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别了，旧梦
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20世纪末的1992年，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并不仅意味着这场战争的结束，或者战后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结束，而是历史的终结，标志着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止和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化。简单地说，西方自由民主是人类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政体形式，不管哪一个社会最终都会走向这一政体形式。
之前，生活在18至19世纪的黑格尔也提出过“历史终结论”，认为近代基于民族之上的国家形式（即民族国家），是人类历史上可以拥有的最好也是最后的国家形式。跟随黑格尔，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必将替代资本主义，成为人类的最后社会形式。如同黑格尔和马克思，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并未如其所愿。
福山可能没有意识到，正当他提出“历史终结论”的时候，人类开始向从黑格尔、马克思到20世纪成长起来的所有政体告别，只不过当时这个趋势并没有那么明确罢了。然而，今天随着众多强势政治人物的崛起，普京、特朗普、埃尔多安、莫迪等等，20世纪和21世纪这两个世纪突然断裂开来，人们不得不向20世纪告别。当然，这不是时间概念上的断裂，而是思想和价值层面的断裂。
尽管人们并不认同福山所宣称的“历史终结论”，但从20世纪过来的人总是带着一些那个世纪的理想而进入21世纪的，希望世界会变得（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和（社会）平等。这并不是说，人们都会不切实际地幻想自己的国家变成西方，但人们的确期望自己的社会能够发展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自由和公正。不管各国是否有条件实现这些，或者是否在现实中享有这些，这些都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价值。今天，就连最专制的社会，也不会否认这些自近代以来逐渐发展出来的价值观念。
19世纪，面对当时勃兴的民主政治，两位意大利社会学家莫斯卡和帕累托“反潮流”地提出了“精英政治理论”，对民主政治的前途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他们认为，不管什么样的政体（专制独裁、寡头、共和、民主等），所有社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即总是由少数精英统治多数大众。这种精英政治理论不合时宜，被视为是为日后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两位社会学家的理论也自然被人们冷落了。
到了20世纪，民主的社会基础得到了实质性的扩展，更多的社会群体开始享有选举权。不过，1940年代，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熊彼特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提出了“民主精英理论”，也认为民主政治并不改变一个社会结构的本质，任何社会永远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社会永远是分化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英与大众的。
熊彼特批评了西方两百年间的主要民主理论，认为它们都是建立在不真实的、规范假设基础之上，都是空想，与事实完全脱节，民主理论更是不知道政治权力的真实来源。他自己提出了一个称之为“民主程序理论”或者“精英竞争式民主理论”，把民主界定为仅仅是产生统治者的一个过程。无论人民参与程度有多大，政治权力始终都在精英阶层中转让。
在精英统治时代，不管是民主还是专制，有三种制度具有普遍性：第一、精英（通过其所控制的国家机器）垄断暴力机器；第二、精英的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成为统治社会的“软力量”；第三、法律在统治社会的同时也在调节精英之间的关系。在专制社会，法律仅仅是统治社会的工具，而在民主社会，法律不仅仅是工具，而且立法者本身也服从法律，即“法治”。
在精英统治时代，精英的统治首先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不过，所有这些维护精英统治的制度具有扩散效应，利益扩散到不同的社会群体。例如，熊彼特认为，尽管民主只是精英之间竞争的一种制度（技术性）安排，但正因为精英之间的竞争，社会获得了选择的机会，也即参与政治的机会。
政治强人靠民粹主义上台
不过，进入21世纪以来，所有的情况都远远超出了这些20世纪理论家的预测。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时代，西方与东方、民主与专制、自由与不自由等区分都是意识形态的结果。21世纪这些区分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甚至出现政治上的趋同现象，至少就实践来说。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不管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是西方还是东方，强势政治人物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并且他们所依靠的都是民粹主义。
所谓的民粹主义是和传统精英主义相对的，精英主义表现形式就是精英之间就统治社会达成共识，精英按照精英之间所达成的规则来统治，而民粹主义则表明统治阶层的一些精英“背叛”了本阶层的利益，直接诉诸于民众。
不过，民粹主义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基础。在土耳其，民粹主要表现对宗教和传统帝国精神的复兴；在印度，主要表现在解放种姓制度和对外的民族主义；在俄罗斯，主要表现为传统帝国精神和对外民族主义；在美国，主要表现为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复兴。民粹主义的基础可以发生变化，取决于各国政治人物需要开发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资源。
