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愚：抑郁症、叛徒以及跳楼的勇气
作者：老愚
作者公号：老愚的自留地
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跳楼殉职，官方给出的死亡结论是：抑郁症。
抑郁症是一只极具中国特色的好筐，可以把无数横死的官员隆重地装进去。
专家指出，抑郁症的主要表现为自卑、焦虑、情绪低落，只有中度以上的抑郁症患者才可能自杀；抑郁症患者三成会产生自杀念头，这些人中间真正实现自杀的不超过一半；而中度以上的抑郁症患者行为会有明显反常表现，身边人完全可以及时觉察得到。
“抑郁症最痛苦和可怕的，是动力的缺失，能力的下降，这会让你觉得自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你不高兴，不是病；生活和工作的功能丧失了，才是病。”资深抑郁症研究者、《渡过》一书作者张进认为，自杀往往发生在从轻度向中度恶化，以及从重度向中度好转的阶段，“真正的重症患者是不会自杀的。如果患者处于重度阶段，大脑一片空白、体力不支，不具备自杀能力；而药物一旦起效，患者大脑的抑制先得以解除（有了动力），可是情绪的好转要落后一周（自杀意念还在），自杀往往在这一阶段发生。”
对照中国这名五十九岁部级跳楼者的状态，或许应排除患抑郁症的可能，因为他在自杀前几天还在正常履行职务，身边人无一发现其有异常情形。
毋庸置疑，高级官员自杀的原因，不属于个人和家庭隐私，更不是政府自己的私事，应向公众做出透明、全面的交待。自杀者是否患有抑郁症，应经过权威部门审慎的专业鉴定，给出令公众信服的结论。此次事件，官方在第二天即仓促发布“因患抑郁症”“在其住所坠楼身亡”的结论，很难不让人心生疑窦。
讲究的用词也泄露出某种信息。“坠楼”是意外，无主观意志，而自杀是强烈的自我选择。把一个主动决绝的行为轻描淡写为偶然事件，不免令人产生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正当联想。
官员自杀，若真的是患抑郁症，毫无疑问要归结于绞肉机般的官场生态。在一个惟上是从、动荡不宁的生存环境里，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很难不产生精神畸变。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压力下，一有风吹草动，即会发生不可预测的状况。无论如何，当局都对官员的精神状况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道理很简单，即使自杀者确为抑郁症患者，但被选拨担任要职，握有生杀大权的“组织”岂能脱得了干系？
官员自杀，若与抑郁症无关，我觉得或许可以归之于恐惧。
一个人不到绝望是断然不会去寻死的！即使绝望之极，也不会轻易决然赴死。死是什么？是无，是毁灭，是归零，是不存在。若无远甚于死的因素相逼，体面、威风的高级官员是没有跳楼的勇气的。比死还可怕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活着。只要想想组织“双规”的处理程序，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都会两股战战，养尊处优皮薄肉嫩的高官那里经受得起全套流程伺候？对自己人狠，这是组织的传统，被组织的人都似乎知晓这一点。一个让自己人恐惧到了不想活、害怕活的程度，这得有多厉害啊！此即为恐惧之一：自杀者惧怕生不如死的活着。
恐惧之二，是害怕自己成为“叛徒”。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被组织判定为革命的叛徒，无上风光的人生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二是指经受不住审讯，供出了自己的上下线、进贡对象、以及亲友。有些时候，看似自杀其实是外力逼迫的结果，因为利益相关方害怕这个人成为叛徒。
关于叛徒，已故作家史铁生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里有精辟的论述：
“所有憎恨叛徒的人都知道，叛徒的处境是怎样的可怕。所以才有‘叛徒’这个最为耻辱的词被创造出来，才有这种永生的惩罚被创造出来……对，主要不是因为叛徒背叛了什么信仰……主要是殃及！就是说，叛徒，会使得憎恨叛徒的人也走进叛徒曾经面临的那种处境……疼痛、死亡、屈辱、亲人无辜地受苦、被扯碎的血肉和被扯碎的心……人们深知这处境的可怕，便创造出一个更为可怕的惩罚——‘叛徒’，来敬告已经掉进了那可怕处境中的人，警告他们不要殃及我们，不要把我们也带进那可怕的处境。‘叛徒’一词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作为警告，作为惩罚，作为被殃及时的报复，作为预防被殃及而发出的威胁，作为‘英雄’们的一条既能躲避危难又可推缷责任的逃路，被创造出来了。”
按照专家对抑郁症的定义，我倒觉得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是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同时也是一个自觉的革命叛徒。
他在遗书《多馀的话》里写道：
“我不过三十六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
从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三一年初的整整十年里，他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在担任最高领导人时期，神经紧张得异常厉害，往往十天八天无法安眠，最终造成精神疲劳和严重神经衰弱，“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至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根本原因在于他是“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人，性格“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这些“弱者的”“书生的”道德，妨碍他接受革命的斗争哲学——“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他认为自己始终戴着假面具生活，更像一个“戏子”，“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
他的回家即是死亡：“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零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人格分裂，情绪低落，身心疲惫，悲观厌世——这难道不是一个典型重度抑郁症患者的自白么？
这份饱受诟病的遗书告诉我们：只有成为共产党的叛徒，瞿秋白才能从精神囚笼里解脱出来。所以，他是一个自觉的可贵的叛徒。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
“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瞿秋白在遗书里认领了“叛徒”名号，这顶谁也不愿意戴、但都希望扣到别人头上的荆冠。他解脱了，也让那些时刻害怕自己背叛的人放下了心头的巨石。残酷对待、甚至巴望从肉体上消灭叛徒，乃是因为惧怕自己成为叛徒。瞿秋白自称叛徒，最终也被认定为叛徒，对他而言，这是成全；对他曾经寄身的组织而言，也是一种解脱，因为总算抹去了一笔让人难堪的负资产。这才是最有意味的事情。1966年8月30日，当毛泽东发起的文革热火朝天之际，周恩来在接见中国科学院造反派代表时说：“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资本家，晚年写了一篇《多馀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
依照国民政府的处置原则，手上没有血债的共产党高官一般不会被处决，但作为一介文人的前总书记瞿秋白却被杀死了。有人分析，不排除中共自己人借刀杀人铲除异己。
诡异的是，在被打成“叛徒”几十年后，瞿秋白重新被作为“烈士”纪念。在他的就义地长汀城西罗汉岭下，一个占地近六百平米的烈士纪念馆落成，正在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发挥作用。
相比于沙特专栏作家卡舒吉的被杀，自杀官员似乎更悲壮更不幸，前者是别人不让他活，硬生生夺去了生命，而前赴后继的自杀者，却是自绝于人类。
我佩服他们自杀的勇气，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抑郁症”就算了。但我想，倘若换做自己——当然，本人是绝无可能跻身党国体系的，我有纵深一跳的勇气么？结论是：没有。我真的怕死。以前，我是鄙夷那些软骨头的，比如甫志高、王连举之类的革命叛徒，如今我是逐渐学会理解他们了，没有畏缩变节的他们，怎么会有那些宁死不屈、光彩照人的英雄呢？何况，我若是处在他们的境遇下，我真的无法保证自己不当叛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