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祝福》之“祥林嫂的咒语”
文/周林刚
同许多人一样，祥林嫂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只要想到她，就会浮现出她逢人就说“我们的阿毛”那个情节。我一直觉得，那是祥林嫂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之后，精神失常的表现。
小说似乎有意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在死了第二任丈夫又丢失了阿毛之后，祥林嫂再一次出现在鲁镇。这时的她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精神气，手脚变得笨拙了，记性也差许多，“死尸式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整个是失魂落魄的样子。当她再同鲁镇人交谈的时候，她似乎既在同他们讲话，又完全不在意和她说话的具体是谁、态度如何。“她全不理会那些事，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她自己日夜不忘的事情”，也就是丢失阿毛的经过。她反复地说，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已经说过的话。
祥林嫂毫无疑问沉浸在悲痛之中。这种悲痛像磁铁一样牢牢地吸住了她的思想。可是，祥林嫂重复阿毛的故事，这个做法本身却是一种基于实用理性的行为。她再次到四叔家里去做女工的时候，虽然中间人卫老婆子替祥林嫂说了一通好话，但四婶“起初还踯躅”，犹豫不决。但是听了祥林嫂讲完“阿毛的故事”，“眼圈就有些红了”，动了恻隐之心，便答应了。这是祥林嫂在小说中第一次诉说这个故事。故事奏效了，打动了听故事的人。祥林嫂再一次被“接纳”进了四叔的家。
故事不仅对四婶有效，对鲁镇上的其他人也“颇有效”。听她故事的人，“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开了”，但女人们“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甚至有些老女人没在街头听她讲话，还特意去找她讲，“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
鲁镇人的心理值得玩味。他们确实有消费一个新鲜悲剧故事的嫌疑，但这种消费，也是以他们自己的同情心为前提的。他们流下眼泪，才觉得满足。在这个意义上，鲁镇人并非仅仅是在消费祥林嫂，而是在消费他们自己的同情心。他们的满足，多多少少有一点为自己的“人性余额”感到满足的意思。
但这些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祥林嫂重复讲她“日夜难忘的故事”，实际上是在重复她在第一次说的时候所发挥的功能。每一次诉说，都再次建立她与鲁镇人的关系。她被倾听，仿佛是被“接纳”进了鲁镇的世界。听者的眼泪表明，祥林嫂和鲁镇人之间是共通的。她们是同类。但是当鲁镇的人听腻了故事，对她不耐烦的时候，她毕竟能够像个常人一样意识到，她的故事不再有效。她自己也就觉得无趣，并终于知道“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
祥林嫂重复讲她的故事，表面上看像是精神因为受到打击而有些失常，实际上却是她出于理性评估而采取的策略。因为她从四婶的反应中得到的经验是，这个故事能够让她再次得到鲁镇人的“接纳”。你可以说，这是卖惨和博取同情。但她并不从中谋取什么利益。她只是用她来建立自己在鲁镇有意义的存在感。“阿毛的故事”是祥林嫂进入一个本来是外在于她的社会的“咒语”。
问题是，为什么她在终于认识到故事不再有效之前，要对那些已经听熟了她故事的人，不厌其烦地重复讲这个故事呢？
重复不仅涉及祥林嫂的故事内容，还涉及她对之讲述故事的听众。她会“直着眼睛”对一个已经听她讲过这个故事的人再次讲述它。这是因为她记性变差，忘记已经讲过了吗？在小说中，祥林嫂此时确实已经“记性坏了许多”，但没有理由相信，她得了“健忘症”。因为她的效率虽然降低了，却仍然能够在四叔家里做女工。所以，更合理的解释是，在祥林嫂的意识中，她的故事所发挥的作用只有一次性的效力。
