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婴：一个族群的精神基础病
文/陈行之
1
“巨婴”是近几年才出现的网络用语，就像“河蟹”、“草泥马”、“马拉戈壁”、“然并卵”、“砖家”、“叫兽”、“妓者”、“皿煮”、“啪啪啪”、“车震”、“马叉虫”、“五毛”、“小粉红”、“毛左”、“大林子”、“矮大紧”、“汤火山”、“菜鸟”、“屌丝”、“李家坡”、“元芳，你怎么看？”、“蛋疼”、“佛系”等一样，无奈、短省、解嘲而又机警，这些带有调侃意味的词汇准确反应着大众心理，往往是一定时期内社会情状的折射，每个词汇都如同橄榄一般咀嚼不尽，回味悠长。“巨婴”只是其中之一。
“巨婴”当然不是“婴”，然而又谓之“巨”，何解？我们设想一种情境——假设有人指着一个重达500公斤的婴儿，对你介绍说：“这是我儿子，马上就满月了。”你将会作何感想呢？你一定会被吓到，心想：“我莫不是撞见鬼了？！”你的惊恐合情合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你看到的这位婴儿超越了经验和常识：既然是没满月的婴儿，就不该有500公斤体重；反之，有500公斤体重的家伙，就不能叫婴儿了。这么说来，眼前这个仍在哭叫着跟他妈要奶吃并且火气挺大的家伙，就绝对不是寻常物了，所以聪明的中国人就发明了一个网络词汇：巨婴，意思是精神上、心理上都没有长大或根本长不大的婴儿。我觉得这个词汇既准确又传神。
如此说来，“巨婴”在人类群体中是不是应当属于病态的范畴了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娃太可怜了，你说他懂事吧，他真真切切还没满月，说话还奶声奶气呢；你说他不懂事吧，丫却如此壮硕，哭闹起来如此喧哗，如此铺天盖地，如此没边没沿，任何人见到和听到都不可能熟视无睹，都不可能不想一点儿什么。
我想到的是：娃娃之所以成为这样，一定有独特的缘由，或者可以下断言说这娃娃必定有病，而且是罹患很久、几乎可以说在娘胎里就有了的精神（心理）基础病，“巨”仅只是这种病的外在表征之一。为此我还真查了一些书籍，发现这种精神基础病的病因和病况都相当复杂，远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解释清楚的，所以本文篇幅也许要稍微长一些。
2
为了弄清楚这件事情，我们首先为巨婴划定一个范围。
我们所说的巨婴，通常是指通过网络发言而彰显存在的人，然而随着网络的普及，通过网络彰显存在或者说寻找存在感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所有能够敲打几下键盘的人都可以在网络上留下文字，留下踪迹，有的深邃广阔，有的浅薄幼稚，有的理性冷静，有的激愤张扬……这都是正常现象。网络世界是一个被放大了的现实世界，然而它往往比现实世界更复杂，更精微，更富于表现人性的多重侧面，正是所谓熙熙也攘攘也，难以穷尽，所以你不能把所有“通过网络彰显存在的人”都作为巨婴来谈论，这样的谈论会是不得要领的。
那么，所谓的巨婴究竟是哪些人呢？具体说，它们拥有哪些共同的内涵与特征呢？
首先，不应当将巨婴单纯视为某个特定的社会人群，比如在校大学生以及不在校的青少年、从事各种职业的知识分子以及国家管理人员中在精神上具有巨婴特征的人，不是的。这些人群中的巨婴虽然也是巨婴，但最好将他们视为巨婴群体中的子项，将它们归入到本文标题所说“族群”里面去，这就是说，我们所议论的巨婴是由无数子项聚合而成的跨阶层的综合性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带有文化意义上的族群——类似于宗法社会血缘关系的精神联系——的特征。
我们都知道，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任何当代的东西都带着过往时代（例如传统文化）的基因，但至少在巨婴发展成为社会现象这件事上，我未发现与有什么显性关系（隐性关系是存在的，我后面会谈到），你不能借着对巨婴进行基因诊断错怪我们的先人，说中国人从夏商周时代就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巨婴类型的精神病变，基因链中的某个环节就出了问题，这显然不科学，我不接受这种说法，中国历史也不支持这种说法。
譬如，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我们看得到高深的政治智慧，看得到波诡云谲的阴谋狡诈，看得到你死我活的宫廷血斗，看得到烽火狼烟中的马革裹尸，看得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看得到高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竿而起的反叛，却很少看到的关于巨婴满世界逞强的记载，哪怕是类似的记载都没有——印象里，司马迁《史记》没有记述过这样的事情：“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巨婴呺啸，颂我秦威……”也许我读书不仔细淡忘了罢；我也没看到《论语》或《孟子》中有“鲁国有婴，形硕，面方，耳阔，声巨如豹……”的描述，会不会是孔子和孟子当初有过类似说法，他们的弟子疏忽了没有记录下来呢？这已经无法考证了。总之，大体上可以认为，两千五百多年以来，智力超群的中国人从来没出现过我们上面说到的精神智障问题，反倒是长时期的皇权专制主义造就了中国人极能隐忍、极能耐受痛苦的民族性格，这都不是准确意义上的巨婴。
