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历史的蹉跎和蹉跎的历史——以1688年为例

作者：陈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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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情境往往是历史本质的显现。在一定的历史时空发生什么事情，出现什么人物，并非出于随机或故意，而是由那个时期的历史本质所决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以1688年为例。

如果你在1688年前后的中国——当时正值康熙朝各方势力在废立太子问题发生激烈斗争的年代——看到一群被称之为代表市民阶级和新贵族的“辉格党人”的人，在京师针对康熙皇帝废黜太子胤礽问题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上蹿下跳促使朝廷通过所谓的“人身保护法”（该法规定：如果没有法院发出的拘票，任何人都不能被逮捕；被逮捕的人在受审之前的拘留期不得超过一定的时间，也就是说，对于依法逮捕的人，必须及时提交法院审讯。该法这些规定源于辉格党人秉持的法治或法律至上的信念或者原则，它们认为政府必须受到普遍性法律的约束，行政权必须要受到严格的制约。——参见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第169页），并在这一年发动罢黜康熙皇帝的革命，你一定会以为历史的神经错乱了，变成了疯人。

同样，如果你在1688年前后把我朝康熙皇帝置放到正在经历“光荣革命”的英国去当国王，康熙皇帝也会面对英国议会的争吵感到错愕不已，说：“我靠，怎么这么乱？”即使他试图像以“议论国事，结党妄行”之罪将涉入党争过甚的大学士索额图拘禁、致使其在狱中了结残生那样去法办辉格党人，取消“人身保护法”，他也办不到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英国议会通过被认为是引导英国走向自由主义并进而影响世界的最早标识的《权利法案》——此法案破天荒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国王，规定国王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具体说，就是必须按照议会的意志行事，只有经下院同意才能征收新税、招募常备军，等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皇权被削弱乃至于被剥夺。

你看，只是由于换了一个地方，皇帝就完全彻底地失去了施展皇权的条件。失去施展皇权条件的皇帝还是皇帝吗？很显然不是了，至少不完全是了。皇帝不再是或不完全是皇帝了的事件（在我们瞩目的这段历史空间）主要发生在欧洲，即我们所说的西方世界。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1453年，随着东罗马帝国的灭亡，西方世界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5世纪-15世纪）走向了终结，欧洲近代史开端（尽管英国1215年就有了将王权置于封建习惯法约束之下的“大宪章”，但在对历史进行划分的时候，人们仍习惯于将文艺复兴运动作为欧洲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以后，世界就进入到“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的新时代，它就像是一声春雷，轰然开启了人类迈向民主自由的伟大季节。我们正在说的1688年就处在这个季节之中——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的王权受到了挑战（好在还没有掉脑袋），这位昨天还醉心于“君权神授”幻景中的皇帝，在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新贵族的威逼下，这一年活得真是糟心透了，简直连死的心事都有。

我朝康熙皇帝就不一样了。尽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也像任何一位皇帝那样不可避免面临复杂情势，但就性质来说，他与詹姆斯二世还是有很大分别的。康熙朝是“康乾盛世”的开端，无论皇上还是皇上身边的人，抱负正都大着呢。然而历史从来就不是可以被某些人的自我感觉随意打扮的东西，它有自己的实实在在的内容。譬如，在仍将“朕即国家”视为国家正统的地方，即使康熙爷秉持着“君道在于爱民”、“所敬为天，所敬为民”的信念，爱民爱得要死，也改变不了皇权与民众之间的牧养关系，这是被无数冠冕堂皇辞藻遮掩的真实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即使是江山社稷问题，就其实质来说仍旧是皇上的“家事”，“外人”是不能也无法置喙的。

与康熙皇帝不同，詹姆斯二世国王面临的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革命”，突然出现在他眼前局促他、反对他的人，纯粹都是一些“外人”，即刚刚登上英国政治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贵族代表，情势当然要比康熙皇帝复杂得多。这些进入议会的人所着眼的东西，或者说，他们所谋求的经济利益，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目标，要远比太子党们觊觎皇位来得远阔、深刻和复杂，因而也就特别难以应对。

