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与万历十五年：板块级冲撞与中国的出路
作者：赵晓
中国当前最大的事是什么？不用说，中美贸易战。
中国因此正经历历史性重大考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象样的经济危机。相反，所有的外部危机都变成了发展良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中国变成了亚洲的大国，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让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大国。我们因此变得越来越自信、乐观。
《厉害了，我的国！》并非凭空出世，乃是长期乐观、自信甚至于踌躇满志的产物。有人论证中国的科技实力、经济实力，综合国力都已经赶超美国，虽被斥为胡说八道，但也表征了一个真理：中国是500年来唯一可能超越美国、超越西方国家的大国。
然而，中美贸易战让国人猛然警省：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
鸦片战争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全球第一，道光年间（1821─1851年）中国的GDP不仅远超英国，甚至超过了整个欧洲经济的总和，然而英国人几艘战舰就将我们打回原形。盖因：中国是农业GDP，英国是工业GDP，经济质量和结构不如人，此其一；其二，我们制度落后、文化落后，文明程度、综合国力也不如人。
中美贸易战如同“新版鸦片战争”。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然而，世界第一的美国几块芯片如同当年英军的几艘战舰，一下子就将我们打回原形。原因：中国虽是工业大国、全球制造业中心，但GDP主要是中低端制造+钢筋水泥森林，不比人家高科技+高端制造+高端服务的GDP，质量和结构还是不如人，此其一；其二，我们的现代化转型尚未完成，文明程度、综合国力也仍不如人。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道德经》）”。中华民族赢得起输得起，倘能深刻地自我反思、自我认知，及时自我调整，那坏事就可变成好事。
众所周知，美国智库在2015年已经过大讨论而后形成对中国战略的新共识。中国智库现在急起直追，也已整整晚了三年！且目前所见，中国智库界可谓一片战略混乱，尚不知何时能形成战略共识？战略共识一日不形成，战略就不会清晰坚定，政策就难免摇摆多变，国家利益就可能受损。
本文力图将从经济、战略、文明三层面，对中美贸易战作层层递进式全面解读。本文主旨：今天的中国，仍受到“万历十五年”之文明困境的锁定，“逼人”的使命就是要走出“万历十五年“之中华传统文明宿命，在中西文明融合的基础上建构“新中华文明”，完成现代文明转型，而中美贸易战正令这一伟大历史使命面临严峻考验，中国现代化进程亦面临再次中断的危险。中国需认清形势的严峻性，清醒反思，尽快走出战略迷雾，作出正确的战略应对，锐意改革开放，以赢得“天时”、赢得未来，不负历史和未来。
中美贸易战第一层面解读：经济层面的解读
中美贸易战首先是在经贸层面打响，故先做经济层面的解读。
在这个层面上，我首先同意中国经济界长期的主流观点，就是中美经济已高度融合。理由：
- 中国需要美国市场，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出口市场；美国也需要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以保持低通胀，美国超市全是中国货，要想抛开中国找到替代产品，不是易事；
- 中国高度依赖美国高科技、高精尖产品如芯片等；美国高精尖产品同样需要中国市场；
- 中国内需潜力巨大，市场容量越来越大，是美国出口的第三大市场，美货也需要中国；
- 中国是美国资本的重要投资国：美国投资、中国生产；双方分利，皆大欢喜；
- 中美金融互补：美国为中国提供巨额贸易顺差，中国将赚的美元买美债，帮美国实现财政平衡，美前财长萨默斯借“核武恐怖平衡”概念，称之为“金融恐怖平衡 ”；
- 人民币信用以美元储备为重要基础：缺少了美储，人民币的信用要大打折扣；货币扩张也主要依赖美元流入，如无美元流入，货币供应将自动收缩，或扩张失控；
- 最重要的是，中美之间产业是垂直分工关系：美资投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储蓄；美国金融，中国制造；美国高精尖，中国中低端——中美经济的确像夫妻。
仅从经济层面上而言，基于上述相互依存关系，特别是中美产业的垂直分工关系，中美间仍存在很强的经济合作基础，这也是中美贸易战有可能握手言和的基础。美国未来若大量向中国出口能源（页岩油、页岩汽），则上下游捆绑、上下楼合作，中美经贸关系将更加紧密。
然而，以上种种只是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情况是：
- 中美经贸关系存在着“不对称性”：总体上中国依赖美国多于美国依赖中国，从美国的角度，易感觉“不公平”即中国沾光、美国吃亏，故经贸关系存在不平衡、不稳定性；
- 中美间的垂直分工正大步变化，走向水平分工，合作关系为主即将转向竞争关系为主。
中美经贸关系的变质，与中美双方的经济结构调整都有关系。
美国方面，假如民主党希拉里执政，估计会继续依赖美国的金融强权，用“印钞票”、加泡沫的老方式解决财政等经济问题；然而，共和党人川普代表的是美国产业部门和底层劳工的利益，他选择了一条更辛苦、更艰难却也更靠谱的道路，那就是致力于让美国的实体企业赚钱、美国经济回归实体制造业的方式重振美国经济。
中国方面，制定出《中国制造2025》，雄心勃勃，意欲在高端制造业、科技创新方面全面赶超美欧先进水平并取而代之。2018年，中国的研发总投入预计将首次超美，未来如在产业方面实现赶超，中美分工就从垂直分工转为水平分工，从而形成与美国产业的正面对撞。
所以，美国对华贸易战并非针对中国中低档产品，而是针对于《中国制造业2025》中的主导产业（如高性能医疗器材、生物制药、新材料、农机装备、工业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航空产品和高铁装备）征收预防性关税，摆明了就是要针对中国未来要发展的高科技、高精尖产业设防，遏止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不允许中国制造对美形成水平竞争力。
