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逆反心理与隐形的报复
作者：吕嘉健
人类的大量行为都可以用逆反心理解释…对两岁的孩子和十几岁的青少年而言，逆反心理贯穿多种体验和经历，而且总是狂躁有力的。而对我们其余大多数人来说，逆反的能量是平平静静，隐藏起来的。
—— 罗伯特·西奥迪尼
一. “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罗伯特·西奥迪尼在他的名著《影响力》里精辟地指出：“人类的大量行为都可以用逆反心理解释。”他说，逆反理论的核心看似简单，但它却盘根错节地交织在各种社会环境当中，不管是年轻人在花园里谈情说爱，丛林里爆发了武装革命，还是市场里的水果交易。面对限制行动自由的举措，人们都表现出强烈的反抗倾向。（影响力，P252，闾佳译，万卷出版公司，2014-4）
在我看来，除了少数戏剧性极强的逆反对抗外，多数逆反心理的表达是花样百出的“隐形报复”。
逆反心理最易懂而著名的两个例子是：“可怕的两岁”；“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儿童心理学家把人的逆反心理倾向追溯到两岁，家长们给它起的名字是“可怕的两岁”。大多数家长都可以证明，自己的孩子在这一时期有着更多的逆反行为。两岁的孩子似乎掌握了抵挡外界压力，尤其是父母的技术。他们总是说出与父母要求相反的意见，而且没有任何理由的，只是为了反对而说“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时候是儿童第一次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把自己视为有自我意识的、独立的个体，伴随着自主意识的发展，自由的概念也形成了。他们刚刚发现这一点，很想得到选择的余地，迫切想要探索这种选择余地的深度和广度。他们正在体验一件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我是独立的个体。
面对限制自由的举措，我们每一个人一辈子都会表现出强烈的反抗倾向，所以更为突出的反叛期就是青春时代。有深明此理的父母给它这样的建议：“要是你很想做什么事情，有三种选择：自己做；出大价钱找人做；要不就故意禁止你家十几岁的孩子做。”和两岁一样，青春期正是个性意识萌芽的疯长期，对少年而言，这种萌芽意味着走出儿童角色，摆脱家长控制，迈向成人地位，获得随之而来的一切权利和力量。如果在这个时候对他们施加父母的权威，往往适得其反地得到强烈的逆反，你要是企图控制他们，他们要么阳奉阴违，要么公然对抗。
正是因为双方家长对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恋爱强烈的干预，他们的逆反心理才以百倍的逆反渴望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也许他们最初的感情没有强烈到能超越家人设置的庞大障碍的地步。要是听凭这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他们的浓情蜜意说不定只是初恋时短暂的冲动罢了。
换言之：家长们总是孩子们叛逆的助推力。
对此，当代心理学家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人员发现，尽管家长干涉会令感情关系出现某些问题，如一方会以更挑剔的眼光看待另一方，但干涉同时也让情侣双方觉得彼此更加相爱，更想结婚了。在研究过程中，随着父母的干涉越来越多，爱的体验也越来越强，而当干涉减少的时候，浪漫的感觉也慢慢冷却。
逆反心理的问题值得世人认真重视。逆反心理是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之一种动力。西奥迪尼指出：
“保住既得利益的愿望，是心理逆反理论的核心。心理学家杰克·布雷姆提出这个理论，以此解释人类在丧失个人控制权时作出的反应。根据这个理论，只要选择自由受到限制或威胁，保护自由的需求就会使我们想要它们的愿望愈发强烈，我们就会比以前更想得到它，跟这种妨碍对着干。”（影响力，P251）
理解这段话并增加我们实践理性的明智，功莫大焉。