准确意义上的巨婴绝不庸俗，他们不屑于东家子长西家子短的市井议论，他们也不计较于吃亏占便宜之类的鸡毛蒜皮琐事，他们操心和议论的，往往是有关国家现状、国家命运乃至于国际情势动态的大事，似乎有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悲催的是，他们往往并不具备议论这些大事的知识背景和必要的思想深度，不具备起码的表达能力和表达技巧，于是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用宏大的气象万千的口号来替代思辨，替代论说，用口号汇集成这个群体的独特声浪，口号成为了他们存在的证明。我们所说的“巨婴式喧嚣”，其实就是这么喧嚣起来的。
巨婴确有“傻”或“愚”的成分，但这种成分跟现在而今眼目下巨婴叱咤风云的存在简直没有可比性。换一句话说，虽然巨婴的精神幕布上免不了也隐隐约约投射着“愚”的影子，但那已经不是他们主要的精神特征了。话到此处，我插进来说一件有趣的事情吧！
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位叫列子（约公元前450年—公元前375年）的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被后人取名为《愚公移山》的寓言，算是描写了很接近我们今天所谓“巨婴”中“愚”的成分的人，倒是值得说一说。列子先生描写的那个人叫“愚公”——用现在的话说是“痴汉”、“憨老头”，更缺德的市井解释是“傻×”、“傻老帽”，可见这个名字仅在故事中只是一种代称，并非人的真实姓名。列子文中与“愚公”相对还有一个人物名为“智叟”，即“聪明的老人”，亦可以佐证——也绝没有讥诮那个挖山的老头儿精神有毛病的意思。
熟悉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读者知道，列子先生在思想上属于主张无为的道家，他稍晚于老子，早于庄子，也可以被认为是道家的先祖了。有趣的是，列子写这篇寓言的本意，并非是为了宣扬我们常常用来励志的那种东西，反而是在劝导人们，人的意志在大自然面前实在算不了什么，最终改变事物的是神力，即未知的力量，或者说，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超自然力——他在这篇寓言故事的末尾写道：“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语见《列子·汤问》），意思是，愚公挖来挖去没改变任何东西，最后是由于丫的行为感动了上帝，上帝让神背走了太行、王屋二山，事情才得以解决的。
多年来我们过于一厢情愿，把这篇东西完全读反了。毛主席在中共七大闭幕式上致辞时说到这件事，大概也没有仔细看列子的描述，或者依据老人家的性情，看了也不以为然，非要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解释，总之也强调了列子并没有强调过的东西。据说列子先生为此委屈得想哭，一再抱怨说：“我说过这样的话吗？我没说过呀！我没这样说过呀！”如此说来，即使看上去有点儿痴傻的“愚公”，也绝没有我们如今“巨婴”的典型症状，只是性格有些执拗，有点儿一根筋，不太拿自己和后代子孙当人罢了。巨婴的病况远比愚公之“愚”严重，病因也更加复杂。
那么，中华民族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染疾——某种外在因素植入基因链——的呢？巨婴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获得其主要的精神特征的呢？
我们把目光大幅度往回收。
3
这要晚近到清朝末年以降，中英发生鸦片战争的时候，清政府不断签署丧权辱国条约割地赔款的时候，邓世昌壮烈殉国的时候，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列强像割肉一样侵占我国国土的时候，日军的铁蹄践踏我大好河山、在南京城大肆屠杀我同胞的时候。这就是说，两千多年以来，中国虽然历经无数次改朝换代，无数人死于战争兵戈，死于皇权淫威，都没有扭曲中国人最基本的精神底色，希望憧憬也罢，痛苦绝望也罢，幸福安康也罢，颠沛危亡也罢，中国没有受到外来因素的侵扰（除非个别战例，中国古代“国家”间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国内战争)，中国人都还是古朴淳厚的样子，痛并快乐地活着，一天一天过着自己的日子。
然而这种状况在中国近代，具体说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上述与“蛮夷”即外国发生联系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在中国人的精神肌体上留下了与以往完全不一样的伤口，那些血淋淋的伤口不断极为疼痛地提醒人们，落后是要挨打的，国家是要灭亡的……这就是这些历史事件在中国人心灵世界敲打出的令人惊心动魄的回响。这个回响绵延不绝，一直延续了一百多年。我把这种创伤或者说提醒归纳为“历史记忆导致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随着世代的延展以潜化的形式向下一代传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都是历史的子孙，巨婴亦是如此。
我们还可以把话说得仔细一些。