迥然不同的政治处境，决定了康熙皇帝和詹姆斯二世国王完全不同的结局。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康熙爷的“家事”虽然也充斥着刀光剑影，历经过无数血光之灾——后世谓之“宫斗”，即“宫廷内部的斗争”，在宽泛的意义上，是与极权专制主义共存共生、永不谢幕的“权力斗争”——然而由于历史未曾提供新的角色上场，它也就无法撼动作为“家天下”的皇权的威严，无法破解中国幽深的国家密码，无法松解和重建中国的国家政治结构……一句话，朕还是朕，谁也甭想把大好河山从朕的手中拿去！

念念不忘“安民”、“养民”、“恤民”的康熙皇帝在权力问题上也确实毫不含糊——用比喻的话说，这个人睡觉前想的是“国家唯有一主”，醒来后想的是“大权所在，何得分毫假人？”——他念兹在兹，曾经语重心长地对大臣们说：“人臣进言，故当直切无隐；人君纳谏，尤当虚怀悦从。若勉听其言，后复厌弃其人，则人怀顾忌，不敢尽言矣。朕每阅唐太宗、魏征之事，叹君臣遇合之际，千古为难。魏征对唐太宗之言：‘臣愿为良臣，毋为忠臣。’朕尝思忠良原无二理，惟在人君善处之，以成其始终耳。”什么意思呢？老人家强调的是绵延将近两千年之久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伦常，君永远是君，臣永远是臣，朕让你讲话是你的造化你的福分，你丫自然也要放尊重一些，不能由此乱了纲常。

我揣想，当时的满朝文武大臣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康熙爷的这种见解有什么不对。庙堂之外又如何呢？譬如，我们能不能想象在经历过太子废立风波之后的康熙朝也出现一个名叫约翰·洛克（1632-1704）的家伙呢？假如真出现这么一个家伙，甚或也有感而发写作了一本名为《政府论》的书，“向世界论证中国人民对公正的自然权利的热爱，他们捍卫这些权利以及当国家处于奴役和毁灭边缘时拯救国家的决心”（此为引申引用，原话见约翰·洛克：《政府论》序言，1689年）呢？这个不被朝廷豢养同时也不被朝廷待见的“一介白衣”，也在书中提出有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社会契约、政治分权、宗教宽容等观点，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首先，历史时空不容倒错，这种想象是没有道理的，洛克不可能出现在1688年的中国。原因很简单，中国当时的社会质态与英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也没有任何新的政治角色登上历史舞台，更没有发生类似英国“光荣革命”那样的历史性事件，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有与之对应的精神内容——我把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出现视为一定历史框架内的精神内容——即使是上帝有意旨也派不出使者来传达。我们活该还要等待，至于等待多久，只有上帝才知道。

让我们重温上帝派到英国的那位使者在《政府论》中无可辩驳的指认——

“统治者无论有怎样正当的资格，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为准则，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动不以保护他的人民的财产而以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私愤、贪欲和任何其他不正当的情欲为目的，那就是暴政。”

“权力之所以授与某些人是为了管理人民和保护他们的财产，一旦被应用于其他目的，以及被利用来使人民贫穷、骚扰他们或使他们屈服于握有权力的人的专横的和不正当的命令之下时，那么不论运用权力的人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就立即成为暴政。”

“对于统治者的失政、一些错误的和不适当的法律和人类弱点所造成的一切过失，人民都会加以容忍，不致反抗或口出怨言的。但是，如果一连串的滥用权力、渎职行为和阴谋诡计都殊途同归，使其企图为人民所了然——人民不能不感到他们是处于怎样的境地，不能不看到他们的前途如何——则他们奋身而起，力图把统治权交给能为他们保障最初建立政府的目的的人们，那是毫不足怪的。如果没有这些目的，则古老的名称和美丽的外表都决不会比自然状态或纯粹无政府状态来得好，而是只会坏得多，一切障碍都是既严重而又咄咄逼人，但是补救的办法却更加遥远和难以找到。”

