005～2013年)即指出，基于原产地原则的统计方法扭曲了当今国际贸易的真实面貌，已明显不合时宜，应当对之加以改革。拉米担任过欧盟贸易专员，他认为，中国在世贸组织的表现可以得到“A+”(A plus)的评价;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遵守世贸规则方面的表现，同样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两位西方外交精英都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中遇到的难缠对手，他们的强硬作风曾使中国付出很高的代价。因此，将中美贸易不平衡归结为中国“破坏自由贸易”显失公平。真正的症结在于，由于统计方法不当，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严重程度”被有意无意夸大了，以致不但造成中国占尽美国便宜的错觉，更因从中国大量代工出口其实是原创于美国的高技术产品而造成中国在科技上迅速赶超西方的假象。客观而论，中国通过低附加值、低利润的最终装配——这与中国低劳工成本及“低人权”的比较优势是吻合的——仅仅赢得了贸易数字(顺差);美国则赢得了实实在在的且极其可观的贸易利润，因而更有实力进行下一代产品的研发，从而稳步掌控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且不说来自中国的大量廉价进口产品还使得美国宏观经济长期处于低通胀状态，并大大增加了消费者剩余。

那种“中国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断言，很可能是被中国出口奇迹的表象所惑，而将贸易顺差与贸易利润混为一谈。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对“对等开放”的片面理解，持有该论者对于全球化对中国自主发展构成的伤害则近乎视而不见。

与当前中美贸易战高度相似的是，中国20年前的入世谈判，其真正要害是在投资自由化而非贸易自由化，这就是“对等开放”或曰“无差别市场准入”的真实意涵，也就是通过贬抑经济中的“国家角色”，使后发国家很难再合法地推行“产业、贸易和技术”(industrial, trade and technology，简称ITT)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ITT政策恰恰是几乎所有当今发达国家在各自的经济起飞阶段大力实施过的。赶超即狭义的“国家发展”(national development)。世贸组织之不同于关贸总协定(GATT)，就在于用“增长”(growth)替代了“发展”(development)作为其基本经济理念，也就是用相对容易取得的增长绩效的愿景，诱导发展中国家放弃赶超，转而通过专注于自身的比较优势追求所谓的“外向型增长”(externally oriented growth)。WTO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原则对国家角色和自主发展的排斥，经典地体现在《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这三大基石协定尤其是前两者的规则设计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规定东道国当局不得对外国投资者提出当地含量(即国产化)、外汇平衡和出口比例要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则明确禁止仿制和反向工程。这些“反发展”(anti-developmental)规则的制定过程是高度政治化的，因为发达国家早已认识到技术在未来全球产业竞争中的极端重要性。因此，这两大协定从本质上讲是发达国家以建立所谓“全球公平竞争平台”(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的名义，阻碍后发国家实施赶超的保障机制，目的就是要实现对其既有技术优势的长期垄断;用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家彼得•诺兰(Peter Nolan)教授的话说，这是发达国家牺牲穷国利益的(技术)保护主义。

由于TRIMs和TRIPs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色彩太过浓厚，尤其是限制后发国家自主发展的意图过于明显，这两大协定遂为WTO所有成员方包括发达国家在内设立了实施宽限期(grace period)。值得注意的是，TRIMs并没有剥夺WTO成员方政府对外资实施强制技术转让的主权权利。具体到中国，在1999年11月15日达成的有关中国入世的中美双边协定中，中国除了承诺TRIMs规定的全部义务外，还承诺不对外资强加技术转让要求。这一超出TRIMs义务的额外承诺因WTO最惠国待遇原则，自动构成所有缔约方在中国享有的单方面权利。中国在此问题上作茧自缚不但有损自身的“国家发展”，更在长远上不利于整个发展中世界谋求更多“发展空间”的合理诉求。[6]中国还在最终的入世协议中承诺，一旦入世，则立即实施TRIMs和TRIPs(无宽限期)。除此之外，为稳定以工业制成品为主体的出口增长，中国在农业和“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上也做出了重大让步。