一百多年以来，在列强恣无忌惮的欺凌与蹂躏下，中华民族激荡着满腔的屈辱和愤懑，胸膛里燃烧着熊熊的怒火，然而囿于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条件，这些屈辱与愤懑却从来没有找到地方发泄过——义和团大概可以算一次，可它终究还是被朝廷和洋人合谋镇压了——久而久之，怎能不坐下病来呢？我们坐下的病症，简单说就是深刻的自卑情结：我们的制度不如人，我们的科学不如人，我们的技术也不如人……于是人们上下求索，企图寻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图存救亡之道。结果，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先于民众将寻求到的路径指向了两端：首先是对内反抗皇权，这就导致了清王朝灭亡，长达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主义反动统治宣告完结；其次是对外反抗外侮，这是五四运动被激发起来的最根本的现实政治原因。中国人精神的这两端，构成了清末民初以及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的主要精神基调，在一定意义上也植入到了中国人的精神基因链条之中，其消极部分就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巨婴现象的最原始的基因植入。本文标题所说的“族群”，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彰显为某种独特社会存在的。
“陈行之先生，在你说的这‘两端’当中，我们更应当注意哪些应当注意到的历史内容呢？”
这要看我们从哪个角度来见识这件事情，如果扣紧我们正在谈论的巨婴话题，那么我愿意认为，最重要、排在最前面的是中国精英对皇权专制主义的彻底不抱幻想，是毫不妥协你死我活的那种决绝，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历史条件，是清王室自顾不暇，再也无法统摄全部社会资源，并且在对外事务中一再显示极度的软弱无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精英在思想上、精神上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放。阅读中国近现代史，一定要注意到中国社会在清末民初发生的这种社会动能的累积和涌动，这是火山口下岩浆的涌流和壅塞，是摧枯拉朽的暴风雨到来之前山川大地所呈现的不祥的安宁。这预示着时间即将开始，一切的一切都将翻一个过儿，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即将诞生，而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成了那个时代的最优秀的助产士，成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举旗者。
我们现在看章太炎的《訄书》（写作于1899年，1906年重订）、邹容的《革命军》（写作于1903年）、陈天华的《警示钟》（写作于1903年）等鼓吹革命和救亡图存的著作，有时候会觉得他们激情有余，理性不足，深度不够，我们却找不到任何理由指责他们是巨婴，这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较前时代已经发生了最根本最彻底的变化，那就是皇权专制主义进入了生命倒计时。这种难以抗拒的历史趋势不仅使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开始深刻地观察和体认内部世界，他们更是将目光投向了外部世界，看到了以前从未看到过的风景。
久而久之，在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里，终于萌生出来自于外部世界——竟然是给我们施加了无尽苦难与欺辱的西方世界——的思想观念的支撑。尽管这些观念对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极为丰富的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认识还是不全面不完整的，有的甚至是道听途说的，甚或是从日本淘换来的二手货，但是你不能否认，在终于追踪到皇权专制主义是导致中国羸弱、颟顸、落后、国之不国的根源这一点上，那时候的中国精英是走在国人前面的。在这些用信仰行走人生的人的信念里撤除了从来都是至圣至尊的皇帝牌位，他们破天荒地对那个由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伦理制造出来的“神”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鞭挞，其激烈程度为两千五百多年以来所罕有。读一读那些激扬的文字吧！那是怎样的激情啊！那是怎样的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信仰支撑啊！
五四运动一代人也许不那么成熟，但在他们不是婴儿、更不是所谓“巨婴”这一点上，却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中国的“士”数千年以来都不曾挣得的位置。站在这个位置，这帮子人不再需要皇恩浩荡的“父亲”（皇帝）的遮护与扶持，不再需要控制着衣食的“母亲”（朝廷）的哺育和豢养。他们从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获得的是自己的观感，而不是“父亲”或“母亲”让他们必须接受的观感。他们成为了英姿勃勃的独立个体，不会再有任何人能够蒙蔽他们，也不会再有任何人能够欺骗他们了。他们是奔走于大地自谋生存而不是瘫坐在襁褓之中要吃要喝的婴儿。他们迈出的脚步尽管还显出几分踉跄，但是他们在往前走，整个中国都跟在他们后面在往前走。
什么叫精英？这才叫精英。他们不愧为精英。
永远不要小看那些在风雨如磐的暗夜发出自己声音的人，哪怕只是呢喃，只是低语，永远都不要小看他们。对这样一些人，我们内心应当充满敬重，原因很简单，他们是我们必须仰望的人，是我们想成其为而不可能成其为的那种人。