“我承认，私人的骄傲、野心和好乱成性有时曾引起了国家的大乱，党争也曾使许多国家和王国受到致命的打击。但祸患究竟往往是由于人民的放肆和意欲摆脱合法统治者的权威所致，还是由于统治者的横暴和企图以专断权力加诸人民所致，究竟是压迫还是抗命最先导致混乱，我想让公正的历史去判断。我相信，不论是统治者或臣民，只要用强力侵犯君主或人民的权利，并种下了推翻合法政府的组织和结构的祸根，他就严重地犯了我认为一个人所能犯的最大罪行，他应该对于由于政府的瓦解使一个国家遭受流血、掠夺和残破等一切祸害负责。谁做了这样的事，谁就该被认为是人类的公敌大害，而且应该受到相应的对待。”

“谁不基于权利而使用强力，正如每一个无法无天的人在社会中所做的那样，就使自己与他使用强力来对付的人们处于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以前的一切拘束都被解除，其他一切权利都不再有效，而人人都享有自卫和抵抗侵略者的权利。”

历史发展的宏大趋向往往是不引人瞩目的，尤其是在整个江河还只是发源地草丛下几条涓涓细流的时候。洛克写下这些言语的时候，大概未必意识到这些观念对全人类迈向自由民主社会之须臾不可相离，未必意识到他正在为人类过较为完善的生活贡献着心智，他也绝不会想到，1776年7月4日，也就是在他写出这些话语88年之后，在遥远的北美大陆会出现一个完全以他的思想理念为蓝本创造出来的新国家——美国。再好的话语，再好的理论，再好的道路，如果它只能导致人民既无政治权利又无人的尊严，处在被“养活”状态，并最终导致整个走向国家封闭与衰弱，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怀疑那些话语那些理论那种道路是否值得信任。建国233年之后，美国直到今天仍旧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如果我们不站在“窃笑”的立场上窃笑其世界霸权正在收缩，我们仍看得到，它在精神上对整个世界所产生的招引力还如此巨大，“自由”“民主”竟然成为了全人类都信奉的“普世价值”，即使是最愚蠢最落后最残暴的极权专制主义政权的国家宪法旗帜上，也不得非常不情愿地点缀上这两个既讨嫌又令人畏惧的词汇，这足以说明那个叫洛克的家伙说对了。世界上所有握着一张选票的人，所有享受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的人都应当感激他，包括形形色色不打算走极权专制主义邪路的国家最高首脑。

那么，一个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假若洛克在1688年来到了中国，具体说来到了我康熙皇帝主政的年代，站到了朝廷之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不难想象，康熙爷一定会以为撞见了鬼，完全弄不懂洛克那些佶屈聱牙的妖言惑语究竟是啥意思。这不是智力问题，这是精神疆域问题，通俗地说，当一个人由于血缘和教养的原因缺乏某种对外在事物进行感应的能力时，就会对事物既无视又无感，用现代话语解释就是“傻缺”，结果康熙帝就“傻缺”了，说嘛嘛不懂，油盐不进，即使思想家洛克也没办法。我们当然还可以想象，若果经太傅指点，康熙爷隐约弄懂了洛克的某些只言片语，这位老天的儿子难道会觉得丫说的有道理吗？绝对不会！皇上最恐惧的永远都是思想，面对这个东西，他首先会本能地感觉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皇权有可能被松解，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自己的权威，保住自己的皇位，会不惜采用一切行政的法律的乃至于暴力的手段阻止思想的传播，一句话，决不能让朝廷大臣和庶民百姓迷失在这些莫名其妙的异端邪说之中。至于站在朕面前的那个像鬼一样的白衣，太他妈好办了——“天下”都是老子的，老子难道还怕你不成？！康熙爷一定会指斥这狗东西煽惑人心，狂悖僭妄，大逆不道，盛怒之下命人推出去斩了也是有的，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多次发生过么？