众所周知，工业化实现的核心标志，就是后发国家由低附加值制造向高附加值制造转型的产业升级取得成功;工业化成功意味着本国产业能够自主生产关键零部件和制造装备(产业链前端)并拥有强大的系统集成(产业链后端)能力。换言之，工业化体现为整个产业链的现代化。拥有相对完整的现代化产业链是确保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基础。一般来说，工业化成功后放弃低端制造环节无损于产业链运行和国家安全，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教授2009年来华访问时对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观点的反驳。克鲁格曼指出，美国放弃低端制造“只是价格(成本)问题而不是能力的问题”。一定程度的“产业空心化”并不代表美国已丧失工业制造能力。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低端制造的自然消亡或流向低工资国家是本国产业升级成功和经济结构优化的自然结果，也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因为真正的工业化经济必然是高工资经济，工业活动主要表现为掌握较高技能的本国技术工人承担高附加值制造，这样的先进经济体必然是内需主导的，也为其他落后经济体提供着外需动力。

很显然，“浅度融入”(shallow integration，指有限度开放)有利于后发国家在保有充分经济主权的前提下，通过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如对外资施加国产化(强制性供应链采购)和技术转让要求，强制其扶助本国零部件产业的现代化。这既是实现现代化的捷径，也是“改革开放”的真正意义所在。然而，在全球产业竞争日益“寡头垄断化”以及全球化对“深度融入”的民族国家经济主权构成严重侵蚀的情况下，自主发展和赶超已然相当困难。克鲁格曼教授提出“战略融入”(有限度、选择性开放)的概念，正是看到了开放本身存在着风险。

中国入世后，由于“政策空间”(policy space)急剧萎缩，产业的过度开放导致原有的完整产业链因后端装配环节被整合进全球供应链后，与前端的零部件供应环节发生断裂而日益支离破碎。与此同时，面向国际市场的代工生产(OEM)在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下，则必然形成对发达国家先进制造装备和关键零部件的严重依赖，这反过来又构成了对本国产业链“前后端关联整合”的进一步排斥;而且，这种代工生产以及哪怕是相对独立且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本国产业的终端集成(如大飞机制造)，其产品的质量或技术复杂性越高，对中间品进口的依赖就越大(如表一所示)。

中国入世后，制造业绝大部分已经开放，对极少数尚未开放的高端制造业，如航空航天、船舶制造和新能源产业等，WTO有关法律规定存在着一些灰色地带，这就给中国实施产业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政策空间”。从2006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推进“自主创新”，通过政府采购和施加国产化要求等产业政策手段，扶助战略新兴产业对国外先进技术实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些做法并不违反中国的入世承诺。然而，西方对此极其敏感，认定中国正在动用集权国家的强大力量推行技术民族主义。从2007年起，美国通过多轮与中国的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以及中美商贸联委会(JCCT)谈判，促使中国承诺尽快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自主创新政策与政府采购脱钩、政府采购不对外资产品实行歧视、中国政府不再对外资提出国产化要求、不对外资强制要求技术转让、技术转让与否取决于中外企业的自主决定、开放股指期货、开放QFII，等等。

中国决定妥协，接受了上述超出入世承诺的新的经济自由化要求，显然是为了化解因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过大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所引起的巨大国际压力。其深层背景是，中国产业升级遭遇到严重困难，故而任何对全球失衡的强力纠正——无论是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抑或美国实施大规模贸易报复——都是中国经济所难以承受的。问题是，自主“政策空间”的进一步丧失，使得中国建立在技术引进基础上的“弯道超车式”自主创新变得有名无实。更不利的是，中国迄今仍迟迟未能建立起能够激发原始创新的强有力的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简称NSI)来支持本国产业的自主振兴。这体现在：虽然国家补贴的研发(R&D)支出呈井喷式增长，巨额支出却并未被集中用于原创性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占比始终远低于美日等先进国家。[7]这几乎无助于扭转产业链关键环节核心技术缺失的局面。“中兴事件”的惨痛教训已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既往的片面依赖技术引进实现快速发展亦即发挥后发优势的所谓“弯道超车”式科技发展思路——正如中国科学界已普遍认识到的——只会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大”。