这一点，中美双方都洞若观火。
美国有三大霸权：金融霸权（美元霸权）、科技霸权、军事霸权。美国这三大霸权与其经济强权相辅相承，经济强权支撑三大霸权，三大霸权保障经济强权。08年金融海啸后奥巴马主要用金融霸权来解决美国的危机。但特朗普执意要用强化科技霸权+美国制造的方式来维持“美国第一”，以全面、平衡发展，消除奥巴马后遗症。这是两种不同道路的选择。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不仅跟中国打贸易战，也跟盟国全面开打贸易战，原因当然就是欧美的水平分工与竞争。中国其实只是美国的潜在危险，欧美却在汽车等产业上形成现实的水平竞争。所以美国要再工业化，美国经济要摆脱金融风险和美元泡沫风险，重新回到实体立国，那美国不仅要打中国也要打欧盟。
当然，美国与同盟友的开打，也可能是假打经济牌、实打政治牌，即通过贸易战的经济牌，迫使盟友在政治上和美国站在一起，形成反华联盟，或者叫抗中联盟。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正是这样：一方面和中国打贸易战，另一方面和北朝鲜核谈，就是要以中美贸易战的经济牌确保中国就范，配合美国搞定金三，从而赢得与朝鲜核谈的政治牌。川金会最终鞋子落地，川普可谓牌技高人一筹。
那川普是不是非要和中国在经济层面上大打出手呢？仅从上述经济分析，答案是未必。在经济的层面，中美目前尚存谈和的基础。川普即便打经济牌，也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中美间内在的经济矛盾，在未来无疑会越来越尖锐。故中美经济的蜜月期肯定是已经过去了，“夫妻论”从此可以休矣！
基于上述纯经济分析，还很容易想到的是：中国有一个机会，就是激发欧美间的矛盾，坐收渔利！因为从现状看，美国要回归实体经济，那欧美间的产业矛盾其实远大于中美间的产业矛盾！然而，展望未来，中国产业向高端走，同样会和欧盟经济正面对抗，所以我们与欧盟经济的“蜜月期“也过去了。中国和整个西方的经济竞争、冲突关系将趋于不断强化！而美欧联手，一起遏止中国这个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维护西方既得利益的可能性事实上更大。
中美贸易战第二层面解读：战略层面的解读
中美贸易战，绝不止于单纯的经济层面，更深的层面是经济背后的发展模式与道路之争。这是一个软性的、看不见的，但又非常清楚的竞争甚至对抗。
经济学家尤其是自由派经济学家倾向于从亚当·斯密分工与交易的自由市场思想去看待国家间的经贸合作，从而形成重商主义+全球化的国际关系思维模式。在其看来，国家间的经贸合作应该较少甚至不受国家意志的介入，基本上是经济全球化自然、必然的结果。然而，国际关系事实上比这复杂多了，“从国际关系理论看 ，把经济相互依赖看成国家实现外交目标手段的著作并不鲜见（宋国友，2007） ”。 比如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两例：
其一，美国是否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MFN)？据自由主义的市场解释，美国无条件地给予中国 M FN 乃是应有之义。然而众所周知，该问题恰恰成了上世纪整个 90年代困扰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问题；
其二，美国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PNTR)？中国获得PN TR 是加入世贸组织的前提 。根据标准国际贸易理论，中国入世不仅有利于中国，总体上亦有利于世界经济以及美国经济福利的提升，但这个问题同样由于政治因素的考量而一波三折（宋国友，2007） 。
所以，必须历史、现实地看问题，中美经济过去这些年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生，关键还在于美国的对华战略，绝不能简单套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 ”的思维。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从美国“联华抗苏”开始的。中国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反水，成为美国打赢冷战、解体苏东的转折点。若问“苏东波”之觞，究竟是谁扔了最大的一枚深水炸弹，答案其实是中国……
而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是否支持中国融入其领导的全球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仍经历了长久争论。最终，“对华接触”派胜出。克林顿在说服国会给予中国 PNTR的信中就表示，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促进“美国安全与中国改革的根本利益 。通过把中国融入太平洋和全球经济，将会增加中国 在和平和稳定方面的利益 。在中国内部，也有助于发展法制 ”。
美国学者评价中美经济关系，也大都没有考虑双边经济的互补因素，而是以是否有利于美国接触战略目标的实现为衡量标准 。“对华接触派”们相信：接触战略通过推动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能够激起中国国内的政治自由化 、法治改革以及媒体开放，进而促进中国的政治制度改变，就像日本以及四小龙一样，最终让中国变成和美国一样的国家。
然而，在2015年的新一轮中美关系的盘点与讨论中，美国智库形成了新的共识：中国并没有兑现当初加入WTO的承诺！当初美国之所以说服WTO的其他成员国支持中国加入WTO，是中国承诺会在WTO框架下，慢慢地成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但是美国认为，15年过去了，中国并没有兑现承诺，转型成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而且中国没有丝毫诚意，想要成为这样一个国家。
