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时代：并不激荡的三十年

作者：刘迪（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及研究生院教授）

4月30日，明仁天皇退位。这天东京细雨霏霏，但许多媒体，仍集聚在皇居外占位，等待傍晚的退位仪式。来自各地的日本人及外国观光者，则聚集在皇居周围大门外，周围若干地铁站，地面出口已经封掉，警力也比平时多。

中午，我撑了把透明雨伞到皇居外散步。一位中年警察看到我，以为是观光客，好心递上一份中文的地图册。小册子封面印着“国民公园，皇居外苑”几个字，介绍说除开天皇执行公务的场所及私人寓所，皇居区域外围对国民及观光客开放。

皇居周围，人头攒动。他们为何而来？心怀崇敬或是好奇，又或者公务在身？我呢，又为什么在这里？

皇居离我住的地方很近，天气晴好时，我有时会到外苑的草坪小憩，享受阳光和蓝天。但今天并无蓝天。今天，聚在这里的人们也不会见到天皇。天皇和皇后有确定的安排，不会出现于此，至于今后，他们不再有公务，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机会就更少了。

盘桓在皇居周围的人们，面容肃穆，站在细雨里，甚至有些寂寥。他们撑着伞，默不做声地向即将逝去的时代告别，对这些普普通通的日本人来说，“平成”不仅仅是一个年号，还是生命的记忆。至于我自己，只想起这一句“若有人知春去出，唤取归来同住”。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人民日报工作，采编国际新闻，主要条线就是日本。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去世，当时关注的一个重点是，日本向何处去。那些日日夜夜，我和同事们一起盯着日本社会的反应，没有互联网，我们主要靠国外纸媒了解情况。当时日本纸媒哀悼氛围浓厚，娱乐版“自肃”，给我的印象很深。

昭和天皇去世的当天，明仁皇太子即位，日本年号改为“平成”。1991年，也就是平成三年，我来到东京，作为一个观察者，开始近距离地关注这个时代，这个国家。

1978年邓小平访日，坐了新干线列车，记者问他感想，他说，上了新干线，如同有人从后面在推他。那年年末，中共举行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将中共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此后，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傅高义的《日本名列第一》以及赖肖尔的《日本》等著作，陆续被译成中文，各种日剧、电影和小说也被译介给中国的观众和读者。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日本的现代化模式曾提供了不少借鉴和鼓舞。

1966年3月，日本人口在底超过1亿。两年后的1968年，日本经济规模超过西德，成为西方第二大经济体。在两次石油危机打击下，日本经济非但没有垮掉，反而日益强劲。战后日本发展，其意义何在？当时一个观点认为，日本近代化的成功证明，工业化并非欧美国家专利。另外，日本的近代化，还证明在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完全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这种现代化模式不但震撼了西方，也给苦苦追求现代化的中国，留下极为深刻印象。

到了平成时代，世界又大不一样了。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全球秩序重组；“9•11”接踵而至，世界政治进入反恐时代。在这样一个激烈动荡的背景下，日本像是一个安静的例外，既没有藉最初的“历史终结”而喧嚣躁动，也没有在后来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卷入全球动荡。日本经济告别了高歌猛进的亢奋期，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进入漫长的“沉睡”。经济学家们对此多有检讨，但日本国民似乎自足常乐，并没有“揭竿而起”的暗涌。

从1989年到2019年，这是怎样一个时代？有人说“平成是一个迷茫的时代”；也有人说“平成是一个凡庸的时代”；还有人说“平成是一个失败的时代”。在我看来，这是内向守成的三十年。

“平成”一词出自《史记・五帝本纪》“内平外成”以及《尚书・大禹谟》中的“地平天成”。意为国内外、天地间和平。最初几年，也就是冷战刚结束时，日本曾以“经济大国”的身份，尝试“大国外交”，希望在联合国安理会“入常”，但遭到挫败。

明治时代（1868年10月23日-1912年7月30日）以来，“国民导师”福泽谕吉便号召日本人“一切以西洋为目标”，尽管历经对英美的战争，这个目标一直没有改变。进入平成时代，日本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国，各种社会文化指标都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前方不再有需要追赶的目标，这给日本社会一种无法言喻的虚脱感。