在关键零部件和制造装备等上游供给环节受制于人并形成持久性技术依赖，表明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已不再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这是全球化带来的直接后果;中国为换取出口市场的稳定而不惜承诺实施更大规模的经济自由化，则恰恰又进一步加强了全球化对中国赶超的刚性抑制，这不但造成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脆弱，更令中国陷入了“有增长无发展”的依附发展的陷阱。那种所谓“四万亿”刺激方案令中国错失结构调整良机的说法是无的放矢，因为中国依附发展趋势的制度化，使得任何以产业升级为目标的结构调整都无法取得成功。

大国崛起的真正基础是自主发展，而绝不可能建立在持久的技术依赖的基础上。这一点毋庸置疑。故试图通过更大规模的全球化(全面开放国内市场)来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转型，无异于缘木求鱼。笔者认为，追求自主发展不等于闭关锁国，也不必然构成对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即使身处全球资本主义已一统天下的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通过自主发展实现和平崛起也依然是可能的。与此相反，中国于2003年提出“和平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全球化所导致的依附发展在国家外交理念上的反映。问题是，就算中国满足于依附发展，并在政治上诚心服膺美国的领导，最终还是无法避免中国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发生冲突。撇开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暂且不论，美国于战后创建的“自由秩序”至多只能容纳1～2个德日这样规模的前工业化强国“和平崛起”，而无法容纳(无论情愿与否)地理-人口规模如中国之巨者对资源的渴求，中国恰恰又不是一个资源富足的国家，中国以“帝国”般的庞大经济规模“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国际分工，其粗放发展的低端制造在极度政治化的高增长目标的压力下，必然导致本土资源的过早枯竭，进而对世界资源的供求格局产生剧烈冲击。面对粮食和原材料不足的现实或潜在挑战，为保障从“自由秩序”的内部和外部获得稳定和充足的资源供给，中国依照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思维，开始全面的军事现代化尤其是发展全球投送能力，而这不可能不引起决不允许自身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的美国现实主义者的针对性反应。

近来，针对中国遭遇挫折所做的反思，体制内有一种声音颇具代表性：中国过去几年“有些高调”，以至于把美国和西方内部团结起来一致对付中国。其潜台词是：只要恪守邓小平“韬光养晦”方针，低调行事，中国就可以一帆风顺实现“和平崛起”。这一看法纯属一厢情愿。首先，(如上分析)正是中国“深度融入”的发展战略本身塑造了中美之间近乎难以调和的结构性冲突。其次，韬晦之本意是为了积聚力量而对外实施战略欺骗，为此，必须绝对隐藏国家的战略意图。但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进而全面加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恰恰令其几乎方方面面都无密可保，在此情形下，任何与“韬晦”目的相关的“秘密战略”的讨论都不免流于滑稽，且难彰其效。再者，韬晦战略的另一个重要假设前提就是“知己知彼”，美国基于“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国家理性不但从未放松对中国的战略警觉，其经济融合中国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更不是为了帮助中国成为第二个德国或日本，而这与中国政治上采用何种体制以及外交上是否持续“低调”没有关联。认识不到或不愿正视这一基本事实而空谈什么“韬晦”，无异于自欺欺人。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笔者对这种“自欺”有余却未必能“欺人”的“韬晦论”提出质疑，不等于赞同外交上张狂自大、处处树敌的不智之举，那种做法除了为美国遏制中国增加口实之外别无益处。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中国战略处境之尴尬恰恰在于：只要一天不摆脱技术依赖、真正实现自主发展，中国的经济规模再大，哪怕压倒了美国，也不过是个经济上的“泥足巨人”。然而不幸的是，在国际政治中，“泥足巨人”也依然是个巨人，虽然当下之中国远不具备足够的软硬实力与美国争霸[8]，中国在后者眼里已然坐大，足以掀起国际丛林世界的惊涛骇浪，此时重提韬光养晦，非但不可能令其释怀[9]，反而会被视作中国企图再次玩弄战略欺骗把戏的最佳证据，正如他们看待诚信不足的中兴通讯。因此，无论现在中国如何去“韬晦”，在战略层面上已经行不通了，尤其是在当前美国统治精英们认定中国已对其国家利益构成“最广泛、最具挑战性、最重大的威胁”、美国必须因应之以“全面的战略”甚至不排除采纳基辛格所建言的“反向尼克松战略”(reverse Nixon strategy，即所谓的“联俄制中”)的情况下。

