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文｜楼巍
1.一个矛盾的混合体
在得知自己得了前列腺癌以后，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他甚至说自己并不想接受治疗，也没有继续活下去的愿望，唯一让他感到害怕的，只是死在冰冷的医院病床上，因此，当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的时候，剑桥的贝文医生提出维特根斯坦可以在他家里度过自己最后的时光，对此，维特根斯坦肯定是十分感激的。
1951年4月27日晚，维特根斯坦病得很厉害。贝文医生对他说：“你只能再活几天了。”他大声地回答：“好！”在失去意识之前，他对整晚照看他的贝文夫人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wonderful）一生！”用这个“他们”，维特根斯坦显然指的是他为数不多的几位亲密的朋友。两天后，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可能没有“之一”了）维特根斯坦去世了。
作为他的亲密朋友之一，美国哲学家马尔康姆（Norman Malcolm）对于“美好的一生”这个表述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当我想到他深刻的悲观主义，他精神和道德上的痛苦程度，他使用自己智力的无情方式，他对爱的需求以及那种排斥爱的冷酷性，我倾向于相信他的人生是极度不幸的。然而，最后他说它是‘美好的’。对我而言，这似乎是一句神秘而又不可思议地令人感动的话。”[1]
马尔康姆的评价是中肯的。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就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也许只有在天才的身上才能维持其统一性：明明继承了大量的财富，却散尽钱财过极其简朴、自力更生的生活；既是一个悲观、痛苦的人，但又具有最高度的幽默感；既需要别人的爱和温情，却又因为自己的高标准和冷酷排斥着别人的爱和温情；既具有当时欧洲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最精英的文化，又强烈地想要工作和生活在最平凡甚至最贫穷的人民当中；在理智工作和哲学研究上达到了一个别人几乎无法超越的高度，而又强烈地流露出对作为一个行业的哲学的鄙视（因为哲学对他来说是一种绝对纯粹的精神活动）；作为一个教师，他倾尽全力地在理智上教导和培养学生，却又建议学生不要从事任何与学术有关的工作……
顺便说一下，马尔康姆的《回忆维特根斯坦》是我读过的最感人的一本回忆录，1984年曾经出过一个中文版（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于2012年再版。事实上，我相信维特根斯坦的亲密朋友们写下的传记或回忆录都是又感人又合乎事实的。有人说，要为一个人写传记或回忆录，需要与这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达到所谓的客观性，但这一定是胡扯，没有爱和温情的传记或回忆录只能是材料的罗列，就像一份档案，它也许是客观的，但是，如果它不能帮助我们去“全面地”理解这个人的精神生活，并且用这些理解来改善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那么它又有什么用呢？
为了全面地理解维特根斯坦的精神生活，另一本值得推荐的回忆录是《对维特根斯坦的回忆》（Recollections of Wittgenstein）。这本回忆录收录了包含维特根斯坦的姐姐在内的六个人的回忆。他的姐姐赫尔敏·维特根斯坦（Hermine Wittgenstein）说维特根斯坦的中学同学都觉得他来自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因为他总是用尊称“您”来称呼别人，而且他的阅读品味也完全不同于其他人。当然，在所有这些回忆录之中，在我看来最值得一读的是德鲁利（Maurice O’Connor Drury）的记录。德鲁利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兼老友，记录了他与维特根斯坦的很多谈话。值得一提的是，德鲁利听从了维特根斯坦的建议，并没有从事任何与哲学有关的学术工作，而是成了一名精神科医生（因为维特根斯坦对他说要做一个真正对别人有用的人），但是，他写的一本哲学著作《词语的危险》（The Danger of Words）却被瑞·蒙克（维特根斯坦的另一本传记《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的作者）誉为“维特根斯坦所有学生出版的书中最忠实于维特根斯坦的著作”。[2]
