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理想主义者的盛世悲歌
作者：李江
1959年的一个秋天，湖南凉意袭人。一位高级干部杨第甫抱起了自己年幼的儿子曦光，柔声地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我）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懵懂的曦光不知，父亲这是在道别。杨第甫因为反对大跃进，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下放西洞庭湖劳动。
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曦光尚在读高中，便开始了他的基层调查工作。当杨曦光在热火朝天做农民、知青调查的时候，北京的政治气氛已经变得十分紧张。1964年，吴敬链组织参与对领导孙冶方的批判，没多久，孙冶方被划为“右派”（参考：吴晓莲的《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个家族鲜为人知的故事》）。
1968年，在完成了农村调查工作后，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的杨曦光写下了一篇惊世骇俗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没过多久，“四人帮”便定性杨曦光为反革命分子。接着，他迎来了十年的牢狱之灾。刑满出狱时他已是而立之年。他决定改用乳名“小凯”，埋葬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
同样苦苦思索中国未来的还有同龄人王岐山。杨小凯出狱的那一年，王岐山的岳父姚依林出任商务部长。谷牧率团访问西欧归来，中国高层弥漫着一股发展经济的紧迫感。
1979年，杨小凯开始系统学习经济学。那一年，林毅夫抱着一个篮球从台湾游泳来到大陆。两位后来成为经济学巨擘的大学者，命运看似毫不相干，却逐渐开始交织。
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姚依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经济工作。女婿王岐山思索良久后发现，要从改革和经济研究中找到祖国发展方向。在李银河的引见下，王岐山认识了社科院一群研究生。这群年轻人时常聚会纵论中国改革问题，最为活跃的当属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和朱嘉明。后来，四人研究认为，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近崩溃边缘。于是，由文采飞扬的王岐山起草了一篇名为《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的若干看法》的报告，提交给了中央领导。报告震动朝野，“改革四君子”之名，从此鹊起。后来，除了王岐山，其余三人纷纷离开体制。
被称为苏州才子的杨沐，那一年与同学杨君昌共同负笈比利时。若非如此，说不定会是“改革五君子”。相比起“四君子”的意气风发，他们的同学、好友杨沐则更为低调谦和，时常把他们从激进的理想主义中拉回现实，尽管他自己更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与杨沐一样第一次走出国门的还有一批访美学者。其中一位物理学教授看到繁华似锦的高楼大厦，突然悲从中来，失声痛哭。访美学者们回国后痛下决心，祖国失去了十年时光，吾辈更应奋发图强。理想虽然崇高，形势异常严峻。1980年元旦，《人民日报》在社论中警告，中国国民经济潜伏着危机。充满理想主义气息却又危机重重的八十年代，正式拉开序幕。
1982年，《大侠霍元甲》的热播浪潮从香港向两岸三地蔓延，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达到新的高潮。那一年，中国开始物价闯关，一场巨大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之中。次年，一代经济学耆宿孙冶方溘然长逝。为了纪念这位为中国经济学作出卓绝贡献的经济学家，姚依林、宋平、谷牧、汪道涵、马洪、于光远等55人发起成立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曾与孙冶方划清界限的吴敬链，获得了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1984年，香港明星张明敏的一曲《我的中国心》火遍大江南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听后泪盈于睫，带领家人反复学唱。那一年是价格改革最关键的一年，而价格改革又是贯穿整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难度最大也极为关键的经济体制改革难题。轰动全国的“莫干山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这次影响深远的会议，几乎齐聚了当时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工作者，而经济学者也莫不以参会为荣。莫干山会议上集体讨论提出的“放调结合，平稳过渡”的改革思路被中央政府采纳，一时引为佳话。（本文题图，为参加莫干山会议的青年学者。）
在普林斯顿大学赶论文的杨小凯并未参加莫干山会议。1988年，杨小凯获得博士学位。那一年，价格闯关失败，全国各地涌现银行挤兑、商店抢购的现象，不少地区甚至发生骚乱。价格改革的灾难性失败成为80年代末一系列政治风波的经济根源。而这段时期，成为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
1988年，杨沐的同班同学张思平从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调任海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辅佐省长梁湘筹划改革工作。十年后，张思平以改革“闯将”之名誉满华南。王岐山则升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金融体制改革。那一年，第二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杨沐则被提拔为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随后被委派赴牛津大学访学。在次年春夏那次著名的事件中，杨沐震惊之余，作出了改变他一生的决定。而这个决定，不仅葬送了他光明的仕途，更是导致他被开除国籍。自此，他长期漂泊异国，却从未后悔。“改革四君子”中的黄江南和朱嘉明，也在激愤之下出走大陆。翁永曦则早在数年前便被高官子弟告发曾在1976年批判邓小平而被降职处分，最后被迫下海。
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学术的杨小凯，终于忍不住打开了电视机。看到新闻那一刻，他抱着电视机痛哭流涕。哭声，充满了哀叹国运坎坷的悲怆。那一年，理想主义的气氛在神州大地被一扫而空，随之而来的是一波波凌烈的风暴。
