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鹰可以飞鸡那么低，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

作者：陈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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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孤独群体。

正义时代孤独的是不正义的人；反过来说，不正义时代孤独的是正义的人。

我习惯将正义者称之为思想者，一种用信念作为精神支撑活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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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者或者说思想者，一定是苦难者，即使在正义时代，思想者也会由于思想先行而经常被焦虑与痛苦所折磨，更何况在不正义时代了。也正因为如此，思想者经常像暗夜中的灯火一样散发着光亮，在用生命扩展开狭仄空间里孤独地闪耀着，没有诗意，没有音响，一句话，没有任何灵物向他招引，他陷入到亘古的岑寂与深邃的孤独之中——这更是一种圣洁的岑寂，纷繁的孤独，这是上帝所能创造的最让人流连忘返的灯火阑珊之地。

当无边的灯火愤然而起形成熊熊火焰之时，他就在那里涅槃，我们都听得到他的激唳与呼号，都看得到他与“道”同道，升华为向整个宇宙充盈的暗物质，我们每一个而卑微的个体都包容在他的存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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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既然是孤独者，那么他自然也就会成为人世间的稀缺物种，你不可能成群结队看到他们。你更听不到他们喧嚣和吵闹，他们像大理石雕像一样庄严、静穆，甚至有几分冰冷，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是也。

思想者是静夜中的寒星，或者孤高地悬挂在浩淼天际，或者如闪电般划过苍穹，你无法以你之“在”想象他之所“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世界上的有一些事物，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思想者与我等凡俗之辈都是不相通的，换一句话说，没有相应的精神能力，你是看不到他的，即使从你身边走过，你也无法感觉到他与你处在同一时空之中。

思想者像暗物质一样静默在宇宙深处，他以引力的形式与我们这些时空中的碎片发生联系，那既暗弱又强劲的影响，往往会出其不意地将我们从沉沦中救赎，让我们有一个方向，甚至永久性地改变我们生命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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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难想象在既定秩序中沐享尊荣的家伙会有多么高尚的灵魂，你很难想象在精神侏儒的灵魂容器中会有多么丰饶的内容，哪怕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哪怕你在无数浅薄灵魂的喧噪中霸据国家讲坛娱乐化地猥亵《论语》，哪怕你作为“文化学者”顶戴上“大师”的桂冠“含泪劝告灾民”……尽管这些人由于被豢养而异常滋润并在众人面前风光无限，尽管他们由于具有与强力打情骂俏的独特才能而成为人上人，你都不能认为他们就具有了“人”的资格，哪怕是在最初始的意义上，你都不能这样认为。

“人”是一个伟大而庄严的字眼，它像贵金属一样罕有和贵重，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承受它沉甸甸的分量，它一定与炼狱般的精神苦难紧密相连。“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只有在强力重压下将生命耗竭为带血文字的人，只有持之以恒抵牾专横与暴戾的人才能够坚守住良知，而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重要条件，人是由于拥有了这个东西才获得分量的。坚守住了良知，也就没有任何东西，哪怕是不可一世的强力，可以使他像飘萍那样随波逐流了，他就像饱经风霜雨雪摧残的老橡树，由于把根深深地扎进土壤扎进岩缝而永远站立。

反之，那些油光锃亮衣冠楚楚人模狗样依附在“皮”上炫耀才能与造化的“毛”，则像游丝一样轻薄，他们没有任何资格享受“人”所拥有的沉重与独特。“人”与他们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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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可以飞鸡那么低，鸡永远不可能飞鹰那么高。

有意味的是，鹰因其桀骜不驯命中注定要永远翱翔，它无法落到任何一个地方哪怕做一分钟小憩；鸡却会在舒适的窝巢中定时得到主人的喂食，它需要做的仅仅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跳到墙头去为主人报晓。这已经成为它终生不渝的责任，这责任既是被赋予的，又是他所选择的，因此，我们不能说鸡舍造就了鸡，亦不能说是鸡选择了成之为鸡。鸡是鸡舍和鸡本身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不要小看报晓之于鸡们生存的意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当“鸡”与强力长枕大被共享鱼水之欢时，你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也会有被猥亵和强奸的屈辱感呢？人一旦撤除掉做人的底线，他的坠落与沉沦就将再无止境。一个沉湎于欲海中不能自拔的婊子是渴望被猥亵渴望被强奸的，形式上的尴尬永远抵挡不住肉体的贪婪。尽管即使是婊子也不愿意有人看到那种尴尬，她们永远希望有一个不被人看做婊子的牌坊。我们看到过太多的半推半就，看到过太多的忸怩和虚伪，看到过太多的淫靡和腐烂。中国的“士”们，哪一个人的裙裾上没有被强力猥亵和蹂躏后留下的精斑？！当郭沫若先生用辱没八辈儿祖宗的幼稚文字讴歌不义的时候，你相信这个人曾经拥有过追逐自由、追逐民主的豪放灵魂吗？你相信这个人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吗？你相信这个人曾经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仅次于鲁迅的主将吗？环境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才使他成为这个样子？！这个学富五车的人内心到底经历了什么才成为这个样子？！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人”变成“鸡”的？！