2016年12月12日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周年，中国原本期待在这一天成为WTO协定下的“市场经济”国家，美欧日从此终止在反倾销中使用“替代国“价格的做法。然而结果却是，美欧日等西方大国全都认为中国政府干预过多，拒绝承认中国是经济国家。可以说，中美贸易战的导火索，在这一天就已经埋下了……
在美国看来，中美经贸关系不正常，关键不在于贸易顺差太大，而是中国没有兑现承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美国模式、美国道路截然对立。中国鼓励自己的养羊跑到美国的草场去吃草，晚上还去偷美国的饲料，回头还笑话美国不会养羊，还要把跟随美国的羊带走，这样的一个局面绝对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那美国的战略就要调整，放弃“对华接触”战略，转而跟中国摊牌，你把你的羊牵回去，不许再偷吃我的饲料……
那中国为何不按美国期待的方向走呢？中国自有自己的想法和道理。
中国智库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套用美国的市场经济的模式，按美国所谓公平竞争的模式去竞争，其实对中国恰恰是不公平的，中国也不可能赢得竞争。中国唯一有胜算的模式，就是“举国体制“或者叫国家干预。这既不同于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但也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倾举国之力，借助政府干预、产业政策等，并且以国有企业为主导，中国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实现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赶超。
最近有谈论中国三大底线的文章，就坚持认为，中美贸易战中国不可能退，因为美国的要求全都超出了中国的三条底线。
其一，美国要求中国搞开放经济，放开金融、农业等各个领域。那样的话，中国脆弱的农业特别是粮食产业必然全军覆没。然而，中国作为大国，必须保持粮食自给，才能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以及经济安全。因此美国要求中国完全放开市场特别是农产品市场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中国万万不能接受的。
其二，美国要求中国象美国一样搞私有经济，但中国必须以国有企业为主导，才能保持国家竞争力。否则，以中国民营资本的实力，中国会沦落到拉美民营资本被国际资本弱肉强食的结果。所以，美国要求中国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特别是放弃对国有企业的扶持，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三、美国要求中国政府不能干预微观经济，但西方企业在西方怎么做生意，中国可以不管，到中国来做生意，当然是中国说了算。中国以自己的市场换你西方企业的技术，没有什么不公平的。中国成功地用这种方式实现了技术腾飞、产业升级和经济振兴，要求中国政府放弃经济干预，就是要求中国自废武功，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也是中国不可接受的。
中国认为国情特殊，不按美国所定的规则束缚自己，才是发展捷径，“乱拳打死老师傅”就是聪明；但在美国看来，游戏必须讲规则 ，不守规则就是不公平竞争，就不能跟你玩。
中美双方立场、理念、文化不同，在发展模式、发展道路、意识形态上也存在根本差异：
- 在经济上，美国坚持“美国模式”即私人产权+自由市场的经济模式；中国坚持“中国模式”即政府领导+国企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
- 在政治上，美国坚持“美国道路”即自由民主+宪政法治道路，中国坚持“中国道路”即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制度。
- 在意识形态上，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奉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中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强调国家大一统，稳定压倒一切。
显然，两种模式、两种道路分歧太大，双方鸡同鸭讲，的确越来越玩不到一块去。
“十八大“之前还好，中国遵循韬光养晦方针，不太强调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十八大后，中国提出“三个自信”，在国际上推出“一带一路”战略后，进而强调“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也与美国不和。“一带一路”战略连同“四个自信”，也被西方解读为中国意欲在国际上扩张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全面挑战美国模式和美国道路以及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在模式、道路、理念上，美国固然与中国有根本分歧，西方其他国家包括欧盟、日本和澳大利亚等最终也会选边站在美国一边，就连印度预计也会加入印-太体系。中美贸易战发展到战略之争即所谓“新冷战”，这对中国显然是不利的。目前，站在中国一边的，大抵是得到中国好处的发展中国家、小国以及向中国出售资源有求于中国的国家，能量相对有限。
“新冷战”难测高深。当年的“冷战”情形可供参考（熊鹏，2018）：
- 冷战一共持续了43年，整整几代人都是在冷战阴影下成长起来的，包括基辛格在内，都认为冷战会是人类的长期生存状态；
- 冷战远远不仅是军事抗衡，而是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外交技巧、流行文化、历史与宗教观念、人权观念、领袖个人魅力、想象力和勇气等全面竞争；
- 双方都犯下了无数错误、都错失过极好的机会、浪费过极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
- 冷战归根到底最后是两套社会系统之间的竞争，竞争优势核心来源于：精准投射能力、抗冲击能力、内生增长能力、纠错能力。
