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当代“复古”与“五四运动”再反思
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今年迎来了“五四运动”100周年。自上世纪90年代以降，人们一改以往每年都会高调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做法，不仅越来越“低调”，而且在学术和政策领域出现一股不小不弱的否定这场运动的取向。
从政治上说，这种微妙的变化不难理解。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是“五四运动”的产物，正是“五四运动”使得两大政党成为了革命性政党，所不同的是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具革命性，这也决定了日后两党的命运。“五四运动”触发了中国的革命，但革命之后，政党就必然需要作出调整，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持有不同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低调对待、甚至否定“五四运动”的同时，就出现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复古”的社会现象。这也可以理解成为“否定之否定”。“五四运动”的主题是通过否定“传统”而追求方方面面启蒙和现代化。1980年代在知识界所发生的被视为是另一场“五四新启蒙运动”。因为这场新启蒙运动很快导向了青年学生和知识界的政治激进化，运动之后有关“五四”的话题便变得具有敏感性。1990年代以后，从官方到民间，意识形态便转向了保守，各方都力图从传统中寻找“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资源。这便是复古式“国学”崛起的大背景。
从对《论语》的现代式解读开始，中国很快进入了一个国学“复兴”阶段。这些年来，所谓的“国学”复兴令人眼花缭乱。适龄学童进入了形式多样的国学班（“读经班”）、妇女进入了“女德班”、教师重返各式“古装”、博士开始用古语答辩、一些党员干部（不乏高级干部）出现各种形式的“妻妾成群”……各种现象层出不穷，不一一而足。
这些大多发生在城市，还算包装得不错了，至少有些“知识”的含量。如果到广大的农村去看看，那里的情况更显得触目惊心。各种邪教横行，只要有些钱的人，或者有点“忽悠”能力的，随便可以支撑起一个“庙堂”，进行自己的“传教”或者“讲经”工作。正式的社会秩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便是各种非正式社会秩序。
“复古”风潮要回归什么
形形色色的当代复古是商业噱头？是在寻找精神寄托？还是在进行文明复兴？人们寻找着各种理由来论证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不过，所有这些都可能是假象，就其本质而言，各种现象仅仅表明了中国一些人日渐堕落的精神世界，而堕落的精神世界对另一些人来说便是机会，无论是追求商业利益还是社会名望。
当然，即使是精神世界的堕落也不难理解。其起源在于当代社会急剧转型期间的行为失范。旧的规范不行了，就需要新的行为准则和精神寄托。中国数千年是农业社会，现在面临一次真正的并且异常彻底的商业革命。商业社会就需要符合这个社会的另一形态的行为准则和精神依托。历史上，西方也同样几次经历了这个过程，尼采的“上帝之死”近代命题就具有类似的背景。对中国来说，问题在于要塑造什么样的精神和如何塑造这种精神？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毛泽东时代，今天盛行的这些大概都会被视为是“牛鬼蛇神”。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不过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就变成了乌托邦主义。不管怎样，毛泽东这一代是“五四运动”的产物，他们具有近代以来的鲜明的“文明”与“野蛮”、“先进”和“落后”的观念，只不过是在当时被“革命”与“反动”的话语所取代。正是因为这些被视为是“野蛮”“落后”和“反动”的，它们才被一一清除，至少就形式而言。
不过，现在这些现象又一一出现了，返回中国社会的舞台。问题在于，“五四运动”之后的种种清除被视为是“野蛮”和“落后”的行为都做错了吗？“五四运动”以降到“文化大革命”，一直被视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时期。的确，在清除上述社会行为的同时，很多被视为是“中国传统价值”的东西也荡然无存。
不过，在当代全面“复古”的社会运动中，所有这些从前被政治扫荡的“糟粕”都回来了，而被视为是积极的“中国传统价值”并没有出现回归的迹象。因此，今天的问题是：需要继续对“五四运动”做全面否定吗？这场运动哪些地方做对了？哪些地方做错了呢？对所有这些问题人们并不很清楚。
“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民主和科学。民主是开放政治，与传统封闭政治相对；科学是理性，与传统的迷信相对。为了一些政治原因而否定“五四运动”，并无道理。从文明演进的角度来看，“五四运动”的大部分是做对的。
“五四运动”开始时的“新文化运动”，犹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具有非常的先进性。只是后来受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其主题演变成为政治运动。尽管这种转变是历史的遗憾，但也是必然的。但有什么理由否定“新文化运动”呢？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场“新文化运动”，中国仍然会生活在何种社会情形之下呢？
知识界是新精神世界的主要来源，但可惜的是知识界率先堕落。“五四运动”之后西方各种思潮进入中国，在中国竞争思想空间。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则变成了唯一的方法论。改革开放之后，一波又一波西方思想进入中国。到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西方的文化或者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的现实。不过，这是否就意味着那些从前被视为是“牛鬼蛇神”的东西就成为了科学呢？显然不是。
