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贯中：重温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本文节选自FT中文网刊发的文贯中教授所撰《改革急先锋为何难以分享改革红利？》一文。
在新旧制度交替的改革年代，和旧制度密切相连的利益集团决不会自动拱手退出。为了继续享用旧制度为他们汲取的荣华富贵，最好的策略就是让旧制度披上唬人的意识形态外衣，以便鱼目混珠，继续被民众顶礼膜拜。所以，改革年代的底线划定必须慎之又慎，以免画地为牢。
作者：文贯中（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
改革终极目标的模糊不清和改革动力的消减
击鼓传花，高调震天，看似热闹，改革却在空转，是朝野上下对改革现状的共识。遥想当年，福泽亿万民众的大包干，和紧随而来的乡镇企业，均为农民首创。两项来自草根的改革，分别打响了瓦解人民公社的第一炮，和瓦解中央计划经济的第二炮。这些源于农村的壮举大大出乎政府意料，一度遭到一些政治老人的激烈反对，却开启了市场导向的改革大幕。
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由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亮丽转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巨人，人均收入也从几乎位列世界末尾，一跃跨入中等收入行列。在弹冠相庆，论功行赏的今天，如果问，冒着被抓，被关的生命危险，自告奋勇地担任改革急先锋，为改革顺利破局，勇敢杀出一条血路的是谁？一路走来，承受举世罕见的自我牺牲，使中国城乡面貌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功臣又是谁？如此一问，前来抢摘桃子的人一定不计其数，答案也会形形色色。
但此时多少人会念及人口仍占中国总人口60%以上的农民和农民工？荣誉他们没份，却动辄被贴上低端人口标签，排斥于市民行列之外。他们的现状反衬出在中国模式下，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处于十分脆弱的境遇，犹如身躯庞大的阿喀琉斯，却只能依靠泥足站立。中国的三农问题已成中国模式的阿喀琉斯之踵。
与此同时，尽管中国官方自称已经建成了市场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历史最长，经验最丰富，市场制度最完善的主要发达国家，却对中国的自我定位拒绝认可。显然，四十年改革之后的今天，中国现行经济体制的自我定位不但在国际上引起争议和贸易摩擦，在国内也造成如何继续改革的思想混乱。人们要问，既然自称模式，这种模式中哪些部分已经具有稳定而普世的意义而不需改动？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
早在2013年，18届3中全会已通过一份《决定》，使上述混沌不明的状态一度得到澄清。这份《决定》以清晰而紧迫的语气，要政府和民众“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黑体字由笔者所加) 显然，《决定》从理论上明确判定，让要素市场决定性配置要素的经济体制，既是市场经济的决定性特征，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终目标。难怪《决定》一出来，立即获得国内外经济学家的高度评价。
然而，又一个5年即将过去，《决定》规定得十分紧急的改革任务不但进展甚微，连改革的最终目标也变得飘忽不定。似是而非的底线论四处冒出，使《决定》事实上成为一纸空文。不难明白，在新旧制度交替的改革年代，和旧制度密切相连的利益集团决不会自动拱手退出。为了继续享用旧制度为他们汲取的荣华富贵，最好的策略就是让旧制度披上唬人的意识形态外衣，以便鱼目混珠，继续被民众顶礼膜拜。所以，改革年代的底线划定必须慎之又慎，以免画地为牢。
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回想当年，’凡是’论使中国的改革几乎化为泡影。幸好一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及时爆发，才使被文革颠倒的是非又颠倒过来，躲在两个’凡是’光环之后的荒谬得以揭示。今天，类似的提法以底线轮的面目卷土重来。例如，要求国有资产必须占主导地位（实际上是反对在市场面前一切所有制都必须平等竞争）；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坚持土地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拒绝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特别是邓小平公开提倡的党政分开，并认为是他对改革理念的一项主要贡献，已被党必须领导一切这一底线所代替。人们要问，所谓‘一切’，包括科学规律和自然规律吗？如果党必须服从科学规律和经济规律，则党必须领导‘一切’如何成立？显然，盲目推行这条底线，必然导致再犯大跃进和文革年代的唯意志论大错。
上述这些似是而非的底线论，使得改革动辄得咎。被所谓‘颠覆式’错误吓破胆的人只能宁左勿右。为了防止中国再次作茧自缚，为了民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回到中国经济改革的真正底线究竟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上来。其实，这个问题已被《决定》回答，就是要建立一个由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如果能回到这份《决定》上来，就能超越许多似是而非的底线轮，集中精力找出这种经济体制的最本质特征，并按这种特征推行各种改革。以下论证，只要这个核心任务没有完成，改革必定蒙上不公正的污名，改革的红利必定难以普惠大众，特别是农民，农民工，及其后代，也必定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继续被视作非市场经济而蒙受歧视。
重温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众所周知，所谓市场配置，就是通过价格波动引导资源自由流动和组合。其中，要素价格的形成又是关键。一切产品的成本价格可分解为要素价格，即工资，地租，和利息之和。要素价格错了，一切产品的成本价格自然都错。在开放经济中，汇率，即以本币衡量的外币价格也至关重要。汇率这一价格错了，国内价格体系再准确，转成国际价格时必然发生系统性扭曲。
要避免要素价格和汇率的扭曲，必须允许要素和外汇的所有者基于自利的考虑，对各种影响价格的因素作出趋利的反应。这就要求允许自由交易。如此，要素才能不断从价值低的组合向价值高的组合流动。这是一个反复试错和博弈的过程。要素在企业间，或产业间自由流动，寻求自身价值的极大化的同时，国民经济总值也趋于极大。
所以，如果像《决定》呼吁的那样，真心希望要素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首先就要允许所有的要素自由交易，不要再假心假意，虚与委蛇。只要要素的价格无从产生，要素就无法为市场配置。由政府定价的要素市场一定是伪要素市场，其效率一定低下，其供求一定失衡，其目的也往往并非盈利，而是实现党政领袖的政治目的。这就必然引起国际社会对不公正竞争的担心和对中国的真实意图的猜疑，而难以接受。
其次，要素的所有权必须尽量分散。原因如下。三大要素中除了劳动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存在于劳动者自身的肉体和头脑之中，可由劳动者自己决定供给外，资本和土地这两大要素都是物，本身并不具有基于自利的思维和决定流动的方向，只有要素的所有者才有如此的能动性。资本和土地如果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必然形成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所以，要素市场的顺利发育取决于产权是否分散，供需双方是否拥有界定明晰的产权，拥有自由叫价的权利。如此，才能形成竞争性的均衡价格，并随时吸收每时每刻发生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冲击。
以上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衡量，就能理解，中国远未完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最核心的经济改革目标，就是要从由官僚行政机制决定要素配置，转到由市场机制决定要素配置。唯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才算正式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彻底走了出来。要说底线，这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底线。这样，国际社会才会心服口服，视中国经济为平等的一员，不会动辄枝节横生，兴师问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