中国发展到今天，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模式和道路？其实，左中右派也充满分歧。由于收入分化、区域分化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中国智库界、知识界以及思想界的分歧越来越大。中国智库要形成战略共识，非常困难！
中美贸易战第三层面解读：文明层面的解读
中美贸易战还牵涉到中西文明冲突的层面。
当前，中美贸易战或经贸冲突虽然最明显、最能量化、最受关注，但却是中美关系中最表面、最世俗、最技术化层面的矛盾；中美安全（军事）领域的矛盾较经贸冲突隐蔽、但也能为公众理解，还会受到媒体的关注；而所谓“文明的冲突”即价值观的冲突，则很少被双方媒体做真正深度的解读，但这一层面的矛盾才是决定中美关系的核心与关键，相比之下，经济贸易以及发展模式都还只是手段，最终都要服务于文明追求。
然而，无论中国美国，对这一层面的解读相当缺乏。本文试作深入阐述。
众所周知，“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这一观点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所提出。在1993年夏季，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1996年，他又出版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时引起轩然大波。
当时的背景是，冷战结束了（一般认为冷战始于1947年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结束于1989年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了，中国走上向西方学习、市场转型的道路，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可以说大胜之。西方因此弥漫着乐观的情绪，一个标志就是亨廷顿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的著作，提出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制的到来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此论点称为“历史终结论”，从此之后世界将走向和平与大同。
亨廷顿不认同福山的观点，他指出，人类的本性是要寻找对手甚至敌人，否则人类也不知道谁是朋友。这听起来很想我们经常讲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说法。亨廷顿进而提出，意识形态的冲突过去之后，取而代之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将是未来冲突的主导模式”成为他的主导论点。
亨廷顿列举了“文明的冲突”的七条理由：
- 历史事实：宗教的冲突（十字军东征）——国王的冲突（封建国家）——民族的冲突（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冲突（冷战）——文明的冲突；
- 世界变小，文化的接触会产生摩擦；
- 因为现代化及社会变迁，宗教填补了人从传统中跳脱后的真空；
- 认为全球化不应该等于西化；
- 文化差异是不易改变的；
- 经济的区域主义增长（例如：欧洲联盟）；
- 对同类的喜爱以及对异类的憎恶，是人的天性。
“文明的冲突”观点出来后，遭到许多人包括笔者尊敬的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当头棒喝，被斥之为新种族主义。亨廷顿在中国更是恶名昭彰、不受欢迎，左派指控“文明冲突”论是帝国主义的最新翻版；右派嫌他打破了全球化天下大同的美梦。
然而，2001年美国“911事件”的爆发，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姜是老的辣，亨廷顿的确眼光独到，犹如世界的“先知”，已然洞察到这一切。
其后，亨廷顿又写了《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他指出，“文明的冲突”不仅仅发生于不同的文明板块之间，也临到了美国国内，当大量外来移民特别是拉美移民和穆斯林移民进入后，“美国国家认同（identity）”正受到各种“挑战”，将发生“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的这一观点，很快就被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所印证。作案者乔卡·沙尼耶夫本是从车臣来的穆斯林移民，得到过美国的照顾以及许多好处，但他认同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斯兰。相反，他的理想是消灭美国，他在游艇的壁上写下了“Fuck America（操美利坚）”几个大字……
中国和美国形成文明冲突的情况也是这样。不是说中国从美国赚了钱，发了财，中国人就必然感谢美国。情况可能是相反的，中国人有钱了，会对于自己国家和文化有更大的自豪和认同，因此反而会变得瞧不起美国，敌视美国！美国也是如此，中国弱小时无所谓，但当看到一个与美国异质文化的大国崛起，将主导亚洲及全球事务时，美国难免充满怀疑甚至敌意。
对于中国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可能形成的文明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有一番猜想。他的观点非常独特：并非单独的中国对美国地位形成挑战，而是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形成挑战——东方文明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合作，将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形成巨大的挑战。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冲突的逻辑与历史线索是什么？亨廷顿指出，在公元1500年之前，东西方文明只是简单的接触，谈不上对话也谈不上对抗。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因宗教改革、工业革命进入现代文明进而向全球扩张，东方文明“遭遇”西方文明，文明的冲突自此开始。而各地文明在应对西方文明（西方化、现代化）的挑战时，主要有三种主张：