对待“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西澳迪尼明智的中庸建议是：
“出现罗密欧和朱丽叶效应，并不意味着父母必须接受、包容自家处于青春期的孩子谈恋爱。爱情是一种微妙的游戏，新入场的玩家很可能会频频犯错，故此，让更有经验、更有眼光的成年人指点一二，是有好处的。在提供这类指导时，家长应该意识到，青少年认为自己已经成年了，面对典型的家长-孩子式控制关系，他们不会做出很好的回应。尤其是在择偶这种显而易见的成人舞台上，用成年人的影响力武器（偏好和劝说）要比传统的家长控制（禁止和惩罚）效果更佳。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家族固然是极端的例子，但对年轻爱侣施以铁腕控制，很有可能把它搞成一场炽热的地下恋爱悲剧。”（影响力，P255）
二.万历皇帝对帝师首辅的秋后算账
历史上有很多关于逆反心理引致严重的历史报复之案例，以下叙述明代万历皇帝的故事。这是万历皇帝对一代名相张居正在他少年时代严厉训导之秋后算账，以及成年后对整个文官集团对他的道德制衡之逆反对抗表现。
1572年，9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登基，辅佐他的或者说代替他摄政的是他的老师、首席大学士张居正。
在历史上，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是商鞅、王安石和张居正，王安石的改革以失败告终，张居正著名的“万历新政”改革却获得了最高的赞誉，王世贞称他为“救世宰相”，李贽称他为“宰相之杰”，蔡岷瞻说：“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梁启超称他为大明历史上唯一的政治家，而黄仁宇则称他为“智慧的象征”。
张居正的治国功劳略如下述：实行“一条鞭法”，增加纳税田亩300万顷，国税陡增1.5倍；财政扭亏为盈，使国家经济强盛；以“考成法”整顿官僚集团，使之成为执行实务的行政力量，而大量缩编冗僚言官；使国防强势，平定倭寇、平息西南少数民族暴动、瓦解北方俺答的威胁，彻底解除了北部边患；治理了黄河水患，在湖北填湖造田，使之成为重要的农业基地，等等。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对于万历来说像父亲一样的导师、恩人和治国功臣，却在其刚刚去世半年的时候，19岁的万历皇帝就急欲摆脱张居正对他的强大影响，在反张派的怂恿下，万历对张居正做出了盖棺论定的论罪：欺君荼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结党营私、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等等。张居正实行的改革措施全部被推翻。两年之后，万历下令籍没张居正的家产，再下总结性论罪：“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按明朝法律，只有谋反、叛逆和奸党三类大罪才可以抄家，可是张居正并没有这样的罪状，就享受了如此严酷的待遇，可见万历内心里对这位恩师和摄政首辅是何等的厌憎。最后两句论罪词正式透露了万历逆反背叛的长期怨恨心理。
当万历9岁登基时，是作为一个傀儡存在的。作为首辅大学士的张居正教导他，可谓勤谨又严厉至极。这是典型的“家长式教育”。万历的母亲李太后与张居正同心协力，严加管束小皇帝，每当张居正在堂上铿锵有致地授课时，小万历一旦走神懈怠，便会听到陪读的太监冯保大声疾呼：“皇上要听先生的话啊！”假如万历读书读错了，就会立即遭到张居正的严词喝断，使之“悚然惊起”。明代《定陵注略》里记载道：
“人知江陵（指张居正，引者注）威福自恣，不觉声色足震于幼主之前。后来之祸，宜其及矣。”
另一则史料记载更是不可忽视：
“帝初即位，冯保朝夕视起居，拥护提抱有力，小悍格，即以闻慈圣。慈圣训帝严，每切责之，且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漸长，心厌之。”（《明史·张居正传》）
已经够严厉的太后母亲还要用张居正来威吓小万历，从小留下的心理阴影何其强大。及长，作为皇帝的万历，其逆反就是非理性的报复。
