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盛世谣言背后的历史、法律与社会
作者：汪庆华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代表性作品。孔飞力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系，师从费正清。博士论文修改后于1970年以《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为名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孔飞力毕业之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
1977年费正清退休，年富力盛的孔飞力离开执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成为费正清的接班人。即使按照美国的学术标准，孔飞力也算不上多产的学者。他就任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席位之后，很长时间没有著述发表，坊间也不无非议，似乎哈佛所得非人。
1990年，孔飞力出版了《叫魂》，这又是一本开风气的大书，之前关于他的种种流言也就自然消失了。此书中译本由历史学者陈兼、刘昶译出，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此后台湾出现了未经译者授权的版本。该书之畅销远超译者之预期，其展示之历史画卷远未过时。最新修订版于2012年由三联书店和上海三联联合出版。
“叫魂”的缘起
《叫魂》为译名，英文书名为soulstealer，偷魂者。事实上，在中国的民间习俗中，“叫魂”的真实意思是把他人丢掉的魂魄叫喊回来，但《叫魂》书内的案件，提到的是与摄魂、盗魂有关的习俗。
孔飞力所指的叫魂，是通过剪去他人发辫，对其发辫作法，从而产生对主人不利的后果。也许这是一个带有刻意误解的美丽译名，毕竟“叫魂”在民间习俗与日常用语中是较为常见的。利用诅咒陷害他人，或是偷取他人的头发，可以被视作“魇胜之术”这自汉代以来就流行于中国社会，这和汉代受命改制、谶纬造作和灾异之说的普遍流行关系紧密。“巫蛊之祸”便是因汉代盛行诅咒，有心人借机诬告，牵连宫廷，最后导致汉武帝错杀太子的史鉴。
除了头发，生辰八字也是诅咒他人的利器。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如《红楼梦》，亦不乏对魇胜的描写。书中人物侍妾赵姨娘对嫡子贾宝玉由妒生恨，对掌权的王熙凤由怕生恨，找来道姑马道婆作法陷害。这个马道婆“向赵姨娘要了张纸，拿剪子铰了两个纸人儿，递与赵姨娘，教他把两人的年庚写在上面；又找了一张蓝纸，铰了五个青面鬼，叫他并在一处，拿钉订了。”
马道婆说，我在家中作法，自有效的。这边厢正在作法，那边厢“宝玉大叫一声，将身一跳，离地三四尺高，口内乱嚷，尽是胡话。”贾母、王夫人，贾赦、邢夫人而下一干人等正乱成一团的时候。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犬杀犬，见了人瞪着眼也要杀过去。
还有民间流传的木工书《鲁班经》，除了记载木工营造的各种办法和图录，也附上种种恶毒的咒语，以及破解这些咒语的“秘诀仙机’。《叫魂》书中也有引用其相关内容。直至今天，徽州地区盖砖木结构房子，上梁日需宰杀公鸡，把鸡血淋在正梁上，起的也是避邪趋吉，破解工匠所为不利之作用。
类似此类作法情事，在中国民间社会从未绝迹，乃是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这是《叫魂》一书到今天仍值得重新阅读的原因。剪辫案中的剪人发辫诅咒之说并非新奇之事。
在这个地域辽阔，乾隆时期人口超过2亿的帝国，为什么在乾隆33年（1768)，因地方几起剪辫案造成了朝野的大恐慌。这种恐慌是来自历史的基础，还是因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这种恐慌的发生学基础何在？
简而言之，这其实和清朝合法统治与有效控制的危机有关。孔飞力便在书中揭示了中华帝国的治理模式的困境，这一困境以重复的历史和停滞的结构的方式显现出来的。
帝国治理的合法性危机
关于统治的合法性，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三种理想型:卡里斯玛、传统习俗、法治主义。卡理斯玛基于个人的权威。传统型的统治建立于习俗及其背后的价值系统。而法治主义则是通过一整套系统的具有可预测性的规则的统治。可以说，清朝的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主要还是来自于一整套传统的习俗，主要的构成因素是儒家伦理，宗法组织和小农经济。
这三者为王朝的统治提供了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的支持。但是当满洲民族作为获胜的征服者的时候，在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核心问题上出现了裂缝，夷夏之防和君臣大义之间难以调和兼容。