- 全面拒绝（封闭主义）：如中国晚清、最初的日本以及今天的许多伊斯兰国家；
- 半推半就（改良主义）：如中国晚清的“洋务运动”以及今天改革开放的中国；
- 全盘西化（开放主义、基马尔主义）：积极拥抱现代化和西方化，代表是奥斯曼帝国创建的新土耳其以及“脱亚入欧”的日本；
最后，各地文明演变的整体情况通常是：较多的现代化（硬件升级）+较少的西方化（文明升级）。比如，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一方面我们积极拥抱西方的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但另一方面，我们较难接受西方的制度文明，很难接受西方的“普适价值”，拒斥西方的信仰文明（如199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国近些年来的拆十字架运动）。也就是说，器物层面我们接受西方，制度层面我们半中半洋，文明内核我们坚持自我。这是一种类似于身心灵的割裂或者电脑软硬不兼容的状态 ，较多的现代化+较少的西方化必然导致多极“文明”崛起，最终令世界走向“文明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的另一原因是西方的衰落，在领土与人口，经济产值，军事能力等上面，西方世界相比于非西方世界，都呈现衰落之势。这也使得西方文明不能继续主导世界，“文明的冲突”最终成为必然。
在《文明的冲突》中文版序中，亨廷顿富于远见地看到：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亨廷顿算不算已预言了今日的中美贸易战呢？某种程度上，是的，而且他思考得更远！他说得很清楚，从文明冲突的层面看，中美“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笔者注意到，中国的文化、教育与西方确实很不一样。譬如，中国人“望子成龙”，偏向于教育孩子如何出人头地，结果 我们的教育批量生产“精致的利已主义者”，却难以教育出“民族的脊梁”；美国从小就让孩子做公益，为的是培养孩子服务他人和社会的意识以及“高贵精神”，这使得中国的精英和美国的精英，其标准和价值观的确大相径庭。
再比如，中国人也爱分朋友和敌人。如果是敌人，我们不择手段地打击；但如果是朋友，我们很难彼此激烈竞争。西方文化、教育却大不一样。他们要求孩子从小参与足球、篮球等团队对抗运动，美国人还喜欢对抗程度更加剧烈的美式橄榄球。在他们看来，现实世界就是充满竞争的，因此必须让孩子从小习惯于激烈的竞争与对抗，以培养出成熟的团队精神和优秀的竞争精神。
相比而言，我们的教育只重视分数和考试。因此，我们的团队精神、竞争精神都非常欠缺。
中美贸易战也正是如此。习惯于找竞争对手的美国已然确定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这可以说是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国对中国定位的最大变化，中美关系已然发生逆转。以中国文化和惯性思维，我们一时实在很难消化掉美国这一战略转换。中国人也很难理解，川普访华该吃吃、该喝喝，能么能够刚一拿到2500亿美元大单，回去马上就说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搞“经济侵略”，并宣布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
殊不知，这样的认识，本身就是中西“文明的冲突”的一种表现。中国，首先放弃鸵鸟政策，接受“中美竞争对手”这样的一个定位，进而研究如何作“合作型对手”以及学会“对手型合作（张木生先生首倡的概念）”。中国更不要想象川普下台美国会改变对华战略那样一种对中国来说是最好的局面，相反应该设想最坏的局面：川普当政八年+彭斯再当政八年，美国将中国长期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可能性。
笔者长期思考中国的改革，2007年时曾发表《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一文，中国本轮变革从引入市场经济开始，但其本质或与历史上的诸多变革最大的不同是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融合，故可称之为“有十字架变革”。西方物质（科技）文明来自于其制度（市场、宪政）文明，制度文明来源于基督教信仰及其伦理内核。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证明，基督新教是市场经济之母。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证明，基督教是美国民主之母。中国改革开放旨在于吸纳西方基督教文明，超越传统中华文明，故区别于历史上所有的变革，本质为“有十字架的变革”。
然而，这一场中西文明的融合谈何容易，中国从传统中华文明走向新中华文明谈何容易。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悠久、光辉灿烂，且有我们引以为豪的主体文化（儒家文化），后又加上马列毛之红色文化。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承认技不如众，也因此可以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但内心中很难承认我们的制度不如人，更无法承认我们的文化不如人。
文明冲突来自于不同的文明本位和文化情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不同文明的相遇有一个不幸的定律，就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会最大化地被吸收，最有价值的东西反而被最大化的拒绝。西方文明进入东方文明时也是这样，西方的洋枪洋炮很快被东方吸收，西方的科技、教育则逐渐被推崇，西方的制度很难被接受，西方的信仰和价值观则被排斥。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当今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都是拿着西方的洋枪洋炮去打击西方的文明。
