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系”流行：社会进入原子化时代的警示灯
作者：戴桃疆
“佛系”在临近年底的时候迅速取代了“丧”、“猪精”，成为年轻一代描述自我状态时的热词。这个原本只是社交媒体中自发形成的流行词汇，经由自媒体发酵，从碎片化的描述被整合为一种生活方式，再经由官方媒体的批判进入大众视野，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佛系”与宗教信仰无关，在自发讨论的过程中并没有树立精神偶像，也没有结合其他热点建立诸如“这一世平和生活，下一世托生成猫成为一家之主，再下一世托生成熊猫成为一国之宝”的轮回观念。它只强调一种情绪状态，类似法律中的兜底条款，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任何一重社会身份似乎都可以被冠以“佛系”，比起自带情绪表达的“丧”，无悲无喜的佛系看似更加平和，但实际上却比“丧”更加危险，“佛系”是社会进入原子化时代的警示灯，无悲无喜不是岁月静好，而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郎如石佛本无心
从2009年女性刊物创造出形容在恋爱方面表现被动的“草食男”一词开始，日本社会中对恋爱和现实中的女性都不感兴趣的男性就一直在不断进化，确切地说是不断“恶化”。“草食男”之后是“绝食系”、“装饰系”，而2013年面向轻熟女性群体的女性刊物《GINGER》于九月号推出调查企划，声称日本三十岁左右的女性群体理想的男性类型是大彻大悟、皈依自然的“仙人系”男子，等到2014年1月20日开始发售的日本流行女性刊物《NON·NO》三月号推出白色情人节特别企划《现在开始攻略“佛男子”吧！》，无关宗教信仰的“佛系”首次问世，同时也标志着日本对恋爱、现实中的女性都不感兴趣的男性群体完成了终极进化。
女性刊物列出“佛男子”的七大特征，包括将自己的兴趣排在第一位、想要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行动、喜欢独处、认为恋爱交女朋友既没必要又很麻烦，等等。94%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并不是受异性欢迎的类型，79%没有女朋友、62%从未有过恋爱经历，61%是处男，55%的受调查对象之后也没有恋爱交往的打算。即便如此，女性刊物还是兴致勃勃地将这些极度关注自我、对谈恋爱没有兴趣的男性认真地分成几大类，并规划出“温柔地给他们打气加油”、“虚心地向他们请教问题”、“装出同病相怜的样子博取他们的信任与好感”等“攻略方法”，像是在为对牛弹琴准备曲谱。
三年前诞生于日本的“佛系”与这个当下中国网络上最流行的词汇有着精神上的共同之处：一是对亲密关系的低欲望，对与其他人结成亲密关系、进入集体生活缺乏动力；二是试图远离社会传统的群体生活体系，比如家庭、社会团体组织。前者代表“无欲”，后者则可以被解读为“出家”，这两者都是佛教的形而上的特征，但其内核又与佛教相对立，佛教讲究慈悲为怀、普度众生，而佛系追求身在红尘而远离众生，没有情绪起伏地像机器一样运转，直至灯枯油尽。
在国内社交网络关于佛系身份的自发性定义文本中，同样能够看到对群体的排斥、对“独处状态”的追求。比如在微博上被上千人转发的“佛系粉丝”和“佛系买家”两例，“佛系粉丝”排斥自发创作和群体性行为，“佛系买家”则仅在最低限度参与交易规则。群体是在交互的过程中生成的，而在群体性社会身份前冠以“佛系”一词，就在定义上排斥构成社会身份的核心元素，也就是说，“佛系”本质是社会原子化的表征，是个体自发完成与社会分化过程的一个体现。
仙佛茫茫两未成
社会原子化（social atomization )孕育于现代自然法理论构建的现代社会理想型中，考量的对象只有个体和国家两个终端实体，而作为“中间层”（intermediate）的社会组织结构的价值和意义并未得到充分的考量。启蒙运动及其后期的大部分社会学家都认为，横亘在国家和个体之间的社会组织是个体为获得“自由与平等”献上的祭品，即便一些思想家认识到了社会共同体对于消解社会原子化危机的重要意义（例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但他们同时也认为社会原子化仍然是社会进入现代化之后无法逆转、势不可挡的历史趋势。
社会原子化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社会发生原子化后，有机的、立体的社会组织结构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人脱离各种定义自我的共同体，以独立的个体形式存在，人际关系淡漠，容易出现极端利己主义的趋势。同时，个体与公共世界的疏离也使得个人在需要维护自身利益时没有可以求助的对象，且须直接面对公权力，弱势群体受制于能力和知识的局限，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社会原子化后，社会制约因素被最大程度消解，原本作用于社会的各种规范和道德也同时被消解，唯我与自利成为唯一的行为准则。
翻开社会新闻、点开各种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无一不是对社会原子化灾难的具象表述，“佛系”只不过是高度抽象的符号而已。现代社会原子化出现的成因和表征因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文化背景而各有不同，在东亚国家普遍表现为公共性危机。日本比中国更早地发生了社会原子化，昭和企业的团体精神完全消失，当下是宽松世代的个人至上，“佛系”流行的时间也比中国早三年，而中国社会原子化情况最早可以追溯至社会转型时期的开始。