当万历长成到17岁的时候，已经大婚的他，脱离了太后的日夜监视，开始享受作为皇帝的自由权。在宦官的引导下，他在皇宫里举行了极尽欢愉的夜宴，在西内的夜游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美好生活。如有宫女随从不从其旨，即加以责罚。这些闹剧为太后所知，李太后悲痛地祭告祖庙，准备废弃万历，另立新君。直到万历长跪哀求，李太后才答应给他自新的机会，并把万历交给张居正训导管束。
张居正责令皇帝自省过失，斥退其身边所有活跃分子，自己亲自承担对万历私生活的照料，每天派遣四名翰林，在皇帝燕居时以经史文墨娱悦圣情。一直到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才摆脱了翰林学士的羁绊，这时候，皇太后也再无能力管束他了。
当他青春成熟渴望独立之际，遭遇这次的严厉管束和夺位威胁，他于是在政事上开始了与张居正的逆反对抗：一次是私自吩咐工部铸钱50万兩，一次是传旨要内阁拟封自己爱妃的父亲为永年伯。当然两次都遭到张居正严肃而理正的否定，气急败坏的皇帝瞪着自己的老师和摄政首辅大喊：“难道皇上的岳父还不如一个总兵重要吗？”这两场皇上与首辅的争论显示了成长了的皇帝正式要与自己的导师与监国者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假如张居正继续在世，再过若干年，万历会直接对当年的摄政首辅大开杀戒。这两次对抗初步将十几年来积聚到几乎要爆炸的逆反心理稍稍作了释放。无奈万历天性和被训导得懦弱无能，只得等到张居正一死，才好借助某个机会完全发泄出来。
三.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隐性报复
从张居正去世后，万历帝开始了独断乾纲的专权期。可是，他刚刚满足了对张居正的背叛和否定之逆反心理，接着又遭遇了整个朝廷文官集团对他的道德和权力制衡，于是万历再次使用逆反心理与整个文官集团斗争，这种对抗足足延续了几十年，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这是再一次产生逆反心理的历史事件，与从张居正那里获得的心理阴影有关，再将这种阴影投射到整个文官集团那里。以后之视昔，说明万历从小种下的性格潜意识就是逆反心理，后来每逢遇到障碍，他必然顺着逆反心理的途径、按照自己的性格进行隐形的报复。
自从17岁夜宴放纵的那一次，几乎被母后挥泪废掉皇位的万历，从此向后大大退缩到女人的温柔乡，曾经一天而册封九嫔，后来娶了母亲慈圣太后身边一个宫女为恭妃，生下长子常洛。18岁时，万历在九嫔中发现了一个十分钟意的淑嫔郑氏，万历对她渐渐一往情深，两人从此开始了一辈子情投意合的热恋。郑氏有与万历默契的情趣爱好，他们都爱好读书，醉心神佛，有精神上深度的交流。万历懦弱而优柔寡断，时时畏惧来自母后和首辅张居正的教训和制约，感伤常常油然而生，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心腹，郑氏及时而温柔地填补了他的精神空虚，她的性格也恰好给予了万历互补的慰藉。她意志坚决，洒脱娇媚，没有姬妾地位的自卑感，反而总能以无所顾忌的态度亲近甚至挑逗万历，且聪明机警，善于察颜观色，既鼓励皇上增加信心，又耐心地倾听他的诉苦。对于万历这个没有政治雄图大略也没有权术之城府的年轻皇帝来说，精神空虚和寂寞时刻占据着他柔弱的心灵，唯有眼前的郑氏成为他的情欲寄托和精神知己。不久，万历就册封这位爱妃为贵妃，而且想立郑贵妃所生的儿子常洵为太子。
万历皇帝这一出于个人浓厚私人感情的圣裁可以说是他平生最重大的第一次决定。在他看来，自己少年时代的“亚父”、导师和摄政首辅张居正已经去世，自己已经超过18岁，可以乾纲独断了，我的任何决定就是绝对的圣旨，臣僚们应该高歌拥护而积极完成之。正当他一欲尝试做天子淋漓尽致的“克里斯玛”权威（即具有支配的力量，而被支配者就会产生对它完全效忠和献身的情感）时，他突然发现，没有了张居正，还有一个比张居正更强大的集体权威居高临下地压迫着他，他这辈子注定了必须强悍而精明地和他们作呕心沥血的较量。
臣僚们在他还没有缓过神来，就接二连三地上疏、且声势越来越猛、意志越来越坚定地反对他那幼稚而自私的决定，并且将之上升到威胁国家根本大计的意识形态高度，不留情面地谴责他。一场关于“国本之争”的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拉开了序幕，自此一直延续到万历辞世。几十年里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对立，不仅涉及到整个帝国，且影响到以后明代的历史。