2.维特根斯坦的精神特质
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奇特的人，出生于一个富可敌国的家庭，儿时设计过缝纫机，长大后做过风筝飞行试验，设计过飞机的螺旋桨，研究过数学的基础，在罗素门下研究过数理逻辑，曾是罗素的学生但很快就成了能够改变罗素思想的人，喜欢隐居和独处，具有极高的音乐和艺术修养，作为志愿军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且表现英勇（几乎是一种求死的渴望让他表现英勇），战争期间写下了著名的《逻辑哲学论》，散尽了父亲留给自己的巨额遗产，认为自己解决了一切哲学问题之后在奥地利的贫困山区当了六年的小学老师，想要进入修道院避世而无果，为自己的姐姐设计并建造了一幢房子，否定了自己的前期哲学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哲学，成为了剑桥的哲学教授，二战中志愿当了医务人员，辞去教授职务潜心写成了后来脍炙人口的名著《哲学研究》（被当代众多哲学家评为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哲学著作），死后留下了两万多页的手稿、打字稿，很少读经典哲学著作但很喜欢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书……
既然前面谈到了维特根斯坦的精神生活，那么我们就来刻画一下他的精神生活的几个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维特根斯坦的整部人生。理解了这些特点，我们也就大致理解了他的人生。
一是对音乐和机械的永久兴趣。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奥地利人（后来，德国在二战中合并了奥地利，在德国和英国中，维特根斯坦选择了英国国籍），1889年4月26日出生于维也纳，是家中八个孩子中的老小，有四个哥哥和三个姐姐。他们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抗拒传统教育，十七岁就跑到了美国，两年后回到奥地利，先是当钢铁公司的负责人，后来成为奥地利的钢铁大王，母亲莱奥波迪是一个银行家的女儿，极具音乐才能。
维特根斯坦的家庭是一个极其富裕的家庭，同时也是一个极具音乐气息的家庭，著名音乐家勃拉姆斯常是这个家庭的座上宾。顺便说一下，维特根斯坦的哥哥保罗·维特根斯坦在一战中失去了右手，后来成了著名的“独臂钢琴家”，著名音乐家莱伯（Josef Labor）、理查德·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和拉威尔（Maurice Ravel）都专门为他创作过一只手弹的钢琴曲（这从侧面说明了维特根斯坦家庭的显赫）。
一边是钢琴，一边是钢铁，维特根斯坦对音乐和机械的永久兴趣可能就源自他的母亲和父亲，但这种兴趣并不是什么业余的爱好。维特根斯坦这个人的特点就是做什么都不可能停留在业余级别。比如，几乎所有的传记都写到维特根斯坦的单簧管吹得很不错，而且有着非比寻常的吹口哨的才能。1949年，维特根斯坦去美国拜访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后者曾记载道：“我对回家的长途火车的主要记忆是我们谈论了音乐，维特根斯坦带着令人惊讶的准确性和表现力用口哨为我吹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的一些部分。”[3]
对机械的兴趣就更容易刻画了。
在很小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就在自家地下室自己设计并制造缝纫机了，而这台缝纫机居然是可以使用的，这让他的姐姐们纷纷吃了一惊。后来，在去世前几年，他还经常去逛伦敦南肯辛顿的机械博物馆，与那些他心爱的老式蒸汽机整天地待在一起。此外，有很多传闻说每当某个机械装置坏了，维特根斯坦总能将它们修好。
维特根斯坦中学阶段的志向是学习物理学，他起初想要在维也纳追随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学习物理学，但是玻尔兹曼在1906年了结了自己的生命。于是，维特根斯坦先是去了柏林的夏洛腾堡工学院，两年后去了英国，在德比郡的“风筝飞行高层大气站”（Kite Flying Upper Atmosphere Station）用风筝做实验。1908年秋天，他注册为曼彻斯特大学工程系的研究型学生。在那些年，他热情地投入到对航空学的研究之中。在风筝飞行试验的基础上，维特根斯坦制造了一个用在飞机上的喷气反作用螺旋桨。