中国自豪于自己的传统文明和主体文化，但中国人也在屡屡受挫后承认，中国文化有局限和瓶颈。所以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启蒙，再到上世纪80年代末的“文化热”，中国人一直在作文化反思和国民性反思，目的就是突破自我，为中国文明开新路。毛泽东让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就是要跳出李自成的历史失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不仅仅是权斗，也有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希望通过“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里爆发革命”等改良中国文化、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文化考量。毛泽东是有着伟大文化使命的政治领袖，虽然他的乌托邦试验完全失败了。
中国文明近代与西方文明相撞击的危机，带来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而出路则是突破自我、中西文明融合，即传统中华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科技文明、市场文明、法治文明、基督教文明的全面融合，进而形成新中华文明。显然，这是空前的历史大工程，也是一个最艰难的文明转型，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球，也都是前无古人的大业！
这样一个文明转型迄今已近两百年，进步很大，挫折也很多。可以说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和失败，康有为的改良失败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失败了，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了，孙中山的革命也失败了，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失败了，毛泽东的“文革”也失败了……
此其中，尤其令人扼腕的是两次现代化变革的被中断：晚清的现代化变革（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因为“甲午战争”被日本所中断；国民党的现代化变革（1927年到1937年）因为“抗日战争”再次被日本中断。
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刻都更加接近民族复兴、大国崛起以及文明转型的完成，但也比任何时候都更痛苦地进入到产难时期，不仅在经济改革、政府改革、依法治国等改革方面面临难阻，在吸收基督教文明方面也是风波频生。虽然中国教会以及数千万中国基督徒已进入“多一个基督徒，就多一个中国人（王作安语）”的与中国制度、文化融合的季节，但近年来依然遗憾地出现了在国际上引发轩然大波，在全球基督徒中引发宗教情感伤害的“拆教堂”、“拆十字架”事件，由此带来美国及整个西方国家的宗教敌意，进而上升为国家敌意行为。
因此，就在这历史的节骨眼上，“中美贸易战”爆发了！中国现代文明转型会继续前行，还是会再一次被中断，这不能不让人充满忧患、辗转难眠！
如果我们进入到“文明的冲突“层面来看待中美贸易战，则美国一旦坐实中国是西方文明的敌人，把中国视为西方文明的竞争对手以及挑战者、反对者，就必然会联合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各发达国家力量，进而日本、印度等亲美新基督教国家，甚至反水中国的盟友朝鲜、俄罗斯（东正教国家）来，形成围堵中国的强大联盟，这对中国来说，将是比当年“八国联军”更大的挑战。
天时，对中国是有利的，新兴国家的兴起、非西方国家的兴起、中国的兴起本来只是时间问题。倘若自然、顺利发展，以中国的人口规模必然赶英超美，成为500年来唯一可能在综合国力上超过美国的非西方大国。故与美携手，和平崛起对中国是上上之策！
地利，基于地缘政治的分析，对中国却是不利的。美国的地缘政治得天独厚，两边是大洋，周边没有任何足以挑战在国家或力量。中国的地缘政治却很糟糕，周边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大国环伺。这些强大的邻居本质上没有一个希望中国强大，从而成为其威胁力量的。任何一个国家，若有机会削弱中国甚或彻底肢解，都会“远交近攻”、决不手软。不仅如此，中国还存在着台湾、南海、西藏、新疆等不稳定因素。这些都使得中国与美国的“新冷战”也罢，“文明的冲突”也罢，存在着地利的不足。
中国有必要先整合东北亚、东亚、东南亚，再展开“一路一带”战略才比较适合。
人和，中国人口众多是非常有利的因素，但中国收入分化、思想分化、立场分化，左中右打得不可开交，又存在不利的自身因素。
中美贸易战不仅表现为经济层面的“贸易战”，也不仅表现为模式层面的“新冷战”，还表现为精神层面的“文明的冲突”，中国无疑将因此面临最严峻、最深层次的挑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美贸易战三个层面的冲突并非等量齐观，喊得最凶的经贸层面，其实最容易合作，而过去美方从来不高喊、不明说的第三层面的冲突才最为关键，也最为要命。这使得中美贸易战完全不同于美国当前与其盟国的贸易战，也不同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美国和中国要打的乃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大概才是“形势逼人”的最深刻解读！
中国的出路：从“文明的冲突”到“文明的携手”
