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文明冲突论”背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不久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在华盛顿一论坛上谈到与中国的关系时称：“这是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她还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斯金纳的话引出了美国媒体和网民的批评，纷纷表示这是“种族主义”言论。很自然，她的话也遭到太平洋另一端的中国的反弹，因为其言论是专门针对中国的。

上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发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正式提出“文明冲突”理论。过后不久，美国就发生了“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恐怖主义事件似乎确认了亨廷顿理论的正确性和预见性，之后这一理论流传于各界，远超学术和政策研究界。不过，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对此一直持有异议，批评意见并不少。很多学者认为其理论从经验上说站不住脚，而在实际政策中也是有害无益的。

按经验，历史上很多战争和冲突都是在同一个文明中进行的。例如欧洲大规模的冲突包括一战、二战，大都是欧洲文明内部的冲突。这些战争所带来的双亡甚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些战争都是利益之争，或者阶级矛盾的体现。

同时，不同文明之间也不见得经常发生战争。东南亚是一个很好的的例子。东南亚集聚了基于不同文明之上的国家，例如缅甸、柬埔寨、泰国、老挝属于佛教文化；越南和新加坡主要是儒释道文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主要是伊斯兰文化；菲律宾和东帝汶则为天主教文化，但东南亚基本上没爆发过什么大的冲突。

建立在东南亚各国“共识政治”之上的亚细安在成立之后，在协调区域事务过程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反倒是属于同一个文明的欧洲近年来遇到包括英国脱欧公投在内的很多麻烦。东南亚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和欧洲同一文明之间的战争冲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人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国家之间的冲突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吗？

在东北亚，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战争也很难说是文明的冲突。这些国家同属一个文明。不过，亨廷顿把日本和中国分类成两个不同的文明，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拥有了民主制度，中国则没有。但这种随机的分类法更证明了亨廷顿理论的弱处。

不同文明之间发生过大规模冲突

不过，亨廷顿提出这一理论也不是简单的无病呻吟。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也的确发生过大规模的冲突，最著名的就是发生在1096年至1291年之间的九次十字军东征。亨廷顿所要探讨的也是一个学术问题，即分析战争的单元，即战争在哪些角色之间进行，是在不同的个人、组织、国家、社会、宗教、文明或者其他？从历史来看，战争发生在各个单元之间。

近代之前，战争往往发生在不同的宗教集团和帝国集团之间，也发生在比较地方化的不同政权之间。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战争就发生在各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集团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只不过是想把战争的单元，从民族国家重新拉回到基于宗教或文化的“文明”上去。

如果是这样，以“文明”为单元的分析也无可厚非。但亨廷顿必须说清楚，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并不会发生冲突，冲突的发生是因为“文明”被当作一个战争资源而动员起来；或者说，“文明”只是一种战争工具罢了。因此，十字军东征就是在罗马天主教教皇支持下，西欧封建领主和骑士对阿拉伯穆斯林所在的地中海东岸国家所发动的战争；近代欧洲的战争就是西方统治集团为了财富、地盘等利益，打着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大旗而进行的战争。即使是伊斯兰国所进行的战争中，宗教也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

但更为重要的是，亨廷顿实际上担心问题具有种族性质，他提出“文明冲突论”主要担忧西方文明内部的认同和凝聚问题。这在他稍后的另一部著作《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里看得一清二楚。在这本著作中，亨廷顿非常担心美国白人数量的减少，并把此视为是。的确，随着非洲裔、西班牙裔、亚裔人口数量不断增多，美国本土的白人要成为少数了。因此他焦虑地问：我们是谁？他发现未来的危机可能不在国与国之间，而在一国之内的不同族裔、不同文化间，因此他的问题意识要求他自然把视野提高到了文明的角度。

不难发现，在“文明冲突论”的背后，其实暗含着白人文明优越性的潜台词。白人民族的文明优于其他文明，代表着普世性；较之白人文明，其他文明是劣等的、野蛮的，应该被淘汰，而接受白人文明。这也是西方人们常说的“白种人的包袱”（White Man’s Burden）的含义。