可惜万历从李太后和张居正的训导和监国下培养出了过度懦弱而被动性的性格，但是这种被动性和表面顺从以及温和的反应却一直被张居正和整个文官集团误读了。他们不知道，长期以来一种执着的逆反心理在少年直至青年万历的内心积聚着，现在终于以他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且成为他一生中最主要的心理动力。
除了万历皇帝的软弱及缺乏权术使其无力直接对抗整个强大的文官集团外，他同时发现：“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他之被拘束是无限的，任何个性的表露可能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黄仁宇：《万历十五年》，P98，三联书店，2004-11））
开始的时候，万历皇帝决心以顽强的意志和文官集团做持久的对抗，臣僚们不让他立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常洛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这样的对抗持续了10年。
后来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向文官集团屈服，将皇长子立为太子，但是万历帝的心灵留下了永久的伤痛，他的屈服带着仇恨。他于是用他的方式向整个文官集团、向整个国家政治作出史无前例的隐性报复：几乎长达30年不出席任何仪式，不上朝，对臣僚们抗议和批评他的奏章不加御批而留中不发，不给他们升迁和补缺的机会，对大量的建议置之不理。他有所选择地采取“懒政”的方式与整个文官集团对抗，不给他们和自己对话和争辩的机会，而绕开了一切与道统意识形态冲突的敏感关节。
从万历的切身感受来看，他刚刚从张居正的笼罩下解放出来，正渴望任性满足一己压抑已久的私欲和权力欲，却立即遇上了比张居正毫不逊色的整个文官集团的箝制束缚。于是，皇帝的权力和尊严与他童年体验里深刻养成的受制于人的被动性和懦弱性格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前者他是没有任何经验的意识，后者则是植入骨髓的经验潜意识；前者是陌生的一种需要学习的方式，后者是习惯性的反应。一方面潜意识告诉他，祖制、道德和学士导师总是对的，另一方面意识告诉他，我就是道德和判断对错的权威，决不能服输和服气。可惜他拗不过自己潜意识的惯性，拗不过自己软弱的心理，他心虚，二难抉择，不知所措，导致他在优柔寡断的徘徊中拖延，于是采取消极怠工的方式来逃避。
他的逆反心理是对生活的厌倦，对政治的消极，丧失了励精图治的任何野心，而深深地感到一切没有可以努力成就的可能性。偏偏他又置身于享有绝对权威的位置，但是从即位之初他就发现，皇帝也是不自由的。他发现了这个位置的二律背反和两难困境：你是独裁的，但你也是时刻受到你的合作者文官集团制约的。除非你具有秦始皇那样的狠毒和权谋，否则你绝对无法驾驭整个无比庞大而具有道统优势的士大夫集团。天注定了他绝对没有秦皇汉武那样的雄才大略，他的童年经验被笼罩在摄政首辅巨大的阴影之下。然而，懦弱的皇帝同样有他的优势实现他的逆反之争的，他怎么能够甘心呢？
这个朝代僵持了几十年的政治对抗，文官集团应该负起很大的政治责任。为了控制一个年轻的皇帝，文官集团总是以保守而高尚的道德戒律来钳制帝王至高无上的尊严和权力，万历充分感受到的是“受制于人的被动性”，在道德上动辄得咎。文官集团并不在政治治理上促进和引导万历去励精图治，却事事、处处在抽象的道德上“蔑视”这个皇帝的一切行为。由此可见这个帝国在政治上已经堕落到除了道德的发达和僵化，再没有任何政治改革和进取的想象力和动力。
“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做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这一愿望不能实现，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之悒郁寡欢。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万历十五年》，P79）
