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花街的前世今生

作者：万景路

东京所谓的花街，从广义上来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妓院。它兴起于安土桃山时代的“廓”，繁盛于日本江户时期的“花街”。时至今时，虽然表象上已是式微，但实际上却花样翻新的以各种不同形式存在于东京的大街小巷，日本是世界上公认的性产业大国就是最好的证明。

花街是这样炼成的

正如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说起日本的娼妓史也是蛮久远的了。比如远古日本就有神社的巫女以身体奉仕的形式祭神的传统习俗存在，只不过实际上那就是便宜了代神行事的宫司而已。后来又有以巫女接待来拜神的官人之风流传下来，再后来为了方便远道而来的信者参加祭神活动，在神社附近形成了“宿场町”，即旅馆群。人之本性，有样学样，随之也就出现了“游女”(妓女)服务进香客的现象。

到了平安时代，在大阪湾、淀川流域的人口集中的港口宿场则成为了游女活动的主要场所。但由于那时游女都是以自由职业的形式从事肉体买卖，也就是私娼，混乱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刑事案件等就经常发生，因此，游女也开始被列入了政府取缔的对象。至室町幕府时期，出现了一种叫做“倾城屋”(取倾国倾城之意)的卖春形式，就是让妓女在一个房间里接客，这种形式已可以看作是一种微型妓院了。足利幕府大将军家从中看到了商机，于是设置“倾城局”，专门负责向倾城屋的征税业务。自此，日本开始有了游女规范化制度化的雏形。等到丰臣秀吉治世之时，他接受了手下马夫原三郎左卫门的建议，在今大阪道顿堀川北岸建造了“游廓”以规范娼妓业，原三郎也由此不用再给丰臣秀吉牵马了，因建议之功荣升为了“游廓”(妓院)的“支配头”(总负责人)。5年后，丰臣秀吉又在京都再造了“柳原游廓”，因是在京都所建，因此，京都也被后世认为是日本“游廓”制的发源地。

花街在江户初期被称做“游廓”，如“吉原游廓”等，这就是源自“京都游廓”的叫法儿，后来则以花街统称之。从江户后期的随笔家西村藐庵所著《花街漫録》中也可看出这一点。花街也叫做“花町”，与花街同义。在日本古代花街还有个别称叫“花柳”，不用说，那定是出自于我邦古时候的“花柳街”了。甚至记得还曾在中国古书上看到过“花街”字样，因此，非常怀疑“花街”二字是否也来自中国。因日本过去的花街是由三个行当构成的特殊地域：一是艺妓所属的妓楼;二是为客人和艺妓提供场所的茶屋;三是供应酒肴的菜馆，所以花街还被称作“三业地”。 一般来说客人先到一家茶屋，然后向菜馆点菜，再从妓楼招艺妓服务。妓楼与茶屋之间还有人负责联络，代行结账等。从这里也可看出日本人做事认真、分工明确细致的特点乃是古已有之，可以说是三业互相关联，协同作战，有钱大家赚的日式经营之典范。

江户花街繁盛的奥秘

至于江户花街的繁荣“娼”盛，这与江户时代的社会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也是拜德川家康所赐。何以如此说呢?原来在公元1590年(天正18年)，德川家康被当时掌控日本军政大权的太政大臣丰臣秀吉移封关东，到江户地区建立领地。当时的江户只是一个小渔村，满目荒凉。不过，德川家康看中了这里广阔的平原和丰富的水运资源，于是，他通令属国各地诸侯参与改造江户，大量征召各地武士、工匠、手艺人等进驻江户参加城市建设，这些人几乎都是单身。此外，随着新兴都市江户城市建设的急速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武士商人等也纷纷聚集江户，仅仅经过了数年的发展，就使得江户人口急剧增加达到百万之众，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百万人口都市之一。而其中半数皆为武家关系的以男性为主的消费型人口，而且大名、豪商云集。当时曾有“天下之富一半在江户”的说法流传，就足见当时江湖繁荣。据统计，当时江户的青壮年男性约有二十五万人，而中青年女性却仅有八万余人，性别比为三比一，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由此导致私娼泛滥，色情业应运而生。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数年以后，看到私娼界的混乱，已经经营着一家妓楼的原小田原北条家的没落家臣庒司甚右卫门向德川幕府提出了仿造京都游廓模式建造江户游廓的建议，幕府经过慎重审议，于1617年(元和3年)批准了庒司甚右卫门的建议并在葺屋町(现东京中央区)建造了“葭原游廓”开业迎客，此项举措使得葭原游廓成为了江户幕府正式认可的第一家妓院。该游廓在当时也称为倾城町和游女町，繁盛一时，成为了当时江户有名的探春之地。功臣庒司甚右卫门也由此被封为倾城町的享受世袭待遇的“名主”(町长)，奉命统一管理倾城町的卖春事宜。不过，不走运的是，倾城町在1657年(明历3年)遭遇了一场大火，木结构的倾城町彻底“倾城”了。但也正是籍此契机，倾城町得以转移到浅草(现东京台东区)的吉原以“吉原游廓”之名新装开业了。自此，江户“吉原游廓”与大阪“新町游廓”和京都“岛原游廓”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日本三大“游廓”态势。