2018年6月25日，适逢提出“大历史观（macro-history）”的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诞辰100周年。遗憾的是，全中国竟人无一个会议来纪念他。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掀开了中国历史的一角，全景地展现了一个庞大帝国在百年中由于经济模式转型失败和始终无法突破制度桎梏而带来的类似于“锁定死亡”的后果。也让人想到，中国的传统文明到这个时期，已然沦为一架高速坠落的电梯。这个时侯，无论昏君明君、无论清官贪官，无论朝野，无论西东，无论善恶、人的区别以及人的努力都变成微不足道了，中国已注定将自由落体在大溃败的历史轨道上。
中国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抛开这架失败的电梯，另辟新径，突破传统文明的陷阱（黄炎培称跳出“历史周期律”、唐德刚称“历史三峡”、潘知常称突破“塔西佗陷阱”、《河殇》称从“黄色文明”走向“蓝色文明”、），迈向向新的现代文明。
其路径，黄仁宇先生指出就是“中西文明融合”，黄先生称中西文明融合是中国最大的事。
黄仁宇先生在其自传体书中写道：
“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合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试，以达成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
黄仁宇先生的话很清楚，就是中国从传统文明转向现代文明这个工程实在太大了，每个历史人物都难以完成，因此都难免陷于局部失败。
今天的中国，在经历无数失败后，终于走到了成功的前沿。但改革开放、文明转型依然艰难，中美贸易战之发生，某种程度也与中国改革开放缺乏实质突破甚至还有倒退不无关系。值此“历史三峡”闯关之时，形势逼人，内忧外患，我们能闯过去吗？
中美贸易战，从经济层面是“贸易战”，从战略层面是“新冷战”，从文明层面是“文明的冲突”。中美贸易战倘不能中断不断恶化、升级进程，则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危害如下：
- 打压中国的外需空间：中国当前外贸顺差超过100%来自美国（4月份比值高达104.8%）。由于中美贸易战，中国外需的“明斯基时刻”已经来临。2018年1-4月份，中国贸易顺差减少了四分之一，预计全年将从顺差下滑为逆差。
- 减少国际资本（FDI）的对华直接投资：川普已将美国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20%，还对回流美国投资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减税，从而吸引美元回流，减少对中国等海外投资，贸易战将令更多跨国公司减少对中国投资行为。
- 打击中国技术、产业升级，延缓中国经济进步；
- 引发市场预期与信心逆转：市场经济是典型的信心经济，中美贸易战最大的经济冲击不在于征税带来的直接损失，而在于人心改变、预期逆转带来的市场动荡。贸易战寒剑之下，深沪指数6月双双下跌8%，令中国投资者经历了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损失。
- 引发资金外逃：从2014年5月始，中国外储高速外流，到2017年1月中国政府采取 强有力措施后，才缓速流出。中美贸易战将引发新一轮更严重的资金外逃。
- 触发人民币贬值压力：贸易战将令外储减少，人民币下跌。6月份，人民币兑美元创下1994年汇率统一以来的最大月度跌幅，下跌了3.3%。
- 引爆中国金融风险、楼市不稳：美国经济学家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指出中国经济有四大“灰犀牛”：楼市泡沫、不良资产、企业债务以及影子银行。中美贸易战可能引爆灰犀牛危机，触发中国的“明斯基时刻”。
- 引发社会振荡、人心不稳、阶层分化、派别纷争：中国正处于转型阵痛期，社会阶层分化严重，中美贸易战或加剧社会振荡；
- 引发世界各国站队，孤立中国，形成对华包围锁链以及反华同盟军；中国特别要警惕朝鲜、俄罗斯等所谓中国的盟友反戈一击；特别要警惕美国“联俄抗中”，重演当年“联中抗苏”一幕；
- 利用甚至引爆中国地缘政治危机（台湾、南海、西藏、新疆等），分割中国，如同当年解体苏联，中国的领土安全、民族前途可以说面临1949年以来的最大危险！
在中华民族的这一历史节肯眼上，我们更需要思考，我们民族究竟走一条什么样的路，究竟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中国，如何赢得中美“新冷战”或者“文明的冲突”呢？
基于上述三层面的分析，本文谨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 尽快形成中美贸易战本质的战略共识：中美贸易战既是贸易战，还是“新冷战”，也是“文明的冲突”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中国不能智慧应对，扭转乾坤，那一定会是地球板块级的大冲撞；
- 尽快形成中美贸易战战略形势的判断：中国现在还不是冒头的时侯，仍须回归韬光养晦、反思进步的基本国策，以赢得对中国最有利的“天时”；
- 尽快形成中美贸易战的机遇共识：中美贸易战是危机，又危中有机，搞得好，中美贸易战或比入世更有利于倒逼中国改革，排除一切改革阻力，落实18届三中全会以及19大全面改革决议，给中国百姓和企业带来诸多实惠，例如第六项中方扩大医疗、教育、金融等服务业开放的协议，不仅有利于百姓医疗、教育，也有利于中小企业降低贷款成本，从而做实中国产业，让房地产恢复理性，最终还有利于减少中国服务贸易逆差；
- 尽快形成中美贸易战的应对共识：唯有继续改革开放，推动中华文明升级为现代文明，往前走而不是往后退，才是化危机为机遇的正确方向；
- 尽快在上述战略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上述三个层面的有效、系统的应对方案；
- 经济上，中国必须转向内需增长为主导的道路，但不能再靠简单的货币放水、加杠杆、经济泡沫化的方式；而要靠增加大约10亿中低端收入人群的收入方式来增加内需，一句话，要从“先富拉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向“共富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 宜速贬人民币至合理位置后即尽快稳定预期：原因在于，放弃汇市保楼市，放弃人民币保人民币资产即房地产的做法短期有效，长期将引发资金外逃风险；人民币贬值还可能引发弃楼转美元或美元资产行为，如抛售10%的楼房，即可达2万亿美元当量的冲击，将对央行外储形成严重冲击；当中国外储在2万亿美元以上时，国际资本攻击人民币汇率的失败概率远大于成功概率；若掉至2万亿美元以下，则成功概率比较大，易引发国际攻击；故人民币贬值预期不能长期化；