中国传统士大夫对于夷夏的观点，可以说是儒家早期经典中的重要主题《论语》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又言：“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管仲起初辅佐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夺嫡。公子纠失利后管仲倒戈。公子小白即齐桓公，以管仲为相，成就尊王攘夷一番伟业。管仲于君臣之节有亏，仍然获得孔子，也就是儒家理论的正统，对于管仲协助国君，抵御夷狄的高度评价。
熟读儒家经典的清朝君王对于汉族士大夫这样的思想自然很明白。如果要混一宇内，拥抱儒家传统，那可能会陷满洲民族于逆境；如果清朝强调满洲根本，却坐实了他们是化外之人，使士民有理由乃至责任去质疑反对乃至推翻王朝。如何获得千千万万饱读诗书、恪守儒家教义的读书人的配合乃至支持，无疑是清朝统治稳定的关键。如雍正皇帝曾因曾静案对传统士人的“君臣大义”有所批驳：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又异心。……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
《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
雍正皇帝批驳汉族传统的“华夷之辨”，爬梳“夷夏观”历史发展背景，并提出了德治可为君的观点。但清朝的君王仍然面临汉化的两难。乾隆作为清朝定鼎以来的第四位皇帝，采取了各种挽回满洲汉化趋势的措施，例如精进满文翻译，推广“国语骑射”的满洲精神。
在乾隆对八旗成员所颁布的谕旨中，可以看出他对汉化的担忧，甚至可以说是恐惧。他甚至不放过机会去指摘官员满汉翻译的错误，或者直接用满语向满官提问。颇具反讽的是，乾隆皇帝本人就是汉化的一个最典型代表。毕竟他不仅是满人的皇帝，他也是整个帝国所有子民的皇帝。乾隆附庸风雅，御制诗文十万余首。他在宫中传世书画上留下各种文采风流印记，也不乏有人讥嘲乾隆此举无疑是佛头着秽。
乾隆对待汉化的纠结心态同样体现在对江南的问题上。江南并非一固定的地理范围，对其界定有不同方法。到明代时候，江南一词超出了地理范围，而被赋予经济富庶地区的意义。
但明代苏、松、常、嘉，湖五府缴纳税粮之和占了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可以说，到了明以后，江南的地域概念基本固定，大致包括上述区域B](PI2)。江南地区文风鼎盛，经济发达，赋税重要，文化深厚，让这些清朝的皇帝们又爱又恨，爱恨交加。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又使得这个马背上的王朝在江南士子心中留下了永久的难以驱除的阴影。
清朝对于江南的不信任也是长期的，康熙皇帝设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于江南地区，这三个内务府包衣织造除了采办各种内廷所需物品外，具有向皇帝直接奏报之权，实为皇帝在江南的耳目。他们的特殊身份及其特别的权力，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对江南士民的监督。
江南地区是如此困扰着帝国，雍正时期甚至专门设置了一个职位‘‘观风整俗使”巡视江南、福建等东南地方，第一个设立观风整俗使的就是浙江。雍正皇帝的灵感或许来自于唐代贞观时期派遣专使于天下采风寻访的制度。设置时间为雍正4年到雍正11年（1726-1733)。但这一职位的设置所带来的效果并不象雍正所期待的那么明显和突出。
江南的独特地位和汉化的核心问题仍然对这个政权合法性存在挑战，如何获得百姓心悦诚服、感恩戴德的服从是朝廷的目标。当剪辫案的信息到达御前的时候，乾隆皇帝君臣最初小心地处理，刻意避免提到发辫一类字眼，以免天下臣民联想到薙发与反抗的历史，这背后仍然是令人心悸的夷夏之防问题。
剪辫、叫魂的案情到达御前之时，乾隆皇帝对他即位当年处理曾静案的举措应该记忆犹新。湖南永兴县的一个教书先生曾静，因为受了吕留良诗文中关于夷夏之防思想的影响，托徒弟张熙跋山涉水到西安，投书陕西总督岳钟琪，希望岳钟琪作为岳飞的后代，能够克绍其裘，发挥岳飞抗金的精神，举兵倒戈匡复大明河山，恢复儒家正统。
这一投书引发的惊天大案，波及湖南，江苏、浙江、陕西，最终席卷全国，并成就了一段雍正和布衣对话的奇谈。雍正为证明清白，将曾静的言论和他本人的反驳，合编一本，铸就了千古无双的〈(大义觉迷录》，并颁行天下。雍正乃至要求从京城到乡野，所有士子，人手一册，并派出四十多名儒生前往西北地区进行宣谕化导。
曾静不但没有掉脑袋，雍正皇帝反而降下谕旨，明令其子孙不得为难曾静。意思在于向天下人表明，象曾静这样狂悖逆天之人我尚且能容，他讪谤君上之言当然是一派谰言，无稽之谈。宽宥曾静，不过是因为曾静乃糊涂之人。对于影响他思想的吕留良以及传播吕留良思想的那些人，当然都需要明典正刑。实可谓曾静可宥，留良必诛。思想比行动的罪要大得多，越有创造性，罪恶越大。