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在毫不妥协地反专制和毫不妥协地反外侮这两个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问题上，是非常清醒的。在这一点上，这些人要比后来的很多比他们名头更大的人来得深入，来得准确，这是极为可贵的。我们这么说吧，清末民初的思想大爆发以及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虽然由外侮而起，却刺入到专制主义肌体本身，从来都很坚固的专制主义文化从此被松解，它再也不是那样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了。这是历史之因必然造成的历史之果，我们能将创造这种历史之果的人称之为巨婴吗？显然不能。好在事实上从来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巨婴，他们经由时代之手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的雄伟卷文是不可抹杀的。
4
“陈行之先生，我忍不住想问，既然这样，你又有什么理由认为清末民初的思想大爆发和五四运动为一百年以后的中国出现巨婴现象做了最原始的基因植入呢？”
所谓精英，永远只是极少数走在时代最前面的人，充塞在社会空间的，则是大量被称之为“国民”、“民众”、“群众”的人。社会中麇集着各种可以被称之为某种族群或族类的人，这是人类社会的正常形态。法国社会学家莫斯科维奇曾经从“社会”中分化出一种被称之为“群氓”的群体，这个群体与我们所说的巨婴在精神特质上有某些颇为相似之处。虽然我不能说巨婴就是群氓，群氓就是巨婴，我认为这两者之间还是有细微差别的，但莫斯科维奇所说“一种集体生活形式的诞生总是伴随着一种新类型的人的出现；相反地，一种集体生活形式的衰亡也总是伴随着某种类型的人的消逝。”（引文自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却道出了巨婴与群氓产生的相同机理，很值得我们重视。
在知识分子精英的精神世界里发生的骤变，到了民众那里往往会变成另一种调子，用比喻的话说，尽管有人在暗夜中点燃了一把火，然而在那暗夜的茫茫四野之中，仍旧黑暗如初；当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开始“用黑色眼睛寻找黎明”之时，绝大多数民众还处在近乎于瞽蒙的状态，既看不清现实，又看不清历史，更看不清未来。我们还可以这样说，清末皇权专制主义不断制造历史灾难，中国所付出的物质性社会代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在其付出的所有代价中还仅只是一小部分，其所造成的这个民族的绝大部分损失是精神性损失，它极为严重地扭曲了中国人的精神性格。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清末的中国人和汉唐时代的中国人已经几乎不是同类了。这即是说，长时期皇权专制主义的制度和文化在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里造成了深重的沉疴，一部分民众成为了最懵懂无知的落伍者，最容易被欺骗和利用的人，这就是五四时代被普遍讨论的国民性问题的由来。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却风姿绰约，与专制主义长期荼毒国民精神，国民精神呈现出委顿、消极、奴性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又是怎么看待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的呢？
我们以鲁迅为例。
1906年，在日本学医的鲁迅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引文自鲁迅随笔《藤野先生》，1926年）鲁迅先生看到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伤痛和沉疴，他痛心疾首，他想缝合它，想为中国止血，想从精神上医治它，于是毅然弃医从文，投入了唤醒国民的战斗。在那个时代，鲁迅的选择和作为，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时代担当，这在我们看来已经近乎奢侈的东西，曾经鼓荡着许许多多像鲁迅一样的人。
所幸的是，鲁迅先生把他想做的事情都做了，没有遭遇到监视、失踪、逮捕什么的祸事，他挺幸运的。我住在北京阜成门附近离鲁迅故居不远的地方，每每从那个颇为讲究的四合院门前经过，都不免有这样的感慨：虽然鲁迅先生所处世代风雨如磐，伸手不见五指，可丫终究还活着，而且活得人模狗样，充满了战斗的韧性，在报章上想说啥说啥，想骂谁骂谁，到死都在说“我一个都不原谅”，这可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对中国人的屠杀、蹂躏、欺凌与劫掠，在普通中国人中造成了两种极为严重的精神后果，即我前面说到的“两端”：一、中国人由此积蓄了奋发图强的意志，这就好比一个人在境遇不好的时候遭到恶邻的欺辱，没办法只好把打碎的牙齿咽进肚里，心里想的却是：我草泥马，你他妈的给老子等着！二、再低头看看自己由于长期得不到滋润而导致羸弱的身子板儿，一股绝望的阴云遮蔽住也想鲜活跳动的心灵，免不了黯然想到：我这辈子还有机会活出人样儿，让人高看吗？还有机会让成天给我们脸色的人，也尝尝被人给脸色的滋味吗？