三、美国大战略：消灭挑战者

自尼克松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一条不变的宗旨，就是把中国“完全纳入国际体系”，将其改造为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的维护者、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冷战结束后不久(1992年)，美国便很快确立了其在后冷战“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那就是，绝不允许再出现新的全球性大国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当时美国所担心的未来挑战者既非俄罗斯联邦，更非中国，而恰恰是其盟国——德国和日本。[10]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加快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克林顿政府决定对中国采取“全面接触”的政策，以促进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化”。

中国加入WTO为美国在经济上融合中国提供了契机。通过说服中国精英接受“对等开放”，美国在与中国举行的有关中国入世的双边谈判中，对中国极力施压，迫使中国在“市场准入”上做出巨大让步，以放弃经济民族主义诉求为代价，换取美国给予中国出口产品永久最惠国待遇。2001年小布什总统任内发生的9•11事件导致美国国家战略发生重大改变，美国转向全球反恐战争需要中国的外交支持，中美关系因之而大大改善，于是出现了有利于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相对于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和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国力的损耗，中国则似乎在不经意间，在入世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通过出口导向的增长奇迹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崛起得到了举世公认，中美关系因而成为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中美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因此为国际战略界所高度关注。

2009年就任总统的民主党人奥巴马被美国极端保守派视为一个软弱无为的领导者，尤其是指责他在应对中国“挑战”上乏善可陈。其实，正是奥巴马果断实施了对美国国力的“止损”(撤出阿富汗和伊拉克)。他强调美国第一、推动重返亚洲、促进“出口倍增”，并积极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他根本拒绝接受中国提出的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因为这在他看来是中国企图与美国平起平坐、削弱美国领导地位的颠覆之举。事实上，正是在奥巴马任内，美国通过一系列对话和谈判，迫使中国承诺放弃所剩无几的产业政策工具，这与外界普遍认为的所谓中美“权力转移”形成了强烈反差。尤其重要的是，2015年10月5日，美国与TPP十一个参与国的谈判取得重大突破，这是奥巴马决意“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规则”的具体体现。如果不是因特朗普上台后“倒行逆施”，退出TPP，该协定一旦付诸实施，有可能对中国外向型经济构成严重打击。

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大战略很快明朗，那就是在“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旗号下，大力推行经济民族主义，构建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美利坚堡垒”(Fortress America)。美国此举既不是要重返孤立主义，更不是要反全球化，而是对内通过推动制造业向本土回流的“再工业化”，扭转产业过度空心化对美国国力的削弱，与此同时，采取包括限制外国投资在内的一切手段捍卫美国本土企业的技术优势;对外继续不遗余力迫使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门开得更大”且无法再关闭。简而言之，特朗普大战略的本质不是要放弃国际市场和美国领导地位，而是要让美国占尽全球化的好处。