花街的管理与规矩

吉原游廓问世，新地儿新气象，为了方便管理和防止妓女逃跑以及嫖客骚扰，吉原游廓建造了独立的区域，采取了统一场所统一管理的模式。具体方法就是妓院周遭建围墙，人员出入只有一个大门，而且在进入大门的右侧设立了“诘所”(内驻负责监视、治安的兵卫)，大门左侧则设“番所”，内驻负责游廓内务的工作人员。新吉原游廓开业后，因于江户特殊的男女比例失调的结构，事业可谓是蒸蒸日上，最盛时占地面积曾达2万坪，相当于8个东京巨蛋大小。游廓内有3、4千名游女接客，据说每日客人最多曾达到过2万人左右，成为了当时日本最大的花街。

日本人做事自古以细致闻名，吉原游廓闪亮登场后，逐渐形成了严密的等级制度、招妓规矩等等。比如娼妓的等级一般就分为三等，一等为“太夫”;二等为“格子女郎”;三等为“端女郎”。据统计，最初在吉原游廓内有共有游女屋(妓院)125家，合计有“太夫”75人，“格子女郎”31人，“端女郎”881人。除此之外，在当时的游女里还有另外一种等级区分存在，不用说，“太夫”是属于官许的最高级的妓女了，吉原游廓也称其为“花魁”，其次则为“天神”，然后才是“格子女郎”和“端女郎”。其中“花魁”的称法其实最初是来源于年龄小的游女对年龄大的游女或有点权力的游女的尊称，就像黑社会里的“大姐大”似的，后来这俩字才修成正果成为了游廓顶级游女的代名词。不过，随着吉原游廓的繁盛，花魁的名气也越来越响，游女更是不断增加，为了揽客，稍微有点身价地位的游女就也都被称为花魁了，一时间，可谓是花魁泛滥。不过，最初江户游廓的太夫倒是确实当得起“花魁”二字的，因为作为一等妓女的她们，不仅要精通管弦、舞蹈，而且还要通晓茶道、和歌、俳谐、围棋、书道(书法)、双六(赌法，如掷骰子等)等等。至于容姿端丽、举止得体富有教养等，则是最基本的要求了。

太夫如此多才多娇，那么，江户时代的达官贵人招太夫又有什么讲究呢?招太夫的讲究实在是太讲究了。不同于其它嫖客去游廓内找格子女郎和端女郎的可以直接去“置屋”(游女的屋子)的直奔主题式，约太夫是有着严格的制度和规矩的。首先，在游廓有“杨屋制度”(杨屋是指因权贵或有钱人忌讳直接去妓屋招妓，故而产生了所谓的“杨屋”，客人先到杨屋，然后指名太夫，而妓屋则把太夫送到杨屋与客人相会。这种杨屋不同于“茶屋”，茶屋是没有料理的，需叫外卖，而杨屋自带厨房，可以直接给高级客人和太夫烧菜)，游廓则按照“杨屋制度”来专门负责达官贵人的招妓事宜。客人在杨屋指名太夫，然后杨屋经营者把客人指名的太夫名记入“杨屋差纸”(类似传票或邀请函)，杨屋的下人则带着杨屋差纸屁颠屁颠的跑去游女屋请被指名的太夫。身为“御职女郎”的太夫排场大了，她们应招出门，那是一身歌舞伎式的豪华风采，由“秃”(七、八岁的年幼的实习游女)和“新造”(比“秃”更高级一点的十三、四岁的实习游女)等前呼后拥，迈着八字步向杨屋行进，这还有个专有名词儿描述，叫“太夫道中”，那架势直如皇后巡视后宫般……

太夫第一次到达杨屋后，只是和客人唠几句见面嗑儿就打道回府，这叫“初会”。等到客人第二次来指名的时候，就可以边吃边聊了，但也仅限于吃吃喝喝谈谈琴棋书画革命理想等等，这叫做“二回目”，直到客人第三次来指名的时候，客人才有资格和太夫行招妓之实。而且这其中每次客人指名后都需承担酒肴、小费和太夫的出场费等，不仅费用高，而且还要连见三次才能抱得美人归，这繁琐的程序和高昂的费用(据说招太夫一次的费用就相当于现代的100万日元)让达官贵人们渐渐做鸟兽散了。于是，太夫制度开始走下坡路，直到后来消亡。