万历的逆反心理不是属于他的祖父嘉靖皇帝那种暴厉激烈型，而是平平静静、隐藏起来的。逆反报复并非一定以强势表现出来，以长达30年的执拗意志持久地抵抗着，正是那些懦弱者不屈服的方式。在诱导万历滋长无限的逆反心理方面，文官集团执着地对他施加道统权力的压迫功不可没。
四.历史的逆反心理及其反动
上述关于万历皇帝的逆反故事表明，权力斗争的双方为了争夺政治正确的话语权和实现自我意志的优越性，完全失去了国家政治治理的考量，纠缠在互动的强加于人与逆反对抗的形势中。专制制度的执掌者往往为了权力斗争，完全丧失了政治实践理性的能力。而互相都以道义论大思维支持的信念之争，那些信念都是自以为是的高尚理由，也都是为了打击和控制对手的批判武器而已，没有任何实践理性之意义。
历史是一个“势的运动”，这个“势”是一个“逆反互动”不断呈现反复的长时段过程。
布罗代尔说：
“所谓长时段，就是一系列的反复运动，其中包括变异、回归、衰变、整治和停滞，或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构成、解构、重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P722，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6-2）
长时段运动的动力，包括压力、挑战、压迫、侵略及其由此造成的不断积聚的逆反势力和逆反心理，渴望向过度施压的一方给以报复性的回应。
在某一时段以某种势能运行，到势之积累或势的压抑至一定程度，就会反动，逆势而生。逆反运动表明之前的历史过度运行。而人类行为和有目的性的追求一定会过度，逆反是一种历史的纠正，也是另一种被镇压的势力、势能的反弹。
在逆反的历史运行的下面，更重要的是“历史的逆反心理”。长期在一种过度的势能的压抑和消耗下，相反的势力、渴望、能力、感情、认知观念积聚到饱满有力而足够推翻前者时，会反转历史。
西方的左派势力强势运行超过半个世纪了，今天左派强大到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媒体、大学甚至娱乐圈，他们挟持“政治正确”的信仰和话语权之强大势能已经走得太远。在“多元文化”压倒一切的旗帜下，欧洲主要几个大国的穆斯林已经超过人口比例的10%，穆斯林划出他们的社区，建造了数以十计的清真寺，并且将白人基督徒排挤出他们的社区，广泛宣传伊斯兰教是唯一的信仰，并在选举中发挥出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此在西方白人社群中，正酝酿着强烈的逆反心理，并且首当其冲要否定的就是“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特朗普就是第一位公开向“政治正确”对抗的总统。新西兰枪杀穆斯林的血案即民间逆反一例。
西方同样运行了超过半个世纪的“福利毒药”制度，造成了西方弱势群体任性发展为“无用阶级”或“无能阶级”，不仅仅是依赖，而且是无赖，他们以作为“懒人”而自豪，连法国总统马克龙批评他们都成了过错。现在西方政治家的认知潜意识里，“福利时代已经结束”早已成为共识，冲破完全救济弱势群体的政治正确牢笼之认知方式及治理策略正在酝酿生长中。
对这些政治正确的过度横行最具逆反心理的是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贡献过多而压力最大，他们的道德观和认知意识是“基于对等因果关系的公平性”，即多劳多得，不劳不得，他们的口号是：“如果你不想工作，那就取消你的福利！”这就是美国共和党保守主义所秉持的信念，以抗衡民主党之无条件关爱和同情一切弱势群体的政治正确平等观。
逆反心理在人类生活中广泛而有力地影响着我们所有人，每天影响着个人的行为、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在大历史的舞台上，它穿着隐身衣，让所有人不断恍然大悟地看到反反复复的悲剧。对此，政治家应当出于长时段的历史责任感而清醒地认知到“历史的报复”之后果。
来源：爱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