尼克松在离世前曾感叹由其首创的“遏制但不孤立”(containment without isolation)中国的融合战略归于失败，因为在他看来，融合导致了中国强大，而美国却未能影响中国的政治走向。特朗普对此则不以为然，他无意改变此前历任总统推行的融合政策。只是，作为一个冷酷的现实主义者，特朗普对于空洞的意识形态说辞嗤之以鼻，他不但对于推广西方“自由价值”兴味索然，对于中俄采用何种国家体制以及未来政治走向更是毫不在乎——只要它们不损害美国的霸权地位。作为一位大企业主出身的政治家，特朗普注重的是能够确保目标实现的具体行动措施。在他看来，他的几位前任都是缺乏行动力和政治意志力的无能之辈，既然中国业已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11]、既然“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为此美国必须倾全力强硬回应来自该“修正主义强权”的经济和军事挑战——那么，仅仅靠乞灵于技术保护主义而被动地困守于“美利坚堡垒”显然是不够的[12]，美国必须主动出击，把中国寻求实现“科技自主”亦即未来挑战美国的潜力消灭在萌芽状态，哪怕因此而引发“下一场大国战争”也在所不惜[13]。由此可见，特朗普绝然不是要仿效其前辈在冷战时“隔离”(fence in)苏联的做法把中国重新推回闭关锁国;恰恰相反，与解决朝核问题的思路相类似，特朗普的战略设想就是要在加强对华技术封锁的同时[14]，动用一切可制度化手段(institutionalizable means)，确保中国经济的彻底开放，尤其是放弃以“窃取”西方尖端技术为目的的产业政策工具这一意义上的市场准入“全面、可核查和不可逆转”(complete, verifiable and irreversible，简称CVI)[15]，以杜绝中国通过“弯道超车”实现技术跃进的可能。

四、“国家主义”与芯片：我们该如何反思？

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强烈敌意特别是“中兴事件”所引起的冲击之大，促使有关方面决心不计代价自力更生[16]，但是仅仅几天之后，中国官方又做出新的决定，由中方出资邀请外资“共造世界级芯片产业”[17]。这一变动背后的原因尚不明了。此间，有经济学家对“不计代价”的表述背后所折射出的国家主义冲动感到不安，更有海内外舆论将之与20世纪50年代末全民“大炼钢铁”的大跃进相提并论。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但如果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定国家对推动本国产业自主振兴的重要作用，那就走向了新的思想误区。

吴国光教授新近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经济国家”(economic state)，指的是冷战结束后，几乎所有国家都出现了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的相互融合。其动因是所有政体都要仰赖经济增长来为其政权合法性正名，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要谋求连任，同样需要追求经济增长的绩效;而来自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强大竞争压力，更是促使民主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不遗余力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很好地解释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待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机会主义态度。以政府采购为例，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政府采购规模普遍相当巨大，体现出这些国家对政府采购这一产业政策工具的高度重视和倚重。有关文献资料显示，美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只是表面开放，而在实践中，美国政府则是通过立法和行政监管等多种手段偏向本国产业，但这并不影响美国千方百计打开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政府采购市场。

“经济国家”的普遍化是全球化时代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特点。被西方视为国家资本主义样板的中国，其“经济国家”的效能主要体现在推动增长而非促进创新上，这正是中国“经济国家”与美国“经济国家”的根本区别所在。需要指出的是，自由民主国家并不必然具有最高的创新效率;无论是俾斯麦时代的帝制德国，还是魏玛共和国之后的第三帝国，其科技原创能力之强都属同时期工业国家前列。英国曾经播放过一部历史纪录片——《第三帝国的高技术》，片中详细列举了纳粹德国首创的多项科技成就。2017年2月，刚刚解密的美国国家档案证实，德国曾领先于美国约九个月时间，即1944年10月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之所以未能被用于实战很可能与武器化的技术滞后有关。这些惊人的成就还是在德国已经排斥了大批杰出的犹太科学家的情况下，由“纯种雅利安”科学家在高度封闭的条件下原创出来的。这些成就当然不能证明纳粹极权主义的“制度优越”，而仅仅说明了俾斯麦时代的帝制德国所建立起的优良的国家创新体系，在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魏玛共和国之后已然根深蒂固，假如不是因为希特勒的极端种族主义偏执狂，德国的科技成就将会大得多。无独有偶，战后韩国和台湾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功，其强大的科技能力为世人所称道，这与它们建立起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创新机制有着莫大的关系，而这些制度建设都是在“民主转型”之前完成的。因此，能否在尽可能有利的国际条件下构建起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真正关键所在。

中国何以破局？依笔者个人浅见：破除全球化迷思，抑制“大跃进”冲动，以及重塑国家角色。至于具体怎么做，那是政治家的使命和职责所在!