1926到1929年间，维特根斯坦为他的姐姐设计并建造了一幢房子。他姐姐原本是委托建筑师保罗·恩格尔曼（Paul Engelmann）来设计这幢房子的，后者是维特根斯坦的朋友，他邀请维特根斯坦参与这项工作，结果维特根斯坦逐渐取代了他。维特根斯坦去掉了房子图纸上一切无用的部分，或者说去掉了所有的装饰，只留下了具有明确功能的部分。这幢房子以绝对精确的测量、严格的比例、完全不考虑成本和时间的用料而闻名于世。据说一个锁匠曾经这样问维特根斯坦：“工程师先生，请你告诉我，这里或那里的一毫米真的对你这么重要吗？”锁匠话音未落，维特根斯坦就大声说道：“是的！”吓了锁匠一大跳。它的冷峻和素朴曾让他的姐姐感慨道：“这是给上帝住的房子！”人们很难将这幢房子归入到某个建筑流派之下，但是那水平的屋顶和材质，那些混凝土、玻璃和钢铁，会让人想起典型的现代派建筑。
二是对一切矫揉造作和装模作样的厌恶和摒弃。
这一点很重要。
像“煞有介事”、“装模作样”这样的词，是不可能用到维特根斯坦身上的，他自己也十分讨厌这样的人和事，他的为人是率真的、直来直去的（有时甚至有些粗暴），他的穿着整洁而简朴，但前面那两个词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比如剑桥大学的精英分子）来说却是很适用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有一个供人聚餐的地方，聚餐者据说应该穿着体面、谈吐优雅，维特根斯坦只去过一次，但却因为没打领带而被副院长责备了。维特根斯坦对他的学生说过，那里那些装模作样的人和同样装模作样的谈话让他十分厌恶。
我觉得，鲁迅先生之所以不待见所谓的“四条汉子”，也是这个原因吧，他在给徐懋庸的一封回信中曾经写过：“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鲁迅先生的文笔是好的，寥寥几笔，就把我们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那种洋服笔挺、装模作样、煞有介事、气宇轩昂（硬撑出来的）、仿佛一出现就是世界中心、总要他人俯首的名人、学者、教授的形象勾勒出来了。至于鲁迅先生自己，经常是“蓬头垢面谈诗书”的。
维特根斯坦肯定不是这样的“教授”，虽然从1939年开始到1947年，他确实是剑桥大学的哲学教授，但他实际上只当了几年，因为二战中他去了伦敦的盖伊医院当了护工，后来又在纽卡斯尔的一个医学实验室工作。1947年的年底，他就辞去了教授职务。我们可以猜测，在维特根斯坦自己的心里，他从来没把自己当作那样的“教授”。
精英和自诩精英是有区别的，但维特根斯坦两者都不喜欢，自诩的精英就不必浪费笔墨了，即使是那些真正的精英（维特根斯坦1929年回到剑桥以后肯定遇到很多这样的精英），他们在自身的领域可能是很杰出的，这里有经济学家、哲学家、数学家，等等，但那又怎么样呢？这里无疑有两个“不成正比”：一是你表现出来的“模样”和你真正的学识、智力是不成正比的；二是你优渥的社会地位、生活条件与你对社会、对人类做出的贡献是不成正比的。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浮在面上的社会精英其实都是装模作样的，或者说都是形式大于内容的（可能所有的时代都一样）。这里的“形式”就是他们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他们从社会中巧取到的东西，这里的“内容”就是自身的学识、智力和对社会的贡献。
这也是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要将自己继承的所有财产散光的原因。
1913年，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去世了，他获得了一份巨大的遗产，但他毫不犹豫地将这些钱散光了，一部分匿名捐赠给了奥地利的一些贫困艺术家和诗人（比如里尔克和特拉克尔），剩下的全部赠送给了他的两位姐姐。他的想法很明确，把很多钱交给有钱人，有钱人的生活不会有太多的改变，但是，把很多钱交给穷人，那么穷人势必会堕落或疯狂。
据说维特根斯坦曾经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向银行会计核查，要保证自己的账户里面不剩下一分钱。可以这么说，维特根斯坦将自己良好的出身（有人酸溜溜地说他是“衔着金钥匙出生的”）和继承的财富视为一种累赘，一种彻底偶然的东西，而他的人生目的之一，就是尽量去掉自己身上那些偶然的、多余的东西。那么，他将什么视为与人生选择有关的必然的东西呢？换言之，什么才是符合必然性的生活呢？很简单，一个人只有对社会或者对他人有贡献，只有真正的劳动者，才有资格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生活资料（这也基本解释了维特根斯坦在奥地利的贫困山区当了六年的小学老师的人生经历）。
