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最大的“灰犀牛”会来自哪里？

作者：邓聿文（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

“黑天鹅”和“灰犀牛”这两个词今年被频繁提及，前者意指罕见的、出乎人们意料的风险；后者则指常见的、人们习以为常的风险。故从含义看，“黑天鹅”似乎更值得人们警惕。

不过，如果由此放松对“灰犀牛”的警惕，可能铸成的错误更大。从风险实际发生的概率看，“黑天鹅”由于是那种罕见的、出人意外的风险，虽然难以预防，但毕竟是小概率事件。相反，“灰犀牛”事件本身的习以为常，说明它在现实中是经常出现的，也就相对为人们所忽略，等到它由小麻烦变成大风险时，解决起来就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2019年是中国的一个政治安全年，对政治安全、政治风险的重视，在中国官方那里已达空前程度，从上到下丝毫不敢怠慢。虽然官方现在强调“黑天鹅”和“灰犀牛”都要防，生怕哪儿出现差池，酿成大错，但如上所述，从实际考察，由“灰犀牛”带来或引发风险的可能性更大。

今年早些时候我撰文表示，经济增速长期处于收缩通道；收入分配和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相对剥夺感逼近人们的心理底线；权贵利益集团的滋长与顽固；乡村溃败与城市流民；社会分化与阶层对立；互联网政治；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腐败和政治认同的流失；以及地缘政治恶化等九大问题，今后几年对中国会构成重大挑战和冲击。这些挑战既可能以“黑天鹅”的形式表现出来，更可能以“灰犀牛”的面目出现。因为大多数问题是存在很久的，人们常常谈到和触摸到；个别的问题虽然出现不久，但也并非是个新问题。

尽管很少有人能够准确预知问题或风险来自哪里，但如果社会上上下下都预感要出问题，要完全避免不出问题是很困难的。尤其在中国当下的体制下，体制会催生或放大风险，甚至体制本身就是一个风险源。

何以如此说？当全社会都对某类风险保持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敏感时，固然可说是对风险的重视，但又何尝不是整个系统出了问题？系统的问题就是制度或者体制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与中国当下体制呈现高度集中的命令特征也是有关的。这种体制或制度，很容易出问题。

中国高度集中的命令体制表现在两个层面：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权力集中在中央；在每个组织内部的关系上，权力集中在一把手。

有人会说，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奇怪。的确，大多数时候都如此，这是中国体制的本质特征。但最近几年来，人们对此种权力集中的程度，感受还是不同的。现在的“高度集中”，是一种几乎丧失灵活性的集中，这就是问题所在。

在重要和关键权力上收中央的情况下，地方尤其基层就不会有任何的创新动力去应对各种变化和风险，而是坐等上面特别是中央发号施令。在大小事情都由单位一把手决定和说了算的情况下，具体办事人员也不会有任何的积极性去求得事情的解决，有的只是揣摩领导意见或消极应付。

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目前的体制？简单地说，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皇权制和计划时代的命令体制的混合产物，重心在后者，前者强化了后者的缺陷。按照经济学家周其仁的解释，中国的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而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计划命令体制实际是把一个国家当作一家超级公司来管理，但管理者又不可能有这种管理经验。换言之，管理国家这家超级公司，是完全超出现有所有人的经验的。目前世界出现的那些大的跨国公司，最多能做到的是在公司内部的计划管理，但它距离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之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还差十万八千里。然而在中国，不仅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而且这家超级国家公司还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变成“反社会主义”，这就造成改革无法深入；因为有“主义”的大词汇当头，过去点点滴滴改进的难度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变得很僵硬，特别难触动。

没有改革，或改革的难度大增，体制的积弊无法消除，社会就只能带病运行，积累的风险自然就很大。风险得不到及时释放，最后就会以一种剧烈形式爆发出来。

不否认，高度集中的命令体制，在危机出现以后，解决起来有一定的“优势”，那就是能够动员全国力量，提供各种条件。然而，且不论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过程中有不计成本的一面，正由于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体制的“集中”、“命令”特征，使得社会在非危机时候，也容易被“全国上下一盘棋”的美学所诱惑，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丧失应有的活力、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是我们一再出现的教训。

回到2019年的形势，假如中国会爆发“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大概率还是出自经济，或由经济引发扩散到其他领域。中国经济这几年进入一个下行通道，官方的供给侧改革也遇到了巨大阻力，再加上贸易战，经济如果出现问题是不奇怪的。要预防经济出现大的“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需要激活每个经济主体的活力，根据价格和市场信号配置资源，这就要求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管理方面，放权和分权，让地方和企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置。因为经济的复杂性本来适合于分散决策，而与高度集中的命令决策体制本质上是抵触和排斥的。

现在恰好相反。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人的意志来管理经济和社会，地方实际可作为的空间有限。由于它完全无视地方和企业的特殊性，因此，无论从作为一级组织的机构还是个人来说，都不会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去实施管理，解决问题。这样的体制不出现问题则已，一出问题，势必是大问题，或者开始即使不是大问题，但由于都坐等上面和领导的指令，丧失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反会使问题扩大，增加后续解决的难度，最后即使能够解决，代价也非常巨大。

所以在更多的时候，高度集中的命令体制不但不能很快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麻烦制造者。从这个角度看，2019年若有“灰犀牛”，现有体制本身可能是最大“灰犀牛”。

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