一个把洛克先生推出去斩了的国家，还走得上自由民主之途吗？数百年以来的景况，我们都看到了。所以我说，历史的本质是由它的精神内容所决定的，而历史的精神内容又直接来自特定时空中的历史显现，没有如此这般的条件，历史是无法受孕的，因此也就不会发生任何新生命临盆的伟大事件。难道不是这样吗？仍旧以我朝为例：从1688年算起至1911年止，康熙帝的皇位不是又往下传续了整整223年吗？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熙熙攘攘你方唱罢我登台奔忙于历史舞台上的人，除了皇帝家族及簇拥在他们周围的庞大特殊利益集团之外，你见得到被光荣地称之为“人民”的人吗？你见得到“光荣革命”孕育出诸如洛克那样的妄议国事的狂士吗？你见不到的。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历史就这样蹉跎着。

2

中国太顽强也太有生命力了，即使是终结帝制的1911年，也绝非皇权专制主义的终结，作为一种极端稳固、极端成熟的政治文化实体，它犹如不死鸟，有无比顽强的生命力，尽管看上去枝叶干枯了，然而只要有一点点儿适宜的土壤和温度，它就会像超级生物那样苏醒过来，迅疾孽生，生出枝杈，瞬时间成长为参天大树。

这棵参天大树的枝杈不是曾经伸到我们的鼻子底下么？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一定记得中国在1966年发生了什么：萦绕在伟大领袖灵魂深处的唯我独尊、君临天下的帝王思想；将皇帝视为国家、皇帝是人民大救星的群氓式社会意识；与义和团血缘相近的以红卫兵（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阐述：至少在北京地区的大专院校，红卫兵运动实际上仅只是太子党的一次青春期预演）为代表的反智主义叫嚣；由大规模政治蒙蔽而产生的将自身隔绝在世界民族之林之外的大国寡民心态……齐刷刷出现在畸形变色的历史画卷中。1911年推翻帝制的革命党人绝对料想不到，他们本已推开的大门会重新关上，历史会折返脚步往回走，皇权专制主义有一天会像模像样地卷土重来；同样，1949年天真地宣称“时间开始了”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也绝对料想不到有一天革命会反噬革命，吃掉自己的亲生儿女，他们亲眼目睹了朋辈们乃至于自己被吃掉的整个过程。

劫后余生的人痛定思痛，一定会产生出似曾相识的感觉：同样的事情以前曾无数次发生过；文化大革命并非“史无前例”，它是“史有前例”的；伟大领袖现象也绝非“后无来者”，它会“后继有人”的；我们经历的不过是晦暗历史的一次晦暗重复而已，我们决不能再让它重复了……这种见解也许还未曾达到洞视历史本质的高度，但是它离历史本质已经很近了，它构成了1978年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最广泛的社会精神基础。

中国一路前行，该发生的全都发生了，没有发生的大概就是不能发生的了吧？谁能使季节倒转，让冬季发生只有在春季才会发生的孕育故事呢？同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秋季的收获也是严格受着地底下埋藏着什么种子制约的，你无法在埋藏着土豆的地方收获到高粱，你更无法在没有发生耕耘的地方得到收获。这就是说，愿望归愿望，究竟该发生什么事情，并非人之意志所能决定。所谓“历史发展不已人的意志为转移”，就体现在这里。

我们仍然以1688年为例。事实上，英国议会发生的事情，在某些侧面与我康熙朝发生的事情是有些相似的，譬如对国家权力的争夺同样囿于某种以血亲为其基本结构特征的政治角力，然而这里有许多不同，正是这些不同，决定了这两个距离遥远的国度完全不同的起点和方向，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处境。