相关简介：岳健勇，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政治学博士，先后任教于伦敦国王学院和伦敦政经学院，新著为China’s Ris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Myth or Reality？，由Palgrave MacMillan公司于2018年出版。本文首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83期，限于篇幅，仅保留部分注释。

注释

[1] 据美国财政部2018年4月16日公布的数据，在过去的六个月，中国作为外国机构投资者大幅增持美国国债，其增幅为全球之最，仅在2月份就增持了85亿美元，从而使国债持有量达到1.18万亿美元(截至2月底)，排名第一;而排名第二的日本则于同期减持了美国国债。”China Boosts Its U.S. Treasuries Holdings by Most in Six Months,” Bloomberg, 16/04/201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4-16/china-boosts-its-u-s-treasuries-holdings-by-most-in-six-months。2017年12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265亿美元，是2010年以来的七年间增幅最大者。”China Holdings of U.S. Debt Rose in 2017 by Most in Seven Years,” Bloomberg, 15/02/201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2-15/china-2017-holdings-of-u-s-treasuries-rise-most-in-seven-years

[2] 欧盟和日本已于此前主动要求加入美国一方，向WTO投诉中国“涉嫌歧视性的专利技术许可规定”。Bloomberg, 05/04/201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4-05/america-seeks-coalition-of-willing-on-china-trade-update

[3] 5月7日至8日，中朝领导人继3月底北京会晤后在大连举行第二次会晤。朝鲜随后对拟议的6月12日朝美首脑会晤态度发生变化，特朗普立即(5月24日)宣布取消与金正恩的会晤，并讥讽中国是“世界级扑克玩家”，称“如果我们能与朝鲜达成某种好的协议，我们可以忽视中国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金正恩不同意放弃他的核武器与导弹，我认为我们得对中国下手，而且必须对中国下重手。”见报道“川金会破局对中国有利还是会加剧美中裂痕？”VOA中文网，2018年5月25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trump-kim-summit-20180525/4410441.html

[4] 1990～2017年，来自亚洲的进口占美国全部进口的比重平均在40%上下。所不同的是，从2002年起，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国。

[5] 此处采用的是2016年世界银行数据。见”U.S. tariffs are among the lowest in the world – and in the nation’s history,” Pew Research Center: Facttank, 22/03/2018.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03/22/u-s-tariffs-are-among-the-lowest-in-the-world-and-in-the-nations-history/

[6] 在2001年WTO部长级会议上，美国和欧盟试图“修正TRIMs，禁止诸如在合资、技术转让以及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全部实绩要求”，因受到印度和巴西的抵制而未果。Robert Wade (2003), “What Strategies Are Viabl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day？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the Shrinking of ‘Development Spa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0:4, pp.621-644; “EU’s Tusk says the WTO needs new rules on forced tech transfers, subsidies,” Reuters, 16/07/2018.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china-eu-wto/eus-tusk-says-the-wto-needs-new-rules-on-forced-tech-transfers-subsidies-idUKKBN1K608M

[7] Jianyong Yue (2018), China’s Ris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Myth or Real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 298. 据国内媒体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复生表示，以投入为例，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占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比例大约在15%至25%之间，我国基础研究占R&D的比例大约只是它们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见报道“核心技术：要跟踪更要原创”，《经济日报》2018年6月12日。https://paper.ce.cn/jjrb/html/2018-06/12/content_364827.htm