这两种精神后果，其主要的部分当然是积极的，然而也必须看到，在这种积极的精神后果深处，是潜藏着某种消极东西的，你说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也罢，说中国人精神幕布中掺杂着灰色投影也罢，总之潜藏着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未必是好东西的东西。所谓“潜藏”，就是还没有外显为值得议论的社会现象，这意味着它基本上还处在蛰伏的状态，它需要一定的现实政治条件将其激活。说具体一些，在我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贫穷羸弱的处境之前，这种消极的精神因素始终处在蛰伏的状态，只有时机成熟它才会被激活并活跃起来。
怎么才叫“时机成熟”呢？简单地说，就是国家经济发展，国力提升，国家政治地位提高，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条件有资格要求其他民族对我平等相待给以足够尊重的时候。从积极方面说，所有这些东西作为一种企望，早就融汇到了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成为了中国人灵魂的一部分。即使是在国家政治失范导致的极为困难的年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也从来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动摇，“两弹一星”就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搞出来的。改革开放更是把“不被开除球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类的信念熔铸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以超常的速度迎来了这个经济腾飞的伟大时刻，中国经济规模（GDP）终于站到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老二的位置，经过一代人的努力，至少表面上，中国人终于可以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了。
这可是数百年以来从未发生过的重大事件！
这种局面或者说这个事件带给中国人的心理冲击——还是说“心理激励”更准确一些——巨大而空前，人们突然发现，一直仰望着的那个世界，似乎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高强；在世界舞台中央，我们终于有了专属于我们的座椅，我们终于可以平视其他国家和种族（尤其是西方）了……由是，一部分精神不那么厚重的中国人不能承受“发达”（老子富起来了）之重，不再像以前那么内敛了，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安宁了，中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的消极成分，可以被称之为“狭隘民族主义”、“狭隘爱国主义”的精神毒素终于被激活，开始缓慢地、不为人知地发挥作用了。
我前面说了那么多历史，不是没有意味的，因为从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发展轨迹中，我们可以寻摸到某些很不容易被发现的从历史深处迤逦而来的细线，在我们面前罗织成无法回避的现实之在，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当下发生的事情涵括着哪些无法卸脱的历史必然性，又有哪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将现实与历史做了不为人知的区割。具体到巨婴的话题，我们有理由认为，无论哪个阶层中的巨婴，都有一个共同的渊源，这种渊源，我们可以归之于某种社会质态、社会情态的精神显现，用浅显的话说，任何类型的人类群体都是在历史与现实的连续运动中，从那个社会的内在要求中产生出来的，用简洁的话说，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人，所谓“应运而生”者也。
“陈行之先生，你这话绕来绕去的听起来忒费劲，我还是不明白呀！”
那我们偷个懒，借用恩格斯曾经使用过的句式来说明这件事吧！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著作中赞叹文艺复兴时代取得的巨大精神成果，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1873年）多少年以来，我觉得恩格斯说得好极了，中文译文也好极了，在语言表达上显示出了高超的技巧，有一种让人咀嚼不尽的意味。更重要的是，这段话在精神意义上与我们当下对世界局势的概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异曲同工之妙，这让我们感觉很贴切。
现在我们用恩格斯这段话的句式来描述巨婴现象。郑重声明，这里仅仅是形式即句式的技术性借鉴，没有丝毫对伟人不恭敬的意思，更没有藉此寓指现实、夸大巨婴作用的意思：“这是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难以预测的、或者变得更好或者变得更坏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巨婴而且产生了巨婴——在思维能力、愚蠢和无知方面，在视野狭窄和学识浅薄方面的巨婴的时代。”
于是，巨婴大面积、成规模地产生了。
5