为了把这件事说清楚，我们再具体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形。

1685年，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国王全然不顾国内外的普遍反对，违背以前政府制定的关于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宣誓条例”，委任天主教徒到军队里任职。此后进而任命更多的天主教徒到政府部门、教会、大学去担任重要职务。1687年4月和1688年4月先后发布两个“宽容宣言”，给予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所有非国教教徒以信教自由，并命令英国国教会的主教在各主教区的教坛上宣读，引起英国国教会主教们的普遍反对。詹姆斯二世残酷迫害清教徒，并向英国工商业主要竞争者法国靠拢，严重危害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1688年6月20日，詹姆斯二世得子，这意味着其信仰英国国教的女儿玛丽没有希望继承王位。为防止王位被天主教徒承袭，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破釜沉舟，决定发动一场推翻詹姆斯二世统治的革命，由辉格党和托利党推举出七位名人出面邀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婿、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来英国，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产。信奉新教的威廉接受邀请，于这一年的9月30日发布宣言，要求恢复他妻子玛丽，即詹姆斯二世第一个妻子所生的长女的继承权。1688年11月1日，威廉率领15000人在托尔湾登陆，吓破了胆的詹姆斯二世国王仓皇出逃。1688年12月，威廉兵不血刃进入伦敦。1689年1月在伦敦召开的议会全体会议上，宣布詹姆斯二世逊位，由威廉和玛丽共同统治英国，称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至此，英国议会与国王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以议会的胜利而告结束。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权利宣言》，就是这时候由议会向威廉提出来谴责詹姆斯二世破坏法律行为的；这个宣言指出，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中止任何法律；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自行征收赋税；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国王，国王不能与天主教徒结婚……等等。宣言于1689年10月经议会批准，正式成为法律，这就是著名的《权利法案》。

吴恩裕先生（1909-1979）对此总结道：“1688年政变以后，1689年的《权利法案》和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使国王在法律、赋税、军事上的措施都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而且人民有向国王请愿的权利；议会议员有言论、决议等自由。实际上，英国国王已经失却其做为封建君主的权力，议会是唯一的立法机关，它的权力决定一切。这样就形成了英国的立宪君主制，亦即所谓‘英国的议会民主’。这意味着一方面旧封建王朝的威廉被拥为统治者，另方面地主式的和资本家式的货殖家也登上了统治地位。从此以后，英国新的统治阶级就利用国家机器制定有利于自己阶级的法令，迈步向前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了。”（转引自洛克《政府论》（下）吴恩裕：《论洛克的政治思想》，1963年12月）

用我们的话语描述1688年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的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篡位成功，这很印合我朝贯穿两千多年的“宫斗”桥段，看上去很熟悉，也很赏心悦目。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威廉和玛丽是作为新兴资产阶级贵族的代表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们身上肩负着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委托，那段历史确曾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新内容。正是这些我们不了解的新内容，决定了事情何以这样发生而没有那样发生。

美国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1966年写过一本名为《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的书，他在考察资本主义如何在英国站稳脚跟时，特别注意到远在1688年发生“光荣革命”之前，“一个现代的、世俗的社会正在封建的和教会的双重势力束缚之下缓慢而又稳步地向前发展。更为明显的是，自14世纪以来，一些迹象已经表明，农村和城市的商品贸易经济的重要性在增强，封建主义日趋没落，并被英国软弱的王权专制主义所代替。这种没落和代替在激烈的宗教斗争中继续下去，而那种宗教斗争形式反映了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之际所必然产生的焦虑和痛苦。”他举例说，“亨利八世在1536年和1539年对修道院的没收，是以牺牲旧贵族和背离传统为代价，从而促进了（陈行之注：摩尔在这里强调的是客观效果而非对亨利八世的肯定）具有商业精神的新的土地所有者的产生……亨利八世统治的最主要意义是摧毁了作为旧秩序之一的教会……深沉的摇撼已经在发生……王权越来越受到新秩序的威胁。”（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正是在这些方面——如果我们把历史作为戏剧看待的话——中国戏剧和英国戏剧、欧洲戏剧出现了巨大的剧情反差。依据巴林顿·摩尔的观察，英国作为政治反对派的贵族与王权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十分有利于议会民主制的发展）之时，中国的上层土地阶级并没有发展成为任何严格意义上对立于帝国制度的政治反对派，反之，他们和中国官僚阶层一样，都有着强烈的集团认同意识，他们心里很清楚，他们的特权和优越感来源于皇帝的钦准，他们是通过得到以皇帝为首的庞大官僚政治机构的支持才获取利益并进一步增加地产数量的。摩尔认为这是中国上层土地阶级不能从朝廷政治机构中分离出来、充当一种基本的政治力量的主要原因。这种文化环境当然也就完全排除了上层土地阶级作为政治反对派出现的任何可能性，完全排除了非官方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立足的任何可能性。这构成了中国1688年乃至于往后很久很久最基本的政治底色。