乾隆皇帝继承大统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重新处理曾静案。曾静迅速被投入天牢，随后凌迟处死。《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所有的雕版全部毁掉，任何私藏或者传播《大义觉迷录》内容的言论都是犯罪。
然而诚如史景迁所言：
“一位皇帝以为向天下人说明对他不利的流言，便可让谣言不攻自破，因为眼睛雪亮的后代会记住他。但他忘记人民可能记住谣言，而忘了皇帝的苦心。另一位皇帝以为把书烧掉，就可以告慰父皇在天之灵。而他的子民却以为他所以毁掉此书，是因为书中内容乃实有其事。”
谣言妖言为何盛行江南
谣言不过是未经证实的传闻。而妖言则是反常、怪异、危险的负面信息。很多时候，皇帝甚至动员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来追查谣言，其结果往往是治丝益棼。非但谣言未能扑灭，官府的行动反而引发更多的混乱和恐慌。这一点在乾隆的剪辫案中最为明显。为何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此大动干戈？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谣言妖言往往牵涉到和鬼神的沟通以及灵异的解释，这往往冲击官府对于沟通和解释超自然力量的垄断。
在剪辫案中，除了工匠之外，最受怀疑与冲击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的游方僧道，乞丐流民。这两类人的共同特点是“无籍”。僧人的合法身份证度牒应该由礼部管理，但事实上从乾隆初年后，礼部对于度牒的管理已经很粗糙，甚至不再继续颁发。导致乾隆39年（1774)后，帝国内真正合法的僧人可能最多只有60万人。没有度牒与明确师承的僧人数量庞大，多数又必须靠化缘为生，将游方僧道视同丐流，已是普遍的看法。相较于乞丐，游方僧道的宗教特长，在平常也许是救病的巧技，在恐慌时则被视作动乱的来源。
妖书妖言往往和民间宗教的发展联系密切。但为何主要在江南与山东地区？江南地区，特别是浙东地区，早在东汉末年，便是道教与巫术信仰流传的中心。
如史家陈寅恪所言：
“天师道起自东方，传于吴会，似为史实。亦不尽诬妄。……而张角之道术亦传自海滨，显与之有关也……凡信仰天师道者，其人家世或本身十分之九与滨海地域有关。”
宋代，江南地区是摩尼教方腊举事的中心。明末清初，东南漕运沿河一带，帮会与民间宗教信仰兴盛，漕帮水手间流行的罗祖教、无为教，传布范围沿着运河从江南直到山东地区。
雍正二年（1724)，山东巡抚陈世倌就曾经向雍正皇帝奏报，山东地方民间秘密宗教如大成、无为、罗祖、空子教派兴盛，入教口诀为“真空家乡，无生父母”，江南地区已有明显传教事迹。凌燽，雍正八年至乾隆八年的江西按察使，为禁止大成、罗祖教，曾“设牌劝缴罗经”，云“江省惑于邪妄，信从大成罗教及一切左道异端，汨没沉沦，已非一曰……本司等更有请者，收缴罗经，查察斋堂，业经屡示严饬，各属尤有报缴未竟者，请自此次通饬之后，限以三月，邪经务自收缴，经堂务尽查毁。”
山东到江南，这个水路贯通的地方，同样也是乾隆年间剪辫案牵连的区域。我们可以将孔飞力前后两本著作比照来看《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的主题是清中叶白莲教叛乱后帝国军队的逐渐瓦解，而《叫魂》则是针对清“盛世”的乱象，提出对升平之世的质疑。虽然两本书都没有对清代的民间宗教有直接的切入与分析，但民间宗教信仰在东南各省的影响却无所不在，成为两书的潜在背景。
叫魂一类魇胜之术盛行民间，借助发誓起咒，沟通人神，弱者借用超自然的力量来实现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愿望。朝廷对超自然界的解释有一种垄断的需要，对于朝廷之外的对非自然界、人神沟通的解释有着一种天然的逆反和忧虑。这种忧虑更因为僧道人员的介入而越发急切，民间信仰对官方正统意识形态构成挑战，而民间宗教则对王朝的统治构成直接的威胁。因此，乾隆对于这些捕风捉影式的叫魂案的超常规的应对，实在是因为此类政治性案件如不扼杀于未萌之际，必将成帝国的腹心之患。
皇帝对奏折制度的怀疑
清代最著名的公文书制度，即为奏折。此乃前代所无，清代仅见之制度，它的产生和发展，完全体现了清代皇权专制主义的特征。奏折也是孔飞力这本书最主要使用的史料。
根据清史学界多方的考证，奏折制度被认为是明代原有题奏文书与清代密折的结合体。密折最初是康熙皇帝为了掌握地方实情，遂给亲近大臣及督抚等方面大员专折具奏之权。这些文件不用经过中央公文书机关“通政使司”的整理与过目，而是直达御前，颇具效率且保密性高。
例如康熙四十三年，玄烨在“江宁制造曹寅奏谢钦点巡盐并请陛见折”上朱批：
“朕体甚安，而不必来。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另一方面，密折制度也反映了清朝皇帝对于汉族大臣的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至雍正皇帝时，密折制度得到了全面而广泛的使用。雍正放宽臣工专折具奏的特权，除京中满汉大臣及科道各官、直省督抚、将军提镇等照旧使用奏折外，亦准许布政司、按察司两司用密折奏事。雍正皇帝对奏折制度的功用十分骄傲，曾言：