这也是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如此想要移民苏联的原因。
因为当时的苏联对他来说就代表着那种符合必然性的生活。1935年，维特根斯坦有了去苏联定居的计划，他甚至系统地学习了俄语，但他的愿望没能实现。电影《维特根斯坦》里有这样一个轶事，签证官对他说：“去苏联以后，您要么去莫斯科大学教哲学，要么去喀山大学教哲学。”维特根斯坦生气地说他要在农田或工厂里从事体力劳动。这番争论的结果就是签证官对他说“维特根斯坦先生，我建议你多读点黑格尔”，维特根斯坦说“读黑格尔会让我抓狂”。两人的对话就这样结束了。
对矫揉造作和装模作样的厌恶，也解释了维特根斯坦对某些质朴的美国文化的喜爱。
维特根斯坦认为欧洲文化是矫揉造作而不真挚的，相反，他很喜欢某些美国的电影和侦探小说。他曾说过：
一部傻傻的、天真的美国电影，可以它的全部傻气并借助这些傻气来给人以教益。一部愚蠢而不天真的英国电影不会带来任何教益。我经常从一部傻傻的美国电影中获得教益。[4]
维特根斯坦最喜欢的侦探小说家是诺伯特·戴维斯（Norbert Davis）。有一段时间，马尔康姆常从美国给他寄一种由“斯崔特&史密斯”（Street & Smith）出版集团（1855年由Francis Street和Francis Smith创办）发行的侦探杂志。维特根斯坦非常喜欢这本杂志，顺便在给马尔康姆的信中批评了英国的学术杂志：
你的杂志好极了。我搞不懂的是，如果人们能够读《斯崔特&史密斯》，那么他们如何能够去读《心灵》这样的杂志。如果哲学与智慧还有关系的话，那么《心灵》中肯定根本没有一丁点的智慧，而在侦探小说中还经常会有一点。[5]
顺便说一下，长久以来，《心灵》杂志都被视为世界最顶尖的哲学杂志之一。
对精英或者精英文化的厌恶，也解释了维特根斯坦喜欢离群索居的倾向。
从1913年秋，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维特根斯坦都隐居在挪威卑尔根东北部的一个农场里，他甚至在一个湖边的山腰上建了一所非常漂亮的小屋。这个小屋成为了维特根斯坦深入思考逻辑和哲学问题的乐园。1926年，维特根斯坦辞去了乡村小学教师的职务，真诚地想要去修道院过一种隐居的生活，甚至在维也纳周围找到了一份“修道院园丁助理”的工作。1948年，他又去了爱尔兰，隐居在一间海边小屋内。他每天都在海边散步，与本地几位纯朴的渔民交上了朋友。他甚至还驯养了几只海鸟，这些海鸟每天定时飞过来，让维特根斯坦给它们喂食。
三是对精神活动的纯粹热爱和全身心投入。
剑桥大学还有一个名为摩尔的教授，曾经中风过，医生不让他过于激动和劳累，摩尔的夫人严格执行医嘱，不让摩尔和任何人进行超过一个半小时的哲学讨论。维特根斯坦听了十分生气，他认为摩尔不该被他夫人管控，而是想讨论多久就讨论多久，如果真的在讨论哲学时死了，那真正是死得其所，死于工作。
这件小事说明了维特根斯坦对精神活动的态度：对于一个人来说，精神活动是最重要的，甚至比延长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而且，从事精神活动就应该全身心地投入，而不该有所保留。
不过，维特根斯坦认为一个人的精神活动必须是纯粹的，不应该夹杂任何其他的动机。以研究哲学为例，他认为一个人只能基于对哲学本身的热爱，才能从事哲学研究工作，任何其他的动机，比如获得名声、荣耀等，都是错误的，“虚荣是思想的死亡” 。[6]
这也解释了他对作为一个行业的哲学的蔑视。因为，在这个行业中，哲学研究变成了谋生的手段，而不再是纯粹的精神活动了。他严肃地奉劝自己的每一个弟子不要当“学院派”，不要在大学里从事专业的哲学工作，但后来这些弟子大多都进入了哲学这个行业。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他们，如果他们不进入学术界，那么维特根斯坦的大多数著作可能都无法出版。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全身心投入，还可以体现在他遗留下来的手稿、打字稿、口述的笔记上，它们加起来居然有两万多页！而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著作、文本，恐怕只是九牛一毛罢了。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研究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他曾经对别人说过，如果他的心智不再适合做哲学了，那么他应该立刻死掉。
这也解释了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思想被误解和篡改这回事是多么的愤慨。
对于精神活动的全身心投入带来了对于思想表达的极高的标准，维特根斯坦不允许别人在引用或使用他的看法时对他的看法有丝毫的更改。
