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西方的误解与选择
作者:侯太领
对于西方来说,中国显然比伊斯兰国家更难理解。伊斯兰社会宗教与世俗的并行,乃至君主制等,都似曾相识。但中国却完全不同,在这里能找到各种先进或落后的文明要素,而且它们似乎正在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共生并存,即使运用最可靠的、被反复验证过的分析模型,也很难对中国的诸多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事实上,中国本土的精英阶层,同样无法将西方理论与当地实情严格对照,而是经常假借“特色”之类的托词,自说自话或者含糊其辞,然后任由这些被寄于厚望的方法理念在实践中扭曲异化,最终不知所以。这种局面决定了东、西方对中国的认知都不尽然准确。
中国的许多政纲,主要出于对内社会治理和维护秩序的考虑,旨在树立权威和目标激励,同时对举国上下起到一种统领的作用。这是集中体制下所必须采用的方式,也与管理者对自身的道德定位过高有关。
即使那些听起来十分张扬的宏大构想,也存在苛求修辞叙事效果,以感召民众的成分,而未必是真正用于处理外部关系的战略。这种习惯与中国历史上内圣外王的道德完美主义一脉相承,在特定情形下的正式用语里,向来不会出现哪怕是稍显平庸或中性的辞藻。
但当这些政纲公布之后,往往被西方解读为战略上的扩张和威胁,甚至是意图重塑现行国际体系的行为等等。
在纠正“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之后,中国社会的政权基础更多依赖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其他因素对此的支撑效果越来越弱。这决定了社会治理的核心只能是发展经济,使人民日益富足,而不会是单纯的政治改革,或者无视经济状况去刻意地引领某种价值,更遑论建构新的世界秩序。
这与选举政治之下的执政基础完全不同,但这套逻辑在国际社会上很难得到认同。所以,像“一带一路”更多是出于寻找替代市场的地缘经济行为,但显然被理解成了政治上的扩张;而“中国制造2025”之类的产业政策,则被解读成了谋取战略优势的行动计划。
导致西方误解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社会的转型形态。中国当前的社会形态脱胎于传承数千年的大一统体制,进入近代以来,最大的改变除了政权的更迭之外,恐怕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政治机制与民众生活相互分离,以法治划定二者之间的界线,对中国则是:传统的强势权力与新兴的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这类问题在西方早已形成历史定论,但中国革命历经百余年,加上改革开放40年,仍然在苦苦探寻答案。像权大还是法大?如何防止权力腐败,中国是否属于市场经济国家,民企的地位等各种争执,皆源于此。
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由于信息交互更加通畅,历史传承、政权利益、外来价值和全球一体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等元素,在中国的碰撞更加激烈,社会治理越来越难。中国自身十分困扰于这些问题,一直在尝试寻求解决办法,甚至采用了一些应急性的手段,给人一种退回到过去的感觉。但这些都是危机导向之下的功利之举,不是长效的治理机制。
西方显然无法理解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而是通过回溯自己的历史,将其简单地概括为国家资本主义、重商主义等,明显是管中窥豹了。
当然,西方将中国视为问题之所在,并非完全出于误解,也是一种需要。
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观帮助西方社会克服了“滞胀”,赢得了“冷战”,但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平等、多元主义、消费主义等后现代性的价值理念逐渐上位,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竞争格局重新浮现。
九一一事件将文明的冲突充分暴露,而2008年金融风暴则宣告新自由主义经济走到了尽头,东西方之间原本可望不可即的差距因此而逐步缩小,西方社会感受到了新兴市场的迫近和继续保持绝对优势的难度。同时,多元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失衡日益严重,传统价值观颓废裂变。在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西方产生了寻求改变和转型的巨大压力。
这一次的压力显然不是历史的重演,单靠政治正确和重树凯恩斯主义解决不了问题,金融风暴之后的干预措施也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只能从更深层面寻找答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对普世价值观和后现代主义进行反思。如今赚足眼球的“保守主义”正是西方社会反思的产物,其本质是回归赖以缔造辉煌的主流文化,重新拥抱由启蒙思想、新教伦理和工业制造等所支撑的所谓“现代性”价值观,这也就是特朗普们正在做的事。
从这种维度分析,无论是英国脱欧、特朗普现象、难民潮问题,还是西方对“政治正确”的弱化,全球化的收缩,右翼的上位等,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反观西方重回保守主义的过程,除了自身原因之外,外部最大的变量恐怕就是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当反恐告一段落之后,中国因素就更加突显出来。中国作为“华工”的故乡,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经济总量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上升到世界第二,在全球治理和民众日常生活中处处彰显出巨大影响力。这注定了西方在反思自身问题时,无论是否可以归罪于中国,中国都是最容易让选民认可的理由。
理性的分析,中国不扩张的文明特质,以及西方事实上也因中国的发展而受益等等,都在所不论。客观而言,在选举导向的政治格局中,如果能够抛开冷战的原罪,相信西方的左派和右派都会首先选择遏制中国,而不是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
但是,中国终究不会成为西方的敌人,因为中国在主观上绝对不愿意扮演“敌人”这种角色,无论文化传承,还是发展阶段,都决定了中国会全力回避出现这样的僵局。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将区域安全和确保执政根基的稳固作为首要诉求,未来也会这样。关键还在于,中国在全球化体系中所承担的分工,与其产业工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外溢效应密切相关。这种植根于文明的独特性无可替代,且令所有国家受益;未来随着消费潜力的释放,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令人无法抗拒。这决定了西方国家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无法将中国真正当成敌人对待,经贸仍然会是“压舱石”。
从长远看,全球化和信息化是无可改变的趋势,共享和互利是未来经济的基本模式,保守主义和价值收缩或能收获一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却逆于潮流,还存在滑向民粹主义的危险。而当真正的萧条和危险来临时,无论哪个能够主权自决的当代国家,都会主动采取有效的纠偏措施。所以,误解不是问题,贸易战也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耐心、妥协的艺术,以及确保不发生意外的能力。
(作者是中国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常务理事)
- 来源:联合早报
- 原标题:西方的误解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