“各省督抚大臣，于本章之外，有具折之例。盖国家之事，有不便宣露于本章者，亦有本章所不能备悉者，亦有应用密奏请旨者，是奏折之用，乃慎密周详之意。”
雍正朝之后，原先的密折逐渐公文制度化，成为帝国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渠道。乾隆皇帝时，奏折以功用可区分为：奏事折、请安折、谢恩折、密折。密折是君臣间最为机要的对话，但比例已经没有康雍时期那样多。大多数的奏折已转变为帝国的公文书，君臣间的私密互动性质降低，多为地方专门奏报消息与案件专用，实际效用也发生变化。
孔飞力就认为从康熙以来建立的奏折制度，原先具有的高度机密性以及君臣之间的“畅通无阻”，随着总督、巡抚在地方势力的坐大以及与下属之间的关系紧密而被破坏了。
先不论总督巡抚与省内官员的僚属关系是否真的动摇到奏折的功能。单就信息流动模式而言，清帝国的三个阶层：皇帝、官员和百姓之间的信息，其实是极度的不对称。
传统帝国治理的模式不可能建立一种社会信息自由流动的机制。皇帝的信息来自于总督巡抚等重要官员；而官员的信息来自于下属基层衙门的公文转移。鉴于当时的简约治理，公文最后所能呈报到京城的信息也有限。其更存在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官官相护的普遍现象。
用我们现代的术语来讲，就是代理人的问题。上下相隔，民间的吁求无法上达天听，皇帝的美意也无法泽被万民。官府试图垄断信息的企图总是无情地归于失败，谣言妖言则相应地发荣滋长。尽管《大清律例》“造妖书妖言”律不可谓不严厉：“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
按诸条例：
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皆斩监候。若造谶纬妖书妖言，传用惑人，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至狂妄之徒，因事造言，捏成歌曲，沿街唱和，及以鄙俚亵慢之词，刊刻传播者，内外各地方官即时查拿，审非妖言惑众者，坐以不应重罪。
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暂行所属官弁严禁，务搜板书，尽行销毁。有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年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仍不许借端出首讹诈。
在剪辫案上，皇帝、官僚和一般百姓对于谣言的不同态度；皇帝上纲上线，穷追猛打；官僚虚于应对，见怪不怪；百姓路有惊慌，风声鹤唳。
历代以来君权和相权势力此消彼长，大有为之君一定会扩大君权的范围，相权不断被君权吸收。到洪武十三年（公元1381)，明太祖因胡惟庸案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度，并规定以后子孙都不得设立宰相制度。从此之后，六部之上没有行政首长。内阁大学士仅为皇帝备用的秘书班子。
黄宗義对此有过深刻的检讨：
“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
清承明制，皇帝大权独揽的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皇权专制主义也因此而到达其历史的最高峰。特定时期的政治罪案件中，皇帝或是利用案件，大兴文字狱，或是捕风捉影，谣言入罪。皇权于此类情形往往突破原有官僚体制既有框架，凸显其恣意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谣言、妖书、剪辫虽为君主所厌恶，其实也为君权所需要。
江南地区多起文字狱的阴影，对于民间许告、诬告成风以至于不能随意轻信告发的具体行政体验，让官员并未想要大量陈告此事以邀功的内部原因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官僚阶层来说‘犒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他们更希望按部就班运作，并不希望有外来的力量改变官僚政治的常规化运行。所以，在剪辫案中，各地督抚最初并无特别的反应，没有把它们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来处理。只是在乾隆的压力之下，叫魂才成为了天字号的要案。
在政治案件中，天威莫测。不仅草民贱民没有保障，官僚也可能随时丢乌纱，掉脑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文人遭殃，思想罹祸的时代，往往与君权的高涨有直接关系。乾隆皇帝对于官僚体系的积习其实是非常清楚的，正因为如此，他才想利用剪辫案对地方大员加以规范，提醒他们不要轻忽奏折的汇报功能，以及重新对皇帝“无所不言”。这也是为何孔飞力在解读剪辫案时，最后认为乾隆皇帝是真正“原告”的历史原因。当然，要告别这样的一个历史不断重复，结构持续固化的噩梦，惟有走出中世纪方为可能。
- 来源：爱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