民粹主义的崛起正在改变各国的政治格局。就政治来说，从传统精英民主时期的“间接民主”向当代的“直接民主”转型。凡是精英民主都是间接民主，间接民主（例如代议民主）的制度设计就是要预防民粹主义。但今天，因为精英之间已经难以达成共识，政治人物纷纷跳出精英小圈子直接诉诸于大众。最明显的表现在各种公投上。公投名义上民主，但实际上是政治人物失去政治判断能力和政治责任感的结果。
在国内选举上，民粹主义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国家，今天的选举几乎可以和民粹划上等号。再者，民粹主义表明政治权力的基础是民众，民粹主义政治必然表现在统治者和现存体制和既得利益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各国强势政治人物纷纷逃避现存体制制约，这一趋势并不难理解。这些政治人物不惜和现存体制公开对抗，通过自己组织的“非正式”权力机构来行使权力。
经济越来越成为左右政治工具
民粹主义的经济又是怎样的呢？在西方，经济一直是被视为具有自治性，尽管也存在着政府的各种干预。因为是自治的，民粹主义很难影响到经济过程。在非西方的大多数国家，经济没有自治性，历来就是政治人物的统治工具。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不管东西方，经济越来越成为政治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说，就其经济基础而言，民主开始从中产阶级民主向“无产阶级民主”转型。这里既有“政治无奈”的成分，也有理性的政治计算。在西方，因为福利社会的高成本和难以为继，传统精英政治下的中产阶级民主已经走到一个顶点。
在全球化状态下，西方的中产阶级规模正在缩小，越来越多的人向无产阶级转化，而政府则无能为力。不过，就政治计算来说，无产阶级似乎比中产阶级更有利于民粹主义。中产阶级寻求自治，但穷人则需要“救世主”，并且人越穷，就越需要一个强大的“救世主”。或者说，人民的贫穷成为了民粹主义领袖的政治资源。俄罗斯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结果，无论东西方，很多国家都出现了“牧民”或者“养民”的趋势。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也为民粹主义领袖提供物质上的可能性，即老百姓即使不工作，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所产生的物质财富也能维持生活。可以预见，一旦各国政府放弃了追求社会公正（即解决巨大的收入差异问题）而转向“养民”社会，人们就告别了20世纪社会，而进入一个未知社会。不过，直到今天，还没有人预测过“养民”的严重后果。
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已经为民粹主义政治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技术手段。最近揭露出来的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剑桥分析公司开发了个人性格测试程式，收集5000万名facebook（面簿）用户的隐私数据资料，用来选举分析和针对宣传用途。这件事情被揭露出来纯属偶然，因为facebook是私人公司。如果facebook是一家国有公司，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当各国当政者掌握了这种技术手段，民众（投票人）不再是能够做出理性判断的个人（古典民主理论的假设），而仅仅是政治人物所操纵的对象。从美国到欧洲，从俄国到印度，今天的民粹主义领袖能够如此有效地把握民众心理，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分不开。尽管人们用20世纪的道德和意识形态来评判技术，但类似的技术一旦产生，便不可避免地进入政治生活。大数据已经成为经济生活的主流，也已经出现成为政治生活主流的大趋势。如果传统政治是精英群体之间的政治，新政治必然是领袖操纵大众的政治。
如果民粹政府掌握经济和技术的趋势不能改变，21世纪会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英国左派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经写过很多有关“时代”的书，包括《革命时代：欧洲1789年-1848年》、《资本时代：1848年-1875年》、《帝国时代：1875年-1914年》和《极端时代：短暂的20世纪，1914年-1991年》。他去世之后，出版了一个题为《碎片时光：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的集子，反省了他所理解和经历的时代。霍布斯鲍姆一生经历了共产主义革命和西方的各种变革，最有资格来反思他那个时代。
他本身是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一生享受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一生中也非常同情和支持共产主义，甚至对斯大林的激进政治（包括大清洗）抱理解的态度。他不相信西方传统上由少数主导的精英政治能够维持下去，认为苏联式的大众政治是人类的出路。
尽管他享受着资产阶级的文化，但他对此非常不满，倾心于平民文化。但是，他又深切感受到西方大众消费文化的痛楚，因为大众文化一出现，他一直享受着的精英文化便迅速消失。今天，从20世纪过来的人也有如霍布斯鲍姆的感觉，他们带着20世纪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到了21世纪，但发现21世纪是和他们固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背道而驰。
如果从负面意义上说，人们并不难称呼这个时代，可以称其为“幻灭的时代”，或者“失望的时代”，或者“梦飞的时代”。传统世界和传统价值观消失了，人们再也不能用传统的价值来看新世界了。1880年代，面临一个不确定世界，尼采（Nietzsche）惊天动地地叫出了“上帝死了”的口号，呼吁人们放弃成见，勇敢地去迎接一个全新的世界。今天的人们是否也需要有这样的勇气来面对这个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