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乏的不是自由精神，而是保障自由的制度安排

作者： 黄屏（哲学学者、回响工作室内容总监）

“自由”这个现代词汇用起来，有时候让人觉得词不达意。西人有《论自由》、《论出版自由》，有《自由选择》、《逃避自由》，还有“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西方自由主义一脉源远流长、蔚为大观。而遍观中国古人的著作，几乎从未有哪部名篇是以“自由”来冠名。庄子所言的“自由”，不如说是“自在”，那是随心所欲的仙人的境界，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老是下意识地说，没有绝对的自由，那是因为中国人潜意识里的“自由”所指的，大多都是庄子仙人般的自由。

但说中国的先贤没有践行和要求过人间的自由，以自觉自律为底色的各类自由，那也是极其不公正的，只是他们不以“自由”这个现代词汇来指代罢了。一个君子，如果真的崇尚道德，那怎么能不重视作为道德土壤的自由呢？撇开自由论道德，不过伪君子罢了。

那么，古中国的自由，要去哪里寻找呢？答案之一是，学问和学校的自由。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古代中国并不缺乏自由的精神，所缺的，乃是保障自由的制度安排。所以以下讨论的自由都是自由的精神，而不是今天政治学意义上的言论结社学术自由，倒不如反过来说，是自由的言论、结社和学术。

孔子在周朝教育贵族的官学以外，兴私学，无论出身有教无类，有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当然孔子的私学，不仅仅教授修身的学问，同样周游列国，希望影响时局，力挽礼崩乐坏的狂澜。如果说孔子的私学还带有精英色彩，那么同时代也有针对平民的公共教育，比如乡校，延请村中德高望重的父老，在秋天丰收后讲学教化当地人。这种教化活动，很自然地延伸到了议政上，于是便有了“子产不毁乡校”的美谈。子产在郑国进行改革，有保守的国人在乡校批评他的新政，有人便建议子产捣毁这个讲闲话的地方，子产却视乡校的议论为师，虚心听取这些批评。孔子听了盛赞“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或许可以说，孔子的私学和春秋时的乡校，带有求学和议政的双重性质，这两重旋律，几乎贯穿了整个古代中国。

关于自由的教育，朱熹说得清楚，人要“学以为己”。这里的“学以为己”当然不是鼓励精致的利己主义，而是说追求学问应该是为了人内心的满足、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在一种开明的自我考验和训练中，锤炼出健全的人格，修己而达人，而不是为了通过科举谋求功名利禄，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朱熹不仅办白鹿书院，主张以为己之学而“养士”，同样关心地方教育，兴建祠堂和藏书阁，推行如同地方宪法一样的乡约，这种乡约出自自发的社会秩序而非长官命令。朱熹认为，理想的治理不是出自强制和暴力，而是依靠每个人内心的道德自觉，以此来达到合乎秩序的自治。

所以朱熹并不像孟子一样，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论识字或不识字，朱子都主张应该推动基于自发性及承担相互责任的原则的自由教育。在这个自我教育的过程中，实践的人不断自我发现，相互讨论，促进社会的更新。

所以在朱子那里，自由的教育（求学）所培育的健全人格是一切良治的基础，而在太学或学院中自由的结社与言论（议政）则是反抗暴政的政治运动的基础。汉有太学生运动，激昂风节；明有东林学人的清议，慷慨悲歌。虽总被污蔑为党锢之祸或亡国于党争，但仔细翻看历史，其实都是正义之士在毫无言论结社自由的保障之下，以血肉之躯直面暴政、舍生取义的悲壮的故事。

汉朝太学，本是汉武帝为独尊儒术所建，慢慢演变成褒贬时政的舆论中心。在宦官专权的黑暗统治之下，太学生互相交游，不仅在太学，有人还周游各郡，在郡县的地方学校寻找同好，因而渐渐形成了松散的联盟。这些太学生因为尚未跻身官场，与民间接触更多，也深受儒家教育中民本思想的影响，因而对政治的黑暗更有体察。于是常有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愿方式包括“上书”“举幡”，常常一人登高千人响应。他们批评当时铸大钱而导致通货膨胀的恶果、征服西羌的战事；他们的诉求常常是为了赦免被污蔑的贤臣，或者惩治胡作非为的宦官势力，而当时的请愿确实会促使皇帝不得不从宽处置太学生力保的臣子。除了请愿，太学生们也会编一些歌谣来议论时政，臧否人物，一时“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当时的来自现实政治的舆论，与来自神秘主义的谶纬一齐，一度成为节制皇权、影响政局的方式。宦官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指责太学生运动为“党人”，假借皇帝诏书，杀害领导运动的太学生，导致无数人下狱，最终酿成历史上的“党锢之祸”。