从理论渊源上看，“文明的冲突”可以追溯到近代西方产生的具有浓厚种族色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应用于人类社会，从19世纪开始风行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达尔文之前，有关社会进化和文化进化的理论在欧洲思想界也已经很常见。例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的思想家也认为，斗争是社会生活的天然特征。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其他社会变革理论的区别在于，它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应用于社会研究之中。在达尔文那里，“进化”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具有道德概念，但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那里，“进化”变成了“进步”，进步变成了“优越”，演变成为一种道德概念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对西方的社会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种族优越和竞争思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直接的关联。在内部，这个理论被其拥护者用来论证社会的不平等，反对帮助穷人，主张不同民族的不平等性。在国际层面，这一理论是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础。

简单地说，在当时西方的环境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相信白色人种必须以文明教化全球的有色人种为己任。达尔文进化论基于基因分岔和自然选择理论进行了种族划分。基因分岔指的是一组物种彼此之间互相分离，从而各自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基因特征，这一理论适用于包括人类的所有生物。正是由于基因分岔，才有日后不同的人种和族群。

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看法是，北欧的日耳曼人是优等人种，因为他们在寒冷的气候中进化，迫使他们发展出高等生存技巧，在现今时代表现为热衷于扩张和冒险。相对于非洲的温暖气候，自然选择在寒冷的北部以更快的速度、更彻底地淘汰体格软弱和低智力的个体。

社会达尔文主义宣称，一个种族为了生存必须具备侵略性。白种人被看作是最伟大的人种，是因为他们具有优越感和征服欲。白人在有些地方征服了野蛮人，在另一些地方则干脆将他们灭绝，正如美国人在北美洲及英国人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所作所为。在欧洲内部，希特勒统治下德国，日耳曼民族优越论的种族主义横行，造成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从经验来说，西方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近代以来西方世界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也有直接的关联。无论是近代工业化还是政治的转型都是先发生在西方，然后向全世界各地延伸和传播。工业化造就了西方快速的经济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在政治上，近代形式的主权民族国家也首先产生在西方，之后的民主化也发生在西方。西方对这些成就的自傲感不言自明。

黑格尔曾宣称“历史的终结”，认为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可以拥有的最后（最好）一种国家形式，而福山则也宣称“历史的终结”，相信西方自由民族是人类社会可以拥有的最后（最好）一种政体形式。

西方所面临种族治理问题

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灾难是显然的。二战之后，随着非西方世界民族主义和反殖民地主义的兴起，这种学说有所收敛。之后，西方（尤其是美国）随着内部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更逐渐产生了“政治上正确”的观念，也就是对有些敏感的问题不作讨论，包括种族问题。

不过，很显然，讨论一个种族是否优越于另外一个种族属于“政治上不正确”，但不讨论并不意味着这个观念完全消失了。相反，这个观念深刻地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里面，不断以不同形式改头换面地表达出来论证人们的行为。

奥巴马是美国的第一位黑人总统，当选之后，美国国内就美国所面临的治理问题就公开讨论，人们怀念从前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统治美国的“美好时光”，从一种角度表达对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的不满。特朗普在竞选总统过程和当选总统之后，从来毫不掩饰其对非裔、西班牙裔等美国少数种族的不满。他废除奥巴马的“医改”就具有非常的针对性。

在国际舞台上，二战以来尽管西方旧式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结束了，但美国（和西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向其他国家传播西方文明，即把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制度推广到非西方国家。美国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量的人财物，但当地国家在接受了（无论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西方制度之后，不仅建立不起西方式秩序，反而沦落为无政府状态。且不说久远的，今天中东的乱局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结果。尽管如此，美国还是乐此不疲。

美国也一直担心其他民族和文明的崛起，一些人忧虑白种人文明最终会被他们所视为的“劣等”民族文明所征服，甚至所取代。今天随着中国的崛起，他们开始担忧中国文明会威胁到西方文明。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也不难理解本文开始所引述的美国高官用“文明冲突论”来理解今天的中美关系的动机了。实际上，整个美国（西方）的中国政策话语都包含有“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因素，只不过用不同的概念来进行不同的包装罢了，例如民主对专制、自由对奴役等等。

从历史来看，每一个民族或文明的人们对自己的民族和文明感到自豪是人之常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过，如果这里包含着种族优越或文明优越的潜台词，就会演变成文明原教旨主义，就会走向非理性的内外部行为，最终导致人类的悲剧。今天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希望历史不会简单重现。

来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