1990年，江泽民和李鹏突然亲临春晚现场，这也是历年来国家领导人唯一一次上春晚。从此，央视自觉地配合中央政治宣传任务，春晚开始转型。舆论空间收紧的背后是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停滞，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唯一滚动的轮轴。对此，郑永年教授解释道，邓小平的思路是中国须依次推进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
1992年后，长达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令中国拥有前所未有的自信。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申奥”成功。2002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这一年，杨小凯再次不合时宜地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了题为《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的演讲。杨小凯认为，中国虽然在短期内获得经济高速增长，但却会不断强化自身政治制度的路径依赖，最终无法实现国家长期发展。因此，他主张后发国家应先模仿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先进政治制度，再进行技术模仿。对此，林毅夫反驳认为，英美的宪政制度并非最优制度，“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内生的，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等有关系”。后发国家要“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只需要实现经济发展，“上层建筑也必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展”。杨小凯立刻撰文回应，认为片面鼓吹渐进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会导致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的制度化，也会增加底层民众对改革的抵制。最后他在文中呼吁，经济学者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文章发表后不久，杨小凯被确诊为癌症晚期。2004年，杨小凯去世。
未经历过文革的林毅夫，或许无法体会杨小凯对国家机器的那份恐惧和警惕，因此也就无法理解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渴望。从根本上，杨小凯和林毅夫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理想主义者，后者是现实主义者——或许是一位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无论是杨小凯还是杨沐、朱嘉明，在功利和严峻的现实当中，这些理想主义者总是显得格格不入。尤其在一片歌舞升平的“神武景气”当中，理想主义者时刻感受到一种无处安放自己的窘迫和愤懑。他们眼中的利维坦巨兽，吞噬着所有的一切。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老大哥精心建造的“楚门的世界”里自欺欺人，与楚门不同的是，许多知识分子们在知道真相后，选择了共谋。又或者说，这是一种隐忍。
杨小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不知是否仍然思索着中国向何处去。但他去逝的那一年，“北京共识”忽然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模式”也成为中外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中国，在深受金融危机困扰的西方世界的衬托下，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不知道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杨沐开始了与自己的和解，不再陷入自我冲突的煎熬。但是和解不等于后悔，他仍然否定80年代末利维坦的所作所为，只是接受了现实。在其它替代可能性已经被尽数毁灭的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在维护政权稳定的前提下谋划推动体制的渐进式改革。对此，见证过威权体制激烈变革的林毅夫，早就预见到中国转型唯一的现实可能，并极力倡导他所描绘的改革路径。
远离喧嚣的中国经济学界，杨沐在海外过着清静寂寥的生活，偶尔老友造访，才借酒消愁。90年代末至2006年，杨沐先后担任多家上市公司高管。2006年，他重返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2015年，杨沐受郑永年之邀，回国担任华南理工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一职。2018年4月23日，他硬撑着开完全院大会后迅速倒下，终于一病不起，于6月6日去世。
杨沐常说，这三年是他自1989年客居海外以来最快乐的时光。虽然韶华已逝，再也无法重返朝堂，如昔日侪辈那般主导或参与改革弊政，更无法回到那个百废待兴、充满宽容和希望、书生们可以挥斥方遒的八十年代，但他终于有了施展胸中抱负的机会。他与郑永年和莫道明先生共同带领的研究院，如今已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高校智库之一，并于2016年入选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看到研究院一群才华横溢的年轻研究员，他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当年的社科院。可惜，天不假年。
晚年的杨沐，终于可以稍吐胸中郁结二十余年的愤懑之气，但是他理想主义的底色始终未变。我与老先生结缘于我在FT中文网撰写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师情结”》，对于我不成熟的言论思考，他从来都是鼓励有加。今年3月最后一次谈话时，他曾对我感叹，“我们这一代人，深深的烙刻着80年代那份独特的理想主义和家国情怀”。我们只能无奈地看到这些理想主义者，或逐渐凋零，或卷入熔炉之中，或继续痛苦地挣扎。
那位也曾意气风发的李银河，依然手持着80年代传承下来的萤烛之光，尽管前夫王小波早在1997年便与世长辞。生命的最后时光，王小波写下了《沉默的大多数》，控诉理想和自由的寂灭。如同王小波，那些理想主义者们的内心，时常痛苦地怒吼着苍凉的盛世悲歌。
-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微信公众号：moluntianxia
- 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