[8] 美国战略家约瑟夫·奈认为，就挑战国际秩序的能力和意愿而言，当下之中国既无法与“修正主义”纳粹德国，也无法与“修正主义”苏联相提并论。Joseph Nye (2015): 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 68. 但近来情况有所变化，华府显然认为中国有着取彼而代之的勃勃雄心。见”CIA official: China wants to replace US as world superpower,” CNN, 21/07/2018. https://edition.cnn.com/2018/07/20/politics/china-cold-war-us-superpower-influence/index.html; “美官员：中国对美国展开‘新冷战’”，VOA中文网，2018年7月21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wages-a-new-cold-war-with-US/4492489.html

[9] 美国军方和情报界已经形成共识：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已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U.S. ‘Benign China’ Policy Ending – CIA analyst declares China now waging Cold War on U.S.,” The Washington Free Beacon, 24/07/2018. https://freebeacon.com/national-security/u-s-benign-china-policy-ending/

[10] 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对来自西德和日本咄咄逼人的经济挑战已然深感不安。Jeffrey E. Garten, “Japan and Germany: American Concerns,” Foreign Affairs, 68:5 (Winter 1989/90), pp. 84-101.

[11] 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总统签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报告，明确指中俄为企图塑造与美国“价值和利益”相对立的新的世界秩序的“修正主义强权”(revisionist powers)。见NSS 2017，第25页。报告全文见：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2018年1月19日，美国官方公布了部分解密的《美国国防战略2018》(概要部分)，概要指出：“国家间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关切。中国是……战略竞争者。”见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Introduction, p. 1.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12] 《美国国家安全报告》(2017)明确指出：“重建本土经济实力以及维护公平互惠的国际经济体系，将会提升我们的安全，促进世界的繁荣与和平。”见NSS 2017， 第18页。

[13] 事实上，近年来美国及西方战略界已大张旗鼓地讨论与中国发生“下一场大国战争”的各种可能性及应对方案。Rod Lyon: “Is major war obsolete？” The Strategist, ASPI (Australia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19/08/2014.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is-major-war-obsolete/; Amitai Etzioni (2016): “Making a US-Sino War ‘Thinkable’？”, The Diplomat, 22 September. https://thediplomat.com/2016/09/making-a-us-sino-war-thinkable/; RAND Report (2016): “War with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Unthinkable,” authored by David C. Gompert, Astrid Stuth Cevallos, Cristina L. Garafala.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research_reports/RR1100/RR1140/RAND_RR1140.pdf; RAND Report (2017): “U.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Forces for a Dangerous World – Rethinking the U.S. Approach to Force Planning,”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782.html; Alan L. Gropman: “America Needs to Prepare for a Great Power War,” The National Interest, 07/02/2018.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needs-prepare-great-power-war-24392

[14] 2018年8月1日，美国联邦政府公报网站发布文件称，美国商务部将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1日起，以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为由，把44家中国企业(8家单位及其36家附属机构)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实施技术封锁。见Federal Register Volume 83, Issue 148 (August 1, 2018).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FR-2018-08-01/pdf/2018-16474.pdf

[15] “‘We can’t just trust’: The thinking behind Trump’s get-tough approach to China,” Reuters, 06/04/2018.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ade-china-strategy-analysis/we-cant-just-trust-the-thinking-behind-trumps-get-tough-approach-to-china-idUSKCN1HD2KC; 特朗普总统的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在与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来美会谈后告诉记者：“I think, just as important, they have to lower their tariff rates, they have to lower their non-tariff barriers and we have to have a verifiable process whereby the technology transfers and the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ops. It has to be verifiable.” Reuters, 18/05/2018.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ade-china-kudlow/trump-economic-adviser-kudlow-says-china-meeting-many-of-our-demands-on-trade-idUSKCN1IJ2M2

[16] 2018年4月19日《人民日报》(第5版)称，“从现在开始，中国将不计成本加大在芯片产业的投入”。https://opinion.people.com.cn/n1/2018/0419/c1003-29935400.html

[17] “参考消息网4月26日报道美媒称，中国希望外资参与其打造世界级芯片产业的计划。”https://www.sohu.com/a/229477187_114911

• 来源：钝角网-《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