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为什么清末民初没有巨婴，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巨婴，唯独近几年巨婴就成批地产生出来了呢？除了我上面说到的历史原因（所以我称之为基础病，就是这种病症不可能同历史因素完全隔绝），这里面有什么具体的现实原因呢？
我们首先看当下与历史有怎样的区别。
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无祖国，无靠山，而当下的巨婴——尤其是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知识分子中的巨婴——是有祖国，有靠山的。换一句话说，父母豢养是巨婴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失去这个东西，巨婴就只能是“婴”，丫在精神上是“巨”不起来的。这不仅限于知识分子精英，如果没有强大祖国作为靠山，广大群众中的巨婴同样也“巨”不起来，同样写不出“日本吓尿了”、“俄罗斯哭晕在厕所”、“美国不得不退出太平洋”、“厉害了，中国终于把南海变成内湖”、“哈萨克斯坦渴望回归中国”、“乌克兰美女渴望嫁到中国”、“特朗普说，中国太可怕，永远不要招惹中国”之类的浅薄到让人窘迫的喧嚣式语句。显而易见，巨婴们诸如此类抑制不住的喧嚣仅只是一种精神自慰，与真正意义上的高尚的精神活动还极为遥远的距离。这种精神自慰除了产生浅层次的生理快感之外，不产生任何正面的东西，更不要说精神层面的东西了。
我们必须正视到，正是有须臾不可相离的“父母”的存在，才构成了巨婴赖以存在并藉此而自豪的最重要的精神基础，这也绘就了他们难以更改的精神底色。这种基础和底色，决定了他们难以构成一个人内在本质的独立思想，权利意识亦不可能进入他们的大脑，他们难以持重，难以深刻，更难以理性，一种就连他们自身都无法察觉的驱力，作用于他们看待眼前事物的尺度，而这必定会使他们沦于浅薄，沦于天真，沦于矫情。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描述这件事情。
既定价值或者说既定的社会存在是巨婴存在的一部分，既定价值甚至就是其自身，所以他们从来不怀疑既定价值，更不会去否定既定价值。一切既定存在在他们眼里都是恒常不变的，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他们从不质疑。一般情况下，思想多元的社会出现巨婴的可能性要远低于一元化社会，巨婴在一定意义上是与某种社会情态相匹配的衍生品，外在标志是：巨婴的浅薄言论事实上处在被鼓励和纵容的状态，这些言论往往比深刻言论更能获得网络世界的宽容，不像深刻言论那样会被及时禁止或者被迅速删除，换一句话说，它们往往比深刻言论有更优越恬适的网络存在的环境。在这样的条件下，巨婴可谓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他们也就有能力在既定价值上额外堆加他们臆想出来的完全没有现实根基的价值，他们会一直将这种价值堆加到将既定价值本身掩埋掉或者替换掉的程度——在客观上，这等于完成了一次合情合理的“僭越”。
“僭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巨婴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情绪性表达，进入到了就连他们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具有舆论场性质的新阶段、新境界。也就是说，巨婴无意间制造出了他们自己也未曾预料的消极后果，而所有这些消极后果却都要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这即是说，在国际风云骤烈变幻，中国处在极为危险境地的时候，某个社会群体的群体性表现，往往折射出一定程度的国家态度，其所造成的后果不是哪个群体或哪个人可以承担得了的。中国是有独特政治体制的国家，这种体制决定了中国从来都是只用一个声音与世界对话，在这种情况下，你无法不让西方国家通过网上舆论揣测中国的国家舆论，如果世界从中国听不到成熟、理性的声音，听不到中国与世界进行对话、对接的精神探索和路径探索，听到的只是巨婴级别的浅层次无理性的啼哭和喧闹，世界将会怎样看待中国，还用说吗？最近由于中国网络充斥“哈萨克斯坦渴望回归中国”所导致的外交事件，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严重到了何种程度么？
尽管这样，我仍然愿意认为巨婴是在用非恶意的形式伤害着这个国家。需要警惕的反倒是另一种人——当一些人把邓小平“韬光养晦”、“我们不当第三世界的头”的教导抛诸脑后，喊出“消灭私有制”、“敢于对西方敌对势力亮剑”、“重建世界秩序”等形迹可疑的口号时，当他们不顾后果地鼓吹“美国衰落论”、“中国已经全面超越美国”、“私人企业退场论”时，你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也是非恶意的，没有投名状式的政治利益算计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段时间内，这些言论也像巨婴言论一样，事实上处在被鼓励和纵容的位置，这就是说，它们的出现同样也是与某种社会情态相匹配的产物。具体到我们的话题，此类喧嚷恰恰是巨婴成规模产生的社会情态的表象之一，是与巨婴的产生脱不了干系的背景画面之一。这件事是非常有必要耗费一些笔墨予以描述的，然而这已经是另一个话题了，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吧！