经济泡沫破灭后，伴随人口老龄化，日本社会开始“收缩”。平成四年，即1992年，中野孝次出版随笔集《清贫的思想》，风行一时。作家追述了西行、兼好、芭蕉等俳人（俳句作者）舍弃世间物质生活的优雅淡泊，在那一年的日本好像一味清茶，引导日本人转向内心，重新体悟“清贫”的深意。

平成时代不是没有天灾人祸，奥姆真理教的武装暴动、两次特大地震以及核泄漏，都曾带来巨大的创伤。但也正因为创伤如此巨大，日本社会所显示出的稳定性才如此惊人。在经济低迷的三十年里，日本没有出现大规模罢工、罢课等尖锐对立，示威游行的规模及社会动员程度也远远不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这种稳定性由何而来？美国社会学者傅高义很早就开始关注战后转型期日本的中产阶级。在其出山之作《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中，他就从公司、家族、社区的角度，分析了日本的新兴的“上班族”。这一新阶层的出现和扩大，不意味这新的阶级斗争的激化，相反，它指向一种稳定的预期和社会连结。

昭和（1926年12月25日-1989年1月7日）后半期，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形成了所谓“优质中产社会”，“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的观念塑造了一种岁月静好的社会氛围。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就有“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即所有日本国民都属中产阶级。

这样一个社会特质，既维系了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和民主制度，也大大缓解了三十年经济停滞带来的社会压力。国内学者喜欢谈论日本是如何“失去二十年”的，我自己则更关注在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日本政府是如何通过再分配手段，维系着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的有效运作，并保持社会稳定的。

在平成时代，日本各级政府的公共投资，对消除贫富差距和地域差距起到了很大作用。各地依靠中央财政补贴，建起了大量公民馆、图书馆、体育馆和交通设施，所有这些，都让国民得以继续有尊严地生活。1991年，笔者甫抵日本，即深刻感受到这种基础设施带来的巨大便利。此外，政府还引导国民注重防灾，注重义工，注重社区及地域共同体的建设。

尽管经济滞涨，日本对于曾经挽救了西方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却十分警惕。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在促进增长的同时，也会加大贫富差距，导致社会不安定。这在日本人看来，不啻于对日本型共同体社会理想的戕害。事实上在2013年所谓“安倍经济学”出炉之前，日本始终拒绝登上新自由主义的船。这些年，对于安倍的“成长优先”的政策，左右两派一直都持有批评的态度，并加以限制。

总的说来，平成时代的生活是精致的。大众消费主义有所发展，日本继续享受这各种廉价舶来品带来的快乐。这一时期，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不少波折，但多数国民并不十分关心。他们目光内敛，对他们来说，自己及周边的小确幸才是需要守护的。

在校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生运动的热情已经熄灭，校园先锋渐渐老去。新一代的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逐渐减少，慢慢也不再向往留学。2017年，在美国攻读科学类研究生学位的日本留学生只有990人，而中国留学生则多达79580人。在这990人里，又有410人是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自然科学的不到中国同类留学生人数的1%。

平成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老”。这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日本的人均寿命是世界最高的，生育率却是最低的之一。随着人口年龄中值不断提高，老年人在社会上的发言权也得到加强，从整个社会的层面看，表现为革新势力的衰退，和保守主义的崛起。

平成之前，有明治、昭和两个较长的时代，分别是四十四年和六十三年。不仅时间更长，这两个时代，日本所面临的课题也更复杂和严峻；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文学艺术的群星闪耀。我们很难简单地将平成时代与上述两个时代做比较，在平成时代，艺术家小说家的生存环境相对优越，可以深入精致地刻画描摹其对象，但却缺乏前代那种波澜壮阔的大视野和深刻的内心体验。

平稳安定的另一面，是徘徊不前。平成三十年，日本增长迟滞，人均工资不涨反降，虽然有优衣库、软银这样的企业，但没有出现能够引领全球潮流的伟大公司。反观美国和中国，则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跨国公司。“下一个社会”什么样，日本不论政府还是国民都十分迷茫。

平成的最后一天，我在皇居外苑散步。而日本，还在“下一个社会”的入口原地踏步。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