到了明朝，削籍回乡的顾宪成在无锡重开东林书院。不同于汉朝所设的太学，东林书院是一个地方书院，而一时间群英荟萃。书院虽然研读经典，但所有对于经典的讨论和讲解都脱不了现实政治。“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对联，便是出自顾宪成之手。东林书院同样继承了乡校的传统，除了学者士人，草野齐民，总角童子也会慕名听讲。“着手处虽是一乡一书院，着眼处却在天下人心士气；着手处虽是在讲习圣人经书，着眼处却在干预朝政时局。”在野的顾宪成虽然专注讲学，也同时与朝廷的高层保持联系，时常与旧友联系，力图通过旧友影响朝政，反对秘密政治、宦官擅权，批评当时的矿税之祸和“考成法”等一些不合理的法令。然而历史仿佛存在某种复调，顾宪成和东林书院被政敌和宦官攻击，最后同样被扣上了“东林党人”的帽子。以至于黄宗羲发出感叹“东林之名，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倚附者亦不过数人耳……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阉人者谓之东林，以致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俗者，无不谓之东林。”在魏忠贤及其爪牙追捕迫害东林党人之时，有许多大字不识却深明大义的平民百姓挺身而出保护东林党人，为其哭号鸣冤，偷运东林党人在狱中写下的以死明志的血书。

其实早在明初，朱元璋就下令，太学和地方官学有编制的生员（学生）不许发表政治上的言论。他们说话，甚至得比从事农工商的平民还要小心。张居正也曾大规模关闭民间和地方上的书院。到了清朝，乾隆直接认为明朝亡于东林党，因为东林书院聚众办学，形成门户之见，朋党之流，不以朝廷利益为先，于是将明朝的灭亡归罪于一个从未掌权、一直处于弱势的在野的群体。在清朝，生员除了不可以发表政见，也不允许为人打官司，不可以参与公共事务，连出版著作的自由也一并被夺去。

在捍卫道统、以讲学舆论请愿抵御黑暗政治的血路上，在每一次的镇压事件中，其实都有英勇的个人挺身而出，舍生取义。这一切，明末学者黄宗羲都看在眼里。虽然他对这些英雄行为充满了敬畏之情，但也同样开始怀疑这些几近赤手空拳、暴露在绝对皇权下的英雄行为的效用。“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娩嫌疑之顾盼。”这里的法，首要的意思是系统与制度。在他看来，如果整个制度本身不合理，那么个人再英勇也是无法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的。

黄宗羲当然不认同明朝的覆亡应当由东林学院来负责的这种观点。相反，他认为学校应该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学校不仅是人们接受教育、完善自我的地方，同样也应该成为大众参政的管道。在三代，是非曲直都要靠学校的舆论来裁断。“天子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正是因为后来是非出于朝廷，官方的太学才渐渐失去了这些功能，人们才转而向东林书院这样的地方学院寻求真正的教育和舆论。

黄宗羲还为这种理想的学校制度规划了非常具体的蓝图，包括由政府从京师到郡县乃至乡野都普设学校，但各级学校都独立运作，不受上面的干扰。“这些主持学校的人也就不必已经由科举名位，这样他们才能在一般教育事务及其地方事务上都有充分的自由；就前者言之，学官们可以有权罢黜补博士弟子（即秀才）的权利，而不受提学的干预；就后者言之，则学官于地方事务的意见更应受郡县官的尊敬。相同地，太学祭酒也应该每月（朔日）南面讲学论证，由天子、以及宰相、六卿、谏议与太学弟子同列参加听讲。”这些制度无不在强调学院和学术的独立性、舆论的自由公开、学术共同体的自治，乃至士人的参政管道。

黄宗羲把自己全面反思帝制的这本书称为《明夷待访录》，这个书名取自当年周武王向殷商遗老箕子问政的典故。然而他大概想不到，明朝灭亡几百年后，他的理想依然任重而道远，中国人仍在争取保障自由的制度上苦苦挣扎。

来源：回响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