花街的新玩法

因江户的繁荣，引动全国各地的豪商巨贾纷纷涌入江户经商消费，如此，虽然当时新吉原游廓已经拥有各类游女3、4千人，多的时候甚至有5千左右。但即便如此，游女仍不够用，于是过去的私娼形式又开始死灰复燃了。主要集中在品川、新桥、板桥、千住和深川一带。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深川。深川花街的繁荣，导致很快就形成了以深川八幡宫为中心的仲町、新地、土桥、橹下、裾继、石场、佃町七个场所。基于这一带是生意人和武家活跃的地方，本来各种料理屋、茶屋就已经很多了，在八幡宫周围创设了花町后，各种花样翻新的如在料理屋配“酌妇”(陪酒女)、淡妆艺妓迎客等等更是纷纷出现。而且形式也是花样百出，比如在深川上就有被称为“船馒头”的，一边泛舟川上，一边行风流之事。如此随意，如此情调，虽然相对于自诩正宗的吉原，这类私娼聚集之处统统被称为“冈场所”(这里的“冈”是“局外”之意)，但“冈场所”的生意却已是从星星之火迅即燎原到了整个江户城。

当然，老式的置屋(游女屋)也必不可少。不同于吉原游廓的招妓模式，深川因是生意人聚集的地方，要经常开大型宴会，如此，还应运产生了各家“置屋”派出艺妓团队侍宴的新型模式，这就是今时艺妓应邀参加公司赏花聚会、庆功宴会的起始。这些艺妓不同于传统的浓妆艳抹的艺妓，她们化薄妆，衣服、头饰等也都尽量简素，身披羽织(和服外褂)以三味线、歌舞伴席。因此，一段时期，深川的艺妓还被昵称为“羽织”，那倒是有讲究的，一般来说艺妓伴席时不会脱去羽织，因为这象征着艺妓卖艺不卖身，但深川的艺妓却是二者兼而有之的，表现形式就是不脱羽织，就代表只卖艺，而在席间脱去羽织的，则代表可以卖身。

正因了深川有了这些别出心裁刺激好玩的新玩法，所以，深川花街建成没多久，就成了花柳客们趋之若鹜的地方。尤其从江户中期到江户末期，深川的花街生意甚至好于新吉原游廓。想想也是，相比于森严壁垒的新吉原游廓，可以自由自在，满足猎奇心理的地盘无疑更适于客人。而且吉原游廓在整个江户时代共被烧毁20次，每次都光着身子逃命，客人也是真的怕了。

挂羊头卖狗肉的近现代花街

到了明治时代，明治政府虽然于1872年(明治5年)发布了《艺娼妓解放令》，但只是把游女屋改为了“贷座敷”，也就是说在有“贷座敷”的地方，游女依然存在，只不过是换了个名称而已，属于典型的换汤不换药。1900年(明治33年)，虽然在日本国内又发起了“废娼运动”，内务省也像模像样地颁布了《娼妓取缔规则》，但实际上就是具体指定了贷座敷可以营业的地点，娼妓也只能居住在贷座敷的区域内，算是又回到了江户初期的“吉原游廓”的解放前模式。等到了1923年(大正12年)，随着关东大地震的发生、重建，已走向文明的日本社会开始有了“公娼私娼都是文明日本之耻辱”的呼声，政府籍此也开始了“私娼扑灭运动”。继之，在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昭和21年)，根据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的指示，日本正式废止了公娼制度。

私娼扑灭了，公娼废除了，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回答是显而易见的“NO”，这种永远存在买方卖方的古老行业又怎么可能一下子消除得掉呢?自1957年(昭和32年)《卖春防止法》通过立法并于次年，即1958年4月1日正式开始施行以后，虽然表面上公开的旧式游廓或游女屋等没有了，但过去那些做这类生意的老店许多都在原地华丽转身以料亭、咖啡馆等形式继续着这一古老传承。

比如，当年的“老东京六花街”，柳桥、芳町、新桥、赤坂、神乐坂、浅草，今天已被“新东京六花街”芳町(日本桥)、新桥(银座)、赤坂、神乐坂、浅草、向岛所取代。这些新的东京六花街指的都是那些大浪淘沙幸存下来的艺妓屋，表面上是真正的以艺妓形式服务客人的类似于高级会员制的场所，艺妓们从事的也都是传统的艺妓表演。至于其中有无猫腻，包过艺妓为二奶并且生子传代的田中角荣元首相之类的政治家们最有发言权。

当然，如今在这些所谓的东京六花街的区域以及一些新兴的繁华街，同时还有着无数以酒吧、角色扮演形象俱乐部、性感俱乐部等各种名目及各种不同模式的性服务店存在。尤其是被誉为日本最大的红灯区的新宿歌舞伎町，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性服务场所，吸引着世界范围的游客纷至沓来，以一睹东京城里的不夜城风貌。老吉原游廓也早已旧貌变新颜重新焕发青春，以拥有大量的新的卖春形式的“土耳其浴室”而闻名。而且，自从上个世纪8、90年代开始出现的电话俱乐部开始，发展至今，一些新的如“援助交际”、按以身体不同部位不同时间限制服务收费的各种店也都出现在东京的诸如涉谷、池袋、巢鸭等繁华街头。据说，近年来，连有些情人旅馆也开始偷偷地经营起了卖春生意。这一切，都可算作是老江户游廓新东京花街的新物语吧。

• 本文来源：一览扶桑，原题《江户花街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