- 正确面对资本争夺战：鉴于川普大幅度减税，美国正掀起制造业回归与创新高潮，中国必须停止“腾笼换鸟”、驱赶外资以及挖空心思增加税收的做法，把放水的钱用来减税降负才是硬道理；要通过减税、降低资金成本、土地成本，减少行政管制、尊重私人产权等举措，让企业降成本、释活力；只有企业能赢利，中国经济才有未来；
- 促进国际“独角兽回归中国”：独角兽公司通常指10亿美元以上估值、创办时间较短的公司，堪称中国经济命脉，却几乎全在美国上市，应大开绿灯、促其回归，从而反制美国的资本争夺战；
- 千方百计稳定市场信心和预期，这其实中美贸易战之初需应对的关键；
- 推进保护私人产权、国退民进的改革：既然对美国和海外开放，不如先开放国内；
- 从“维稳”转向“法治”，推进政治开明，放松媒体管制、放松对异议人士、宗教人士的打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共同对外；
- 要把握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步骤、速度和节奏，宜从东北亚、东亚、东南亚的整合开始，再徐图西进；
- 尽管困难重重，仍要全力重建中美战略互信：有四张大牌可以打；两张经济牌即进口美国能源以及开放中国市场，此不论；另外两张牌，一是在国内打“宗教牌”得“政治分”，即做出重大政策改变，对基督教修睦和善，此举可望赢得美国人民以及川普的认可；二是在国际上打“政治牌”得“经济分”，即与美国最看重的盟友以色列结盟，在伊、叙等问题上与美携手，共同对付全球伊斯兰极端势力（这也符合中国在新疆的地缘政治利益），从而中止中美贸易战，双方以文明共同对付世界的野蛮。
上述四张牌打出，再加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有力的行动，中美完全有望从“文明的冲突”转向“文明的对话”，最终实现“文明的携手”以及未来的“文明的共治”——中国以前在能源安全上有软肋，不得不向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低头，现在美国页岩油所代表的能源革命成功，中国未来将大量进口美国石油，正是中华民族抬起头来，“奉天承运”的良机。
中美相争，世界震荡；中美携手，世界之福。而中国如何走接下来的路，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中美关系，还关乎全世界。重建中美互信，中美文明携手，共同对抗野蛮，中国可望和平崛起，中华民族将因此兴盛百年、千年！
中国需要创新，创新需要文化和文明的土壤。北京大学千人计划讲座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谢宇说得好，科学的精髓在创新，中国现在有钱、有人才，但缺乏创新的文化土壤，文化环境压抑了创造力。
文明的核心是信仰，法治、自由、契约精神等。胡星斗教授指出，芯片不但涉及到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创新体制，还因国家没有信仰，只崇尚权力和金钱，没有契约精神和诚信概念；在一个盛行自我吹嘘、同时人们说话都胆颤心惊的地方，要在芯片方面自主创新不现实。
刘亚洲上将最近指出：“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绝不仅靠军事和经济力量，而取决于文明形式。”他放言：”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
最高层则再次提到“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跨越“万历十五年”的宿命，赢得历史大变局呢？ 显然，中国一方面要做好短期各种应对，以战应战或以战促和；一方面要致力于中美双方重建战略互信；而最重要的是中国要清楚自己“逼人的使命”究竟是什么，那就是不忘使命、不忘初心，全力促进中西文明融合，升级操作系统，建构现代文明。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兵家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当心（赵藩）”，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亨廷顿则在《文明的冲突》中文版序中说：“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其实，在本质上，“文明”和“文明”是不会冲突的，文明与野蛮才会冲突，文明与文明之间相合的可能性远大于相争的可能性。美国是现代文明的典范，中国要大力建设新中华文明，如此，笔者相信：中国和美国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希望，就是在现代文明的平台上，在对文明更高追求上，形成“文明的对话”，继而形成“文明的携手”，“文明的共治”。这将是中美贸易战坏事变好事，触发中国变革与进步，继而带给中华文明以及全世界的最大希望！
（本文感谢王建、杨凤岗、刘澎、以诺、杨鹏、潘知常、刘军宁、周坚、王志勇、冯雪薇、李贵水、吴颜男等对初稿所提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作者简介：
赵晓（Dr.Peter Zhao），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家、香柏领导力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曾供职于国家经贸委、国务院国资委等政府机构；曾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等多所著名大学的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与中国经济、房地产与货币、制度与制度转型（宗教与文明）。
来源：香柏领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