就在1688年前后，中国也曾经出现过黄宗羲（1610-1695）之类的思想家。康熙元年（1662年）黄宗羲写了一本《明夷待访录》，对皇帝和皇权的鞭挞十分无情：“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意思是只要有你丫在，天下人就没好日子过；没你反而更好，人反倒能各得其利。再说，你丫凭什么“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共我一人之淫乐”？火力够猛，对时事政治的思考也很深刻，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既无资本主义，又无工业革命，中国社会还没有孕育出新兴阶级，因而也就无法真正形成制约皇权的反对力量，其结果仍旧不甚了了。于是，历史仍旧在蹉跎，中国人仍旧蹉跎在蹉跎的历史之中。

如此条件下再来审视康熙皇子胤礽、胤褆、胤禩、胤禵、胤禛朝争夺储位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其性质若何，还用说吗？皇子们念念不忘的是储位，而康熙皇帝最忧心的事情，是维护住自己的天颜和威权，并把皇位传给一个最值得他信任的人，当然也就顺理成章了。什么人才最值得皇上信任呢？康熙的想法是：“今欲立皇太子，必与朕心为心者，方可立之。”康熙还对众臣说：“朕万年（死亡）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做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在康熙皇帝眼里，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皇帝的私事，也就是我前面说的“家事”。

这才是中国历史情景剧永远的主旋律。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以及他们背后的新兴政治力量，与我康熙朝争夺皇位的太子们以及他们背后索额图之类的朝臣力量，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质地，前者试图往前走，后者则只想原地踏步，中国的旧秩序既没有发生“深深的摇撼”，从来都是至高无上的皇权也没有“受到新秩序的威胁”。你看，历史就在这种没有新的历史内容中延续（或者说轮回）了下来，一直延续到了我们眼前。

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在1688年之后306年的1994年，我中央电视台投入巨资拍摄了大型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正面歌颂这位皇上之“奋发有为”和“皇恩浩荡”，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康熙热”。无数人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无数被这部剧“启蒙”的人都在缅怀这位“真龙天子”的恩德，渴望他重新活过来为万民再施龙恩……说实在的，每当我听到那位著名男歌手极为投入地唱叹“载舟覆舟水有义，盛世皇爷擎天的功”（摘引自该剧主题歌《金屏风》歌词）时，心里都会涌起一股五味杂陈的沮丧感，就好像我们赶了很久很久的路，却突然发现我们并未真的出发一样。我禁不住要想，如果康熙爷地下有知，他也真该满足了；再想想那位倒霉的詹姆斯二世，这可真是“人比人，活不成”啊！

可见，不同历史时空分别拥有它们各自完全不同的本质，是一定历史时空的本质决定了该在什么地方出现什么样的人，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此历史时空与彼历史时空是不能被置换更不能倒错的。如果这仅只是泛泛而论，上述话语或许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然而如果我们试图在历史的框架中为中国（一定意义上也是为我们自己）寻找某种定位，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沉重的带有宿命意味的话题，情感难免就要起一些波澜，尤其是我们瞩目于近500年以来中外历史的时候。

唉！我们终归还是无法超越这蹉跎着的历史啊！

3

中国在整个农耕文明时代都是领世界之先的，我们平时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康乾盛世”绝非自我陶醉，那是历史用如椽之笔描绘出来的宏阔画面，就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每一处细节都值得凝视和三思。我们之所以骄傲于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使用魅力无穷的方块字写作和思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拥有一个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历史。对于我们来说，“中国”二字不仅仅是地理概念，更是我们灵魂的标志，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国”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存在条件。