6
综上，我认为我把巨婴产生的历史原因以及现实原因都说清楚了，可是如果我把文章结束在这里，你一定会有文章没有把话说透的感觉，你会说：“陈行之先生，我赞同你的看法，巨婴彰显的是浅薄和浮躁，那么我就想问了，成熟到哪里去了呢？厚重到哪里去了呢？深刻到哪里去了呢？”
问得好！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没有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绝对的民族主义者。然而如前所述，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因成熟而滞重，在皇权专制主义桎梏下，中国人很晚才把目光投向世界，近代以降，我们确确实实落在夷人之后了，不仅仅是科学，不仅仅是技术，更是思想，更是精神。假如你对中国近代史有所了解，你就会发现，当西方国家黎明（工业革命以及启蒙运动）即起，洒扫庭除，以崭新的面貌面对世界以及未来之时，中国人还处在漫漫长夜，中国人还在沉睡，睡得那么死，那么沉。虽然陈独秀先生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就呼吁尊请S先生（民主）和D先生（科学）出来救中国，说“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他甚至表态说“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但这只是当时极少数先行者的姿态，就整个国家民族来说，还处在沉睡状态。
好在我们一步步从昏睡中清醒，从无尽的梦魇中走出来了。我们历经磋磨，历经浩劫，历经生死，付出无数生命代价，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终于有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终于有了各种思潮蓬发和碰撞的思想大解放，我们对“西方”的认识和见解不断深入，较之于清末民初已经不在一个量级上，我们终于见识到中国落后的真实原因；我们的精神世界是敞开的，我们自信地借鉴了西方思想和西方经验，我们确定了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由于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国际视野得到空前拓展，他们的国家战略思考深邃而远大，中国人才济济……所有这些，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迅速强大起来的根本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拥有邓小平这样在国际大势面前保持高度清醒和定力的旗手，我们拥有大量走在思想解放大潮前面的知识分子精英，我们拥有十三亿既精明又智慧、极端吃苦耐劳的人民，在如此激动人心的社会发展条件下，中国怎么可能不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
那时候是没有巨婴的，或者说，你很少听到巨婴式的言论，这里就有我上面说到的社会形态变化往往会直接导致网络生态变化的原因——在成熟理性声音被鼓励的状态下，巨婴即使想发声，声音也会是暗弱的，形不成气势，不会有人认真看待一部分人浅薄空洞的声音。而最近七八年以来的“网络生态变化”，恰恰在这一点上使情况发生了改变，成熟理性的声音受到压抑，巨婴的声音不再暗弱，甚至于形成某种舆论气势，也就成为了很自然的事情。在一个空间，一种东西减少必然意味另一种东西的增多，同样，如果成熟、深刻、理性的声音减少，幼稚、浅薄、非理性的声音必然会喧嚣起来，这在网络时代尤其如此。
如果我说的还不太仔细的话，那么我们引述资料来解说一下这件事情吧！
近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超过9亿，手机网民规模达8.97亿，较2018年底增长7992万，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99.3%。报告显示，在中国网民群体中，学生最多，占比为26.9%。从学历上看，截至2020年3月，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群体占比分别为41.1%、22.2%，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网民群体占比为19.5%。在收入方面，超过7成网民月收入低于5000元。
这些现象以及这些数字非常耐人寻味。
被网民贬斥的“小粉红”、“五毛党”、“自干五”以及我们正在说的巨婴之所以呈现空前活跃之势，如果我们将其完全归因于“中国教育的失败”似乎武断了些，但中国教育体制、教育制度以及教学内容的僵死、浅显、狭窄，中国给青年人提供的精神成长环境存在某些结构性问题，毫无疑问是原因之一。2002年，也就是距今18年前，我在出版社工作的同事编辑《21世纪高校经典教材译丛》，其中有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罗斯金等人撰写的《政治学》一书。这本向青年学生讲述政治学原理的书，没有任何避讳地将话题深入到了具有颠覆性的领域，引导学生们对政治机制、政府类型、政治运作进行思考，不仅有原理阐释，更提出了很多富于深度的设问以便于学生思考，编写者似乎完全不担心由此会为国家培养和制造反对自己的人，这种开放和自信当时让我非常惊愕。