对于形形色色的“鸡”来说，能够跳到墙头为主人报晓，是一件非常幸福并值得炫耀的事情，是它全部生命意义之所在。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不可思议地看到，即使在黄昏，在暗夜，在风雨晦暝之时，鸡们也总是能够尽职尽责地发出报晓的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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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并不仅只用报晓来彰显其存在，普遍的堕落与沉沦更是它们恒常的状态。

机巧地游走于野蛮与专横中为稻粱谋的人必定灵魂猥琐，尽管他们经常被强力所纵容，有时候甚至被作为旗帜来挥舞，然而他们本质上与在滚梯上偷拍女性裙底的人渣没有什么不同，在道德上并不高于市井间坑蒙拐骗欺软怕硬为虎作伥的社会混混儿。

他们所谓的“作品”永远是“合适”的，恰恰是这种“合适”，将神圣的“创造”二字拖进了茅厕。诸如此类的“作品”犹如在恶浊空气中从病态肉体上掉落下来的溃烂残渣：一个在女人乳房和屁股上做文章的人只能有一种精神动能，生物性的被荷尔蒙催动的性（SEX）能。它的宣泄就像来临一样迅疾而又短暂，所有快感都产生于这短促的动物性的生命消费之中。当他们喋喋不休用华丽的排比句猥亵和蹂躏中国古代经典的时候，也绝非精神活动，那只是一种变相扭曲的荷尔蒙运动，就像性倒错的人突然搂抱住同性要求得到快感，你不能说他做错了事情，但你也绝无理由认为你看到了赏心悦目的事情。这些屑小低下的人形动物竟然敢以“王”的气度“含泪劝告灾民”，这已经无异于对所有善良人进行公开的猥亵和蹂躏。他们犹如身后拖着粘液的蛞蝓，在祖国母亲圣洁的肌体上蠕动着，爬行着，一刻不停地咀嚼着，排泄着。

支撑他们的是一种极为低下的生物性动能，这种生物性动能与评论家根据风潮解析出来的所谓生命力没有任何关系。某些评论家——具体说是文学评论家——之所以愿意做空穴来风式的拔高解读，除了因为其自身灵魂没有任何来自精神层面的支撑之外，最重要原因是：生存。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评论家是以吃蠕虫排泄物为生的人，他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他们只能这样做。出于同样原因，他们对于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创造，总是保持着可耻的沉默。他们就像躲避疼痛一样躲避着崇高。它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远离社会、远离人民、远离真实、远离思想的文学垃圾铺天盖地，臭气熏天，而这样的文学垃圾却又往往能够得到国家力量的加持，结果我们都看到，中国文学犹如月球景色一般荒凉，在某些阴暗处甚至点缀着很多有毒的植株。

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关于“中国文学全部都是垃圾的”判断没有错，错的是挪威那帮子人——面对中国发展，这些人有些茫然，在短暂的精神恍惚中，他们严重误读了所谓的“中国文学”，他们背离自己的传统，丧失了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索尔仁尼琴时所拥有的那种道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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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备精神意义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崇高的强奸与蹂躏，它强奸与蹂躏的是良知，是公正，更是作为天地之尺度的平等原则——这些获得强力支撑的家伙们甚至成为了强力本身，他们铺天盖地，熙熙攘攘，挤占了所有能够立足的空间，那里再也不可能有什么高尚的东西生长出来了。

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思想者的困顿与压抑，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给强力递了投名状的“知识分子”来完成的。知识分子所造成的社会罪恶，绝不比权力者来得轻柔。永远不要低估某些人的卑劣与肮脏，为了生物性的苟延残喘，人可以做任何不齿于人的事情，哪怕心甘情愿成为强权的奴婢——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这件事：在这巍峨的宫墙之内，你找得到不希望被“王”宠幸的人吗？“宫斗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变得五彩缤纷引人入胜的吧？

一个具有两千多年文明史的国家，一个据说将要成为第一超级大国的国家，竟然无法给世界贡献一个像样的哲学家、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这究竟是无奈还是讽刺？！如果没有精神的腾飞，中华民族用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在等待回答。

来源：爱思想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