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敬如仪：日本礼仪背后的羞耻心和“去功利化”
作者：吕嘉健
在意他人的感觉是日本社会生活的传统秩序。十分在意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距离，这是十分显著的文化特征。在意他人的感受是自己心中对他人的一种体谅和关注。所谓“羞耻心”，跟“情”也是差不多的感觉。因为每个人的心中都在意别人的感受，才能相互共鸣而形成一个群体。
—— 黑川雅之
到日本的访客对日本人的两个外在表现印象最深刻：一是无微不至的干净，一是诚惶诚恐的礼仪。
中国人对于日本人最大惑不解、又最不能接受的矛盾性就是：在战争中那么残暴的日本人，竟然是世界上最彬彬有礼、恭敬如仪的族群！
在战争中，上帝会变成魔鬼，天使也会变态为野兽。待他者与待自己人，洵有泾渭之别。反观本我，其义自明。文化里面藏着神秘的因果关系。
正是人们表现出来的自相矛盾之处让他们富有魅力。（塔勒布，智慧与魔咒）
一. 尊重、不烦扰他人和体贴的诚意
日本媒体专业人士野岛刚曾经评论道：“人们都说日本人懂礼貌，但我认为并非如此。‘见到他人要低头’、‘受到照顾时要表示感谢’，日本人都记着这些礼仪，并且一直都在实践，但并没有思考过‘低头’的含义是什么。对于既定规则，日本人能够很好地执行，但由于其中并没有深层的思考，所以在日本，礼的理念内部的精髓出现了空洞化。”（野岛刚，被误解的日本人）
野岛刚的陈述有很大的问题：“都记着这些礼仪”，“一直都在实践”，“能够很好地执行既定的规则”，这是最好的社会性格啊，还深层思考什么呢？比起大道理讲得天花乱坠，却表里不一、行为操守乱七八糟的非文明人，谁更“空洞化”呢？
野岛刚的评论代表了一种观点：日本人很有礼貌，只是一种形式表现；一些人可能认为日本礼仪存在着虚伪性。
野岛刚不自知在他的书中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这样介绍日本的社交文化：
日本人是个很容易与他人保持距离的民族。而且有时候不太区分得清“朋友”和“他人”。在大中华圈，“朋友”和“他人”被区分得很清楚，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日本人对于眼前的人究竟是“朋友”还是“他人”不太去深入思考，相处时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待遇。日本社会对亲戚的叫法非常单一，就像欧美文化的社会习俗一样。
这是野岛刚作为日本人去进行中日礼文化比较的事实确认。中国是“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所以中国人对于熟人会很有礼，亲热而百般维护，但对于陌生人则拒之千里甚至粗暴无礼；日本是一个等级制+陌生人的社会，除了等级之礼，就是表示一视同仁的公平性和尊重，用“礼仪”待遇陌生人和自己人，保持距离。成熟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平等的陌生人社会。
日本礼仪中最大的规则或忌讳是什么呢？野岛刚有很好的介绍：
日本人说得最多的礼节性口头禅是“给你添麻烦了！”在日本，仅仅“惊扰社会”这一件事就算大罪。这是一种强烈的观念，即使没违反法令法规或其他规则，惊扰社会本身就是大错。小时候父母和老师经常对小孩子说：“你千万不要成为一个惊扰社会的人。”
现在日本人最讨厌被人说的一句骂人话是“你呀，真是KY。”KY是“读不懂空气”的意思。这句话的流行与日本重视“空气”（氛围），重视“安稳无事、与世无争”，重视“不给人添麻烦”的文化关系密切。日本人对社会“空气”的变化比较敏感，很害怕自己周围的“空气”变得动荡不安，“空气”变了的话，就等于“给人添了麻烦”。（野岛刚，被误解的日本人）
从野岛刚的介绍得出的结论是：为了保证他人的自在和舒服感觉，为了不给人添麻烦，日本人以保持人际之间的距离和相敬如宾的礼仪处理共同体的关系。
社会伦理亲情的道德对个人生活没有束缚，所以个人可以保持人际关系适当的距离。
有距离地施以尊敬之礼，不需要道德道义来理解什么深刻的意义，只需要仪式和程序就可以了。但仪式要规范，尊敬要有诚意。
有一个语言细节耐人寻味：日语里的骂人话很少。野岛刚写道：一个在日本生活了十年的中国朋友跟他抱怨：在日语里骂人话除了“八嘎丫路”（傻瓜）、“阿呆”、“疯子”、“变态”等，就再没有更严重的骂人话了，“没法痛痛快快地大骂一场，所以日本人容易积累很大的精神压力。”
比较起来，中国话里的骂人话非常丰富，非常发达，且每年都有新的骂人话诞生；在中文里有很多侮辱别人家属、祖先和涉及“性”的骂人话。但日语里则完全没有。（野岛刚，被误解的日本人）
从骂人话可以看到，人们之间是否在意别人的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过度黏糊，冲突是否频繁。日本人极少吵架，据高晓松的发现，在日本街上吵架的，都是韩国人，绝不是日本人。