维特根斯坦死后两年，即1953年，他的弟子出版了他的遗著——《哲学研究》，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我本已放弃在有生之年出版我的著作的想法，一直到不久以前，虽说这个想法时不时地会被激活，其主要原因在于：我没法不知道那些我已经在讲座、打字稿和讨论中给出的成果在流传中常常遭到误解并多少被稀释和曲解了。我的虚荣心因此受到了刺激，平复起来还真有点困难。”[7]（《哲学研究》序言）
这是一个迟迟不愿意出版自己的著作，却又总是毫无保留地与别人分享自己思想的人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随便举个例子吧，1926年以后，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和所谓的“维也纳小组”的成员进行过定期的哲学讨论，有个人记录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和例子，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并且发表了。对此，维特根斯坦十分愤慨。他愤慨的倒不是别人剽窃了他的思想和例子，而是这些思想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表达，而是被曲解了，被“稀释”了。
顺便说一下，有人说维特根斯坦总是将自己的思想“锁”起来，以造成一种神秘感，这肯定是不对的，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维特根斯坦就一直在给学生授课，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思想传授给学生，而且，维特根斯坦在30年代中期给学生口述的两份笔记，即《蓝皮书》和《棕皮书》，早就被油印出来，在很多英国哲学家和学生中间广泛传播了。
四是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文明持一种疏远的态度。
1929年，在为一本书（即《哲学评论》，生前没有出版）写的序言中，维特根斯坦写道：
这本书是为那些赞同本书的写作精神的人而写的。我认为这种精神不同于英国、美国文明的主要精神……文化就像一个庞大的有机体，为它的每一个成员指派了他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能以整体的精神展开工作，而他的力量可以颇为正当地用他在这个整体中的成就来衡量。然而，在一个没有文化的时代，力量被分散了，个体的力量被对立的力量和摩擦阻力消耗掉了。个体的力量并没有表现在它走过的路程中，或许只是表现在克服摩擦阻力所产生的热量中。但能量仍是能量，即使这个时代所呈现的景象并不是一部伟大的文化作品的形成（在这里，最优秀的人为同一个伟大目标而努力），而是这样一个不太庄严的景象，即人群中那些最优秀的人只不过在追逐自己的目标，我们仍然不应忘记这景象并不是关键所在。
即使我很清楚一种文化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人类的价值的消失，而只是某些表达这价值的手段的消失，但事实上我仍然不带任何同情地观望着欧洲文明的动向，也不理解它的目标，如果它有目标的话。所以，我实际上是为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朋友而写作的。[8]
那么，这种文明是怎么样的呢？维特根斯坦说：
我们的文明是被进步这个词所刻画的。进步是它的形式，而不是它的特征之一。它是典型构造性的。它的活动就是构造越来越复杂的结构。清晰性不过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
与此相反，对我来说清晰性和透明性就是目标本身。
让我感兴趣的不是建起一座楼房，而是让所有可能的楼房的根基在我面前清晰可见。[9]
这些话已经很清楚地体现了维特根斯坦与自己所处时代和文明的不一致，以及不一致的原因，已经没必要再过多解释了。总之，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这样的两种对立：一是“用越来越复杂的结构和制度来掩盖自身在根基上的不清晰性的文明”与“对清晰性本身的追求”的对立；二是“人类在鱼龙混杂地追逐自己的目的（私利）的时代”与“一种伟大的文化将人类紧密地团结起来而形成一个有机体的时代”的对立。
这也是维特根斯坦的理想和所处的现实的对立。
3.维特根斯坦著作的出版情况
维特根斯坦生前其实只出版一本书（外加一篇名为《一些关于逻辑形式的评论》的文章），那就是《逻辑哲学论》，其英德对照第一版出版于1922年。其他的书，都是他死后才出版的，都是后来的编者（他的三位亲密弟子）替他出版的。值得一提的是，《逻辑哲学论》的第一个外译本居然是中文版，我国的张申府先生在1927年就将其译成了中文，当时的书名叫作《名理论》。