与四叔家不同，鲁镇其余的人与相邻嫂之间，不存在有形的——也许可以说成是“制度化”的——“接纳关系”。祥林嫂在四叔家做女工，这一点就是一种有形的关系，持续地证明着故事的效果，也就是得到了“接纳”。但鲁镇是一个无形的社会。祥林嫂显然觉得，她必须每一次都重新开始确立起她“进入了这个社会”的事实。
鲁镇上每一个人，以及在街上与祥林嫂相遇的每一个时刻，在祥林嫂看来，似乎都成了独一无二的“最初的时刻”，一个仍然有待克服的陌生时刻。故事的效力之所以是一次性的，就是因为在祥林嫂的意识中，她永远处在鲁镇的门槛外边。她用故事跨进去一步，但在故事讲完、听者散去之后，这道门槛就又后退一步。
虽然有些疑虑，但我很愿意冒险，赋予祥林嫂的这个处境一种更抽象的意义——她获得了一种异于常人的眼光，看到了社会的真实。鲁镇这样的社会并不是建立在同情的基础上的，就像鲁迅在另一篇小说《明天》中刻画人际关系那样。但是这个社会和同情之间却仍然密不可分：它通过压抑和排斥同情来维持自身日常的运转，同情就好像是它必需默默加以哀悼的秘密。换句话说，它需要遗忘。它消费同情。
而同情之所以有消费的价值，是因为产生同情的时刻，揭示了社会之为社会的共通性，在这种共通性中，人体验到自身作为人的属性。社会是同类聚集的空间。但洒下的眼泪必须随后抹去，动人的故事咀嚼成渣滓之后必须吐掉，否则鲁镇这样的社会就无法运转。
我还会找另外的机会说明鲁镇“社会”所具有的这种内在悖论。这里只需指出这个简单的道理就足够了：社会生活让人无力为了同情而生活，或者让人不愿为了同情而牺牲自己的社会利益。人们需要遗忘来卸下息息相通的激情。祥林嫂呢？她正好相反。她得了“日夜难忘”这种疾病，虽然只是从社会的角度看，这是一种病症。
祥林嫂当然没有病。因为她意识到的状况正是鲁镇的真实。她与鲁镇人之间建立的相通感，只存在于一瞬间。她的的确确没有因为她的故事而“进入这个社会”。她始终作为异类——“谬种”——外在于它。即使她所在的四叔家，她也是一个外在的存在。她之所以要反复地建立起“被接纳”的关系，原因就是她首先是被排斥的。而这个排斥的源头，恰恰在四叔家：祥林嫂已经因为“谬种”这个属性，而被禁止参与祝福的仪式。她是不幸的化身，成了“祝福”的不祥之物。
所以，我只能用打引号的“接纳”来描述她在四叔家的境遇。如果她没有被四叔家留下做女工，那么她将彻底地外在于鲁镇，没有立足之地，但与此同时，也不会发生需要进入这个社会的问题。她需要进入，因为现在她现实地生存在这个社会之中。而正是因为如此，她“不属于这个祝福的社会”这个状况，才成为她生存当中的重大问题。
祥林嫂的悲剧已经隐含在她的“咒语”之中。她用自己的悲剧故事，叩开四叔家的大门，叩开鲁镇人的心门；然而，正是这个悲剧故事中“不幸的命运”，或者说“晦气”，让她无法被四叔家和鲁镇人所接纳。因此，祥林嫂的“咒语”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它的内容越悲惨，就越能发挥作用；可是它越能发挥作用，就越会拉开祥林嫂与鲁镇人之间的无形距离。她的“咒语”通过让祥林嫂接近鲁镇而使其远离了这个社会。
最近的一次经历，让我更加相信，祥林嫂不是病了，而是偶然拥有了一双观看社会的特殊的眼睛。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去看了《长安三万里》。看完之后，孩子不但问我李白的命运、杜甫的命运、高适的命运，还问我所有其他人的命运，包括舞女的命运。我顿时醒悟。孩子关心电影中每一个出现的具体人物的命运，因为在孩子的眼中，他们都是主角。
在成年人眼中，电影是被整合成一种“整体叙事”某个故事；可是孩子看到的，却是一个一个、许许多多的故事，它们没有展开，但都是属于每一个角色自身的命运。换句话讲，成年人看见了单数，孩子们却看到了复数。就像祥林嫂的眼睛所看到的那样，她的大街上遭遇的每一个鲁镇，她同他们的每一次遭遇，都是独一无二的和全新的开始。
祥林嫂带着这种异样的眼光走在街上，逢人便要诉说她“彻夜难忘的故事”。这番情形，竟然让我想到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雅典的市场上，逢人便要与之辩论，以便促使他们反思自己的信念，审视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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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