然而历史在我们心中触发出来的东西，远非骄傲和自豪那样简单。面对历史的中国，面对近现代绵延数百年噩梦般的岁月，面对同样将成为历史的当下图景，我们同时还感到压抑、气馁和屈辱。这是一种精神疼痛，它剧烈而绵长，它伴随着我们每一步的精神成长。“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1938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会像中国人一样，对这个国家怀抱着如此之多既和谐又纠结的情愫。

中国的国家性格，在唐朝“安史之乱”之前是疏阔、豪放的，在世界史上，所谓的“盛唐”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收获了人类文明最高的精神和物质成果。作为国家内乱的“安史之乱”重击了它，中国出现了短暂的眩晕，虽然“眩晕”之后又似乎恢复到了原初的样子，然而这次动乱给这个国家造成的内伤既严重又危险。这就好比一个人，身体强壮的时候，他的精神是奋发的，动作是准确有力的；而当他由于内疾而感觉力所不逮时，他就会收窄自己的精神视界，避免做出超乎体力的事情,甚至还会出现更严重的行为举止不受控制的情况。总之我们可以确信，“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国开始收缩投向整个世界的目光，性格一天天变得内向和拘束了。

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开始衰落，原因是：尽管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主要是前者）在不同的历史空间延续着某种精神脉流，但这种脉流还没有来得及结出可以改变那个历史时空行迹的精神物质之果。也就是说，在宏观意义上，他们与我们仍旧都处于同质同态的农耕文明时期。而在这样的时期，中国从雅思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相当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生发出来的关于国家政治结构、政府管理、社会治理的精神成果，要远比希腊文明、印度文明来得强固、深刻、致密、周翔。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海量如此丰富的政治典籍和历史典籍。

也正因为这样，当西方人还像野蛮人那样茹毛饮血的时候（从时间上说大概相当于15世纪之前），信奉儒教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优雅地处理人际关系，缜密地施行政府职责，精细地进行社会管理了。在这样的条件下，作为历史闪光点的“盛世”不断出现，甚至在西方资本主义即将从母胎中分娩发出第一声啼哭的时候，也还没有表现出显见的疲弱，在GDP上还占有压倒之势，实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只要那个改变世界的胎儿还没有出生，中国想不领先世界都难。当欧洲陷入宗教邪恶与政治邪恶相互绞杀的“中世纪黑暗”（公元5世纪到15世纪）的时候，中国就像是一股清流，一个儒雅的绅士，举止有度，端庄安详，日子过得既有章法，又有格调，把欧洲人甩开了几条街。我们有理由为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政治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到自豪，在一定历史框架内，我们甚至也有理由慨叹造就了“贞观之治”、“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康乾盛世”的皇帝和他的子民们都无愧于伟大的中国人，然而这一切都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西方资本主义幼婴呱呱坠地之时——发生了改变。1688年恰巧是这个时间点中的一个节点。这次轮到中国倒霉了。

中国倒霉是由于中国太优秀——请注意，我强调的不是强大。

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过于恒定，就会产生文化惯性。惯性既是冲力又是回旋力，它强劲，却又会沿着人力无法控制的方向狂奔。它陶醉于自我欣赏并且拒绝改变。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盛世”最后都不可避免由盛而衰，以至于最后导致王朝更替，实在是这种既是冲力又是回旋力的文化惯性使然。这仅只是某些历史单元的情形。就整个中国历史来说，正是所谓“成也成熟，败也成熟”，时间漫漶到公元15世纪之后，又历经数百年，这种曾经给中国带来繁荣的所谓国家政治成熟，终于结出了一个我天朝大国绝未曾料到的恶果：中国无可挽救地走向了衰落！