我们可将市面上的著作大致分成这么四类：第一类，由维特根斯坦的弟子冯·赖特（Georg Henrik von Wright）从维特根斯坦的各种手稿中逐条挑选出来并整合在一起出版的，这些评论和哲学的关系不大，处理的是艺术、宗教、文学等话题，其中偶尔也包含一些有关自己生活的评论，它们就像是一些简短的文艺评论，这样的书只有一本，那就是《论文化与价值》；第二类，他人记录的课堂笔记或讲座笔记，比如《蓝皮书和棕皮书》；第三类，维特根斯坦的全部遗稿（Wittgenstein’s Nachlass），由6张CD构成，需要在电脑上阅读，包含了他全部的手稿、打字稿、口述的笔记，由卑尔根大学维特根斯坦档案馆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但这个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都过于专业了。
第四类，是数量最多的一种，是编者对他的手稿、打字稿加以挑选、编排、编辑，然后再成书出版的。这类著作的由来和他的写作特点密切相关，因为他不喜欢写结构完整的长文章，而总是在笔记本上写下一段段的评论。这些评论中的大多数可以按照它们处理的主题来归类。就这样，维特根斯坦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很多评论，它们构成了他的所有手稿。在这些手稿的基础上，他曾让打字员制作过一些打字稿，在此过程中又不停地对原内容加以修改和编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第213号打字稿，即所谓的《大打字稿》。
除去这四类著作，维特根斯坦的其他文字几乎都被收录在《哲学场合》（Philosophical Occasions）一书中了。
维特根斯坦去世后，编者们首先出版了最为成熟的《哲学研究》（1953），该书的第一部分是他亲自编辑过，已经形成打字稿，明确想要出版的。之后，编者对剩下的手稿和打字稿进行编辑和整理，使其他著作得以相继面世。这个过程无疑是漫长而痛苦的，以英国布莱克威尔（Basil Blackwell）出版公司出版的14本著作为例，从最初的《哲学研究》，到最后的《关于心理学哲学的最后著作第二卷》，中间间隔了40年。
顺便说一下，到目前为止，除了前面提到的全部遗稿，与《大打字稿》、《哲学场合》，以及另外几个讲座记录之外，维特根斯坦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有了中文版，有的书，比如《哲学研究》、《逻辑哲学论》、《论文化与价值》，已经有了很多个版本，在这里对这些中文版进行评价，是没有必要的。
维特根斯坦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用德语写的，且大部分著作都有英译版，因此，我的建议是：如果能看英文，就直接看英文，如果要看中文版，自去翻检即可。
注释
- Norman Malcolm, Ludwig Wittgenstein, A memoir, Clarendon Press, 2001, p.81.
- Ray Monk, The Duty of Genius, Penguin Books, 1991, p.264.
- Norman Malcolm, Ludwig Wittgenstein, A memoir, Clarendon Press, 2001, p.68.
- 维特根斯坦，《论文化与价值》，楼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第99-100页。
- Norman Malcolm, Ludwig Wittgenstein, A memoir, Clarendon Press, 2001, p.32.
- 维特根斯坦，《论文化与价值》，楼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第130页。
-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楼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序言。
- 维特根斯坦，《论文化与价值》，楼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第10-11页。
- 维特根斯坦，《论文化与价值》，楼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第11页。
本文为澎湃新闻摘录整理于《维特根斯坦十讲》的第一讲。部分图片由本站重新编辑添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