比较中美高等教育，你会发现中国高校几乎所有文科课程（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都立足于培养学生的忠诚意识和忠诚精神——据说现在已经“决不允许西方教材出现在我国高校课堂”了。周有光先生 “中国人读的许多历史都是假历史”之说是有道理的，如此这般的高校教育，能培养学生的个性洞见吗？能培养学生的开放视野吗？能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吗？回答是否定的。这样想来，我们说中国教育是巨婴产生的巨大温床，巨婴都是从本应当具有最活跃思维的青年人群体中“培养”出来的，并不为过。
事情还不仅这样简单。我前面说过，巨婴的形成既有现实的原因，又有历史的原因。所谓现实的原因，我已经说过了，就是社会环境、社会氛围发生变化的原因。我还想重复说一边，巨婴之所以发出越来越大的声浪，与全社会智慧弱化、深刻话语和深刻思想的短缺和遭遇困顿息息相关，换一句话说，全社会智慧弱化、深刻话语和深刻思想短缺及其遭遇的困顿，必定会在社会舆论领域给巨婴让渡出很大的空间，从而造成巨婴泛滥。
7
我们谈论巨婴，实质上是在谈论巨婴之所以成巨婴的社会原因。
以往我有一种信念，任何人群都会逐步走向成熟，哪怕是“小粉红”，哪怕是“五毛党”，哪怕是“自干五”，哪怕是“巨婴”，都会逐步沉静下来，逐步成熟并趋于理性和深刻，但是现在看来我的判断是错误的。至少在目前，在我们前面列举的巨婴产生的社会条件消失之前，巨婴将连续不断地产生出来，未有断绝。
当下，“天真”二字已不足以概括“巨婴现象”，它的产生和存在至少在客观上轻薄化了中国的国家意志和精神力量，它会使敌视中国的势力误判中国的国家智慧和国家意志力，做出荒唐的举动。换一句话说，如果整个国家都不能智慧起来、沉静下来，如果浅薄和浮躁依旧成为国家病症，那么，我们与世界的“间距”会越来越大，能够对“夷人”产生威慑的理性和深刻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如此这般的景况，在如此空前复杂、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我们靠什么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靠什么战胜西方极右翼敌对势力、白人种族主义者对中国持续不断的攻击、诋毁和围堵？
环顾国内外，我们固然不能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是你必须承认，中国这艘大船驶入了深水区，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我们都将大概率迎来空前剧烈颠簸和惊涛骇浪的洗礼，在这种极为严峻的形势下，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宏阔的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啊！比以往更需要高超的国家智慧啊！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伟大的国家力量只能来源于伟大的国家智慧，而伟大的国家智慧只能渊源于整个民族所拥有的国民精神的自由成长；而国民智慧、国民精神的自由成长又只能依赖于能够自由流动的思想市场，没有这个市场的发展，其他一切都将沦为空谈。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从来不缺少思想，不缺少智慧，即使是在清王朝对内镇压、对外妥协，不断签署丧权辱国条约、不断割地赔款的时候，中国也不缺少对国际国内局势有洞见的人，遗憾的是这些人永远处在社会边缘，不可能进入国家政治过程。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凡180年，虽然我们大踏步前进了，然而如果我们仍旧不能为思想智慧提供表达空间，不能打通国民智慧经由宪法程序进入国家政治过程的通道，我们将如何面对未来无尽的漫漫征程呢？具体到我们的话题，如果巨婴仍旧持续性地得到土壤、水分和温度的滋养，就像我前面说过的，这个患有精神基础病的群体不仅不会走向成熟，反而会由于持续地被纵容和鼓励而进一步坐大，最终成长为战狼——战狼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太多了。中国需要理性，需要智慧，不需要战狼式的盲目自信，不需要这种没有章法的胡乱扑咬……我们痛心疾首看到的那些东西，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深思和警醒么？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首先应当是中国人思想的空前解放和精神的全面复兴，没有空前的思想解放和全面的精神复兴，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很难成为现实。伟大的爱国者屈原有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通过应当即刻推进的体制性、制度性改革，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重新激荡起思想解放的大潮，使每一个中国人在思想和精神上迅速深刻、成熟、强大起来，是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每一个中国人不可推卸的国家责任和历史责任。
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真的不多了啊！（2020-5-4）
###
来源：爱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