一个曾经由于优秀而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无限骄傲的民族，看上去异常庞大的身躯，竟然疲弱得几乎无法站立，竟然被西方国家乃至于蕞尔小国日本由着性儿“围殴”而无力反抗，我们遭受的欺凌和侮辱就像皮鞭一样抽打着我们的灵魂，鞭子落处留下条条血痕，我们疼痛得浑身颤抖……从此以后，作为集体无意识，当我们思索世界和我们自身的时候，就再也无法避开这惨痛的经历了，“悲怆”成为了中华民族最主要的精神格调，它甚至开始参与塑造中国人的灵魂和性格。某种程度上，这正是中国人血管里几乎都潜流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血液的主要原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既是动力源又是阻抗剂，它让这片古老的土地生生不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同时又让中国视野狭小胸襟窄仄，经常愤愤然于葳蕤在眼前的这片世界风景，而无法像安史之乱之前的唐朝那样用宽阔的胸襟拥抱整个世界，求与世界之同。

在比喻的意义上，“恶果”其实就是一种情境：当你颟顸着原地踏步的时候，另外一些身手矫健的人从你身边超越而去，疲惫的你只能徒然地看着他们的背影，这种无可奈何的无力感，当然属于“恶果”之列。换一句话说，所谓“恶果”，就是你在与他人的对比中所落得的落后位置和失败处境。我们所说的1688年尽管处在所谓的“盛世”之中，难道不正是我们这个千年帝国令人唏嘘的尴尬点吗？如果我们头脑清醒一些，还会见解到这种尴尬处境实际上早在15世纪初就可以被感觉到了，作为方位物看待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自公元14世纪从意大利发端并向整个欧洲蔓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促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兴起（我们前面说的“资本主义幼婴”就是在这时候被孕育的）的文艺复兴运动——英国1688年发生的事情，某种程度也可以被认为是文艺复兴运动之果——正是这场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直到今天仍旧作为精神主线引导着人类文明的历史叙事，决绝而无情地把中国撂到了历史的后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如此危急的时刻，我天朝却陶然于四方来朝、天下第一的歌舞升平之中，皇权仍施展着淫威，整个官僚阶层仍在巧取豪夺中觥筹交错，平民百姓仍在艰难困苦中唱诵着皇恩浩荡……因成熟而滞重，中国终于用自己的颟顸和愚蠢把自己打垮了，而导致这一严重历史后果的，恰恰就是类似于康熙皇帝这样的人：表面上，他在为这个国家鞠躬尽瘁；实质上，他则是在拖曳着它前行的脚步。遗憾的是，英国人远在1688年就看到了这一点，中国人直至今天眼前仍旧一片迷蒙，不知道世界，亦不知道自己。

数百年以来，阻碍中国进步的绝非“国外敌对势力”那样简单，皇帝和他身边的庞大国家利益集团才是这个国家最凶恶的敌人。中国极权专制主义的根系特别粗大，生命力特别顽强，这才是我们直至今天仍旧困顿于英国1688年之前所困顿的那种历史情境之中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将很难理解，为什么国家利益集团仍旧在猖獗地无休止掠夺社会而无法被禁止？为什么他们仍旧有足够的手段禁止思想的流通？为什么他们仍旧力量阻碍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文化改革？我们也将很难理解，文化底蕴深厚、如此聪慧的中国人，为什么数百年以来直至今天都没有出现一个约翰·洛克那样的思想大家？谁在恐惧思想？谁又把思想变成了敌人？我们将更加难以理解，即使偶然出现一些思想到洛克思想的人，他们为什么总是横遭权力打压被困厄在生死不如的境地？！为什么在中国坎坷崎岖的发展道路上，总是铺洒着思想者的肝脑和鲜血？！到底是为什么？！

这可真是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啊！谁曾想到，1688年，一个我们从未意识到有什么特殊意义的日子，一个我们连知道都不知道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会永久性地改变我们的位置和我们的处境呢？更重要的是，这种境况什么时候会被改变呢？中国，无论作为历史的中国，还是现实的中国，难道还要继续蹉跎下去吗？2019年会是一个改变的年份吗？

2019-1-9

来源：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