1980年代之后盛行在中国的西方思想，产生了两个相关层面的问题。在政治上，各种西方思想的竞争产生了消极后果。如同近代，一些人仍然相信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因此西方所有的，中国也必须有，包括思想和制度。这种把“现代化”和“西方化”的简单等同，不可避免地和现实情形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另一方面，在学术上，这些“进口的”思想和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这是当代中国话语权空白的一个重要根源。西方的不能解释自己，而自己又没有原创，这必然造成话语权的缺失。不过应当说明的是，至少西方学说本身是“自足”的，因为有其自身的一套逻辑；西方学说是建立在西方经验之上的，能够解释西方的实践。只不过是当人们把这套逻辑机械地套用到中国经验的时候，就显得苍白无力。
这也是这些年来中国一些人开始追求所谓的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背景。没有人会否认这种努力的本意，但对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人们从来就没有任何有效的争论。急于求成，为数不少的学者就拼命地回到了传统，因此，“易经”“风水”“术数”“密码”……一一出来，登上了知识的最高殿堂，充斥着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用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结果，制造出大量的自说自话、谁也看不懂的东西，毒害着年轻人和未来。
中共执政最大的文化挑战
今天的中国学界，抵制西方已经成为各方“有意识”的努力，并且因为很多西方思想在中国缺失社会根基，浮于表面。在很大程度上，诸多被视为是来自“西方化”的压力，实际上来自中国自身的现代化。或者说，凡是现代化的国家都会经历类似的社会变迁。
无论是面对西方还是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力，“复古”是解决方案吗？“复古”被普遍接受，造成了一种“凡是传统的就是正确的”概念。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加以纠正，这样下去会导致怎样的结局呢？一句话：和世界脱轨。
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中国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第一、中国中产阶层仍然偏低，穷人仍然居多，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人仍然是少数，尤其是农村地区。第二、中国缺少很多国家所具有的“国家宗教”，各种民间宗教一直泛滥成灾，并且层出不穷，源源不绝。第三、中国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是道德哲学，缺失理性分析文化。强调道德过度，经常走向反面，变得极度虚伪，知识人的堕落经常变得毫无底线。第四、中国没有经历过类似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政治启蒙过度。如上所说，“新文化运动”类似于文艺复兴，但时间过短，很快演变成为单纯的政治启蒙运动。第五、当代社交媒体泛滥，各种庸俗的东西总是能够得到最有效的传播。
一方面是抵制西方，另一方面是“复古”，两者的结合使得和世界的“脱轨”变得容易。“脱轨”现象是显见的，表现在方方面面。这些年来，迅速上升的“义和团精神”就是一例。很多人，总觉得国家现在实在太了不起了，变得“天不怕、地不怕”和“刀枪不入”了。但问题在于，世界在变化，并且是在加速度地变化。如果这种“义和团精神”横行起来，国家的衰落是必然的。“落后会被挨打”，这是近代以来给中国的最深刻的教训。正是这一教训促成了1980年代开始的开放政策，正是开放政策促成了当代中国的强大。现在，国家好不容易强大起来了，但可惜的是又开始“复古”了。不过，很显然，“复古”绝非是人们所追求的“文明复兴”。
怎么办？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经验可以参考，因为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并且历史上曾经一直是这个文化圈的主体。日本近代的“脱亚入欧”运动类似于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不比中国少激进，日本获得了成功。之后，亚洲“四小龙”也获得了成功。成功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层面的，更是文化层面的。所有这些社会都承继了传统文化价值，但没有出现这里所说的“复古”现象。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社会被视为是比较“西化”的，但传统文化价值也同样并没有因为“西化”而消失。这些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传统价值的有机结合？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不难理解，如何实现文明复兴而非“复古”，已经成为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最大文化挑战。对执政党来说，在这个领域，需要回答一系列的重要问题：从革命政党向执政党转型之后，难道不需要革命时期所具有的“革命性”了吗？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和环境来重新界定执政党的“革命性”？如何维持这种“革命性”？对所有这些，执政党没有明显的答案。
尽管执政党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经验地看，失去“革命性”的结果是显然的。“复古”现象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执政党，其中不乏高级干部。“迷信”“求神拜佛”、信仰和参与各种邪教等等绝非只是普通民众，而是流行于执政党，其中更不乏高级干部。看来，一场新的文化运动势在必行，这场运动既非“复古”，也非“西化”，更非拒绝现代化。它是文明的、进步的、先进的、甚至具有革命性的。
来源：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