曾经，中国城市以单位为基础，以大型国有企业职工为代表，单位成了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间层，城市居民过着高度集体化的生活。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数次改制导致城市大集体逐步被瓦解，城市生活中最重要的中间层不复存在，而城市居民自发性生成的组织也在各种外力的影响下失去自我修复的能力。原本占据中国绝大多数的乡村也变换了模样，随着城乡二元结构逐步被打破，乡村原本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也发生变化，作为中间层的村庄也不再承担原本的社会职能。更多的乡镇居民成为城市居民的同时，城市中短期雇佣也在取代长期雇佣成为劳动关系的常态。
在转型的过程中，有机会能够挽救社会于原子化危机边缘的消费主义社会建构和媒体也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由于经济状况不稳定，广泛的“贫困”消解了消费者内心的反叛心理，也牵制着家境相对殷实的人，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并将穷人的问题推给法律与社会秩序、推给人道主义。当贫穷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理性问题和道德问题，个体在面对不确定因素时更易丧失信心，并埋头于避免陷入随时可能发生的困境，对政治和集体变得漠然。以近几年迅速崛起的自媒体为代表的后现代知识阶层对个体与公众的联系的关注也在迅速弱化，影响力巨大的自媒体并不作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角色发挥作用，其最显著的标记就是“自我指涉”，智力活动移居网络后，网络不仅仅从分化中汲取养分，而且还会反过来对分化起到促进作用。
正如日本女性刊物几乎每年都要造出一个名字来对已有的群体进行划分一样，网络媒体的重要工作也是对群体进行区分，这种区分是文化资本的内在驱动力作用的结果。每一种文化的存在都依赖于对生活意义的发明和传播，文化资本的元资本产生于大众对生活意义持续的、不能完全得到满足的渴望，而获取文化资本的手段就是不断提供从未有人尝试过的、同时又令人深信不疑的生活策略，赋予当下全新的生活意义。
生活意义与生活策略市场上的竞争十分激烈，创造生活意义和生活策略的手段却相对单一。从理论上讲，生活中已经存在的、广为人知的意义是不能简单地用正确与否、真实与否来进行区分的，为了回避如此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多数媒体在挖掘文化资本时大多采用一种无可辩驳的、经验性的“我的一个朋友”叙事模式，以个人经验代替公共经验。虽说“佛系”早在十一月的社交媒体上就已经泛滥成灾，但使这个词真正上升为社会现象被广泛讨论的还是“双十二”这一天自媒体“新世相”发布的描述佛系年轻人生活的文章。该文从不同侧面对个体经验进行展示，并试图以多个个体经验组合，制造一种佛系已经成为公共性的、普遍性的生活方式的错觉。自媒体寻求的并不是读者对佛系生活的认同，而是认同与不认同的两种不同的声音。在自媒体挖掘文化资本的过程中，大众已经完成了又一轮的分化。
就是在这样一轮轮的文化资本挖掘现场，“不再靠社会拯救”的训诰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大众新的“常识”，公众不再责难机构，反而将责任转嫁给个体，一个很少被揭示、无法被解答的悖论是：个体需要为自己负责，而他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完全仰赖与他无法完全掌控的条件。在由个体构成的生活中，人所能够陷入的一切混乱都被认为是自我制造的，所有困境都被宣称为不幸的失败者预先布置好的：原生家庭不幸、没有嫁给爱情……一步错，步步错。个体在原子化社会中被抛弃、被孤立了，绝大多数人都缺乏足够的资源完成对现状的超越，只能独自挣扎，在对独立空间的渴求和对独自一人状态的厌恶感之间来回徘徊，个体对于公共生活更加冷漠、对能够提供瞬间快感的事物更加依赖，而后者往往绝对服从于个人偏好，佛系第一条原则“个人兴趣至上”，正是社会原子化的产物。
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在《拒绝死亡》一书中坚持一种观点，即逃离是不可能的，人类希望“摆脱自然，但又无望地处于其中。”人类试图从现实生活中逃出，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实实在在地跌回到现实之中。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参与这场生活游戏，但在原子化社会中，牌盒里的内容、洗牌、发牌的方式都很少得到仔细研究，在公共性讨论空间严重萎缩的当下很少成为被反思的对象，更不要提严肃的、公开的讨论了。个体化的人几乎从不研究游戏规则，只是心平气和地继续游戏，也不管游戏用的骰子是不是被灌了铅、游戏的所有参与者是否得到了平等的对待，这种显而易见的、有悖于理性的现象本应以呐喊的形式发出，但许多人平静地接纳了它，并为接纳方式取了一个宗教性的名词“佛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