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并没有在大众面前耻笑一个人的现象。
日本设计师、美学家黑川雅之阐释了日本文化中和谐论的观念：
在意他人的感觉是日本社会生活的传统秩序，日本人是一个重视他人感受的民族，十分在意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距离，这是十分显著的文化特征。
这是日本集体主义的和谐，是每个人有意识的、自发的与其他人相互协调所形成的整体。(黑川雅之，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
德国著名的道德问题学者莱纳‧艾尔林格这样论述礼仪与道德的关系：
以法国哲学家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代表的一派观点认为礼貌只是形式上的美德，仅仅是一个面具和假象。但是教养礼仪和举止在道德上是有两面性的，首先社交礼仪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规则通行，对于不按照这种礼仪规则行事的人，他将很难被人们接受。
正如康德说的，人越文明就越像个演员，但人人都知道人们需要用礼貌互相演戏，却不是用此欺骗任何人，这对社会风气是极好的事。换言之，如果没有礼仪是为了实在，那么整个社会会充满着粗暴和赤裸裸的冲突。
康德说，礼貌是一种使人喜欢的屈尊的外表，它们不是欺骗，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应该如何来理解它们，因为这些最初是善意和尊重的“空洞符号”，会逐渐演变成人们对这种方式的真实信念。
礼仪的本质是洛克指出的：出自一种内心的自制，从而不会伤害他人，表现出人们有修养或善于处世。洛克说，“普遍的友好和对他人的体贴，使每个人都意识到在其举止中不能暴露出对他人的轻视、不尊重或漠不关心…。”“而修养是一种得体，是在目光、声音、言语、表情以及整体的举止中表现出令人满意的礼节，这会使社会对我们有好感，同时与我们来往的人也会觉得愉快和舒服。”
艾尔林格总结道：
连接礼仪和道德的中心点是“重视他人”，礼仪最重要的是对他人表达友好的内心自制，如果没有这种自制，那么礼仪、行为规则、礼貌都是空洞的。只有这种自制才能表达出对他人的友好、尊重或体谅，否则就是一种假象。（莱纳‧艾尔林格，生活中的道德怪圈）
让我们对照上述理论来看看日本礼仪的几个深层次的本色：
1，礼仪很庄重认真；
2，人与人之间保持间距，出发点是相互的在意、关怀和感应；
3，烦扰他人会使自己产生羞耻心，是一件难受的事情；
4，在意他人的感觉，体贴，体谅，抱歉是礼仪背后的心理；
5，保持间距和尽量不烦扰他人是出于友好和尊重的自制力。
可见野岛刚说日本的礼仪出现空洞化之判断是错误的。
野岛刚在他的文章里说：“中国人十分推崇礼，而此点日本人则不及”，我觉得野岛刚君似乎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如果修正一点，说中国儒家在理论上十分推崇礼，而且政治上尤其是皇权的礼治被置于最高的地位，社会对权势之礼极端重视，士大夫阶级虚礼繁盛，这确是事实。但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看，普通中国人的礼仪可以说很失败。
拿今天中国社会与日本社会进行比较，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与日本社会恰好处在“粗鲁失礼”与“恭敬如仪”的两端。中国人不会在意他人的感受，人人都有强烈的自我意志，冷漠任性而横冲直撞，不仅没有羞耻心，有的只是自私自利心和霸道的傲慢心。像堵在门口只顾看手机，站在扶手电梯中间挡住了快行道，拖着超大、超重的器具或者购物车坐巴士，乘客尚未下车便硬挤上车，大叫大嚷，随意评论他人短长，无论在家庭或在公共区域，完全没有“尊重”二字… 总之每个人都张扬得骄横跋扈。如果以这样的品性来怀疑日本人礼仪的虚伪，实在很讽刺。
二. “敬让义理”背后的羞耻心
尊敬和礼让，日本人看作是一种“义理”。 “对日本人而言，只要能获得周围人们的尊敬，就已经是充分的报酬；而‘不知义理的人’仍然是个‘可怜虫’，他被同侪轻视，排挤。”“被批评为‘不知义理的人’，在日本是最严重的责难之一。”在日本，获得尊敬重于坚守抽象的道义。
“义理”是日本独特的范畴，包括偿报义理和名分义理，前者是报答“恩”的义务，后者是名誉不受污染的义务。
任何人际接触，都可能招致某种“义理”，因此对日常接触的一言一行都必须细心留意，步步谨慎，甚至如履薄冰。
如果受到过度恩情的关照，或者烦扰他人，则陷入了“被义理所牵葛”的困境。人们谈及“义理”时，大有嫌恶之嫌，对于舆论迫使一个人勉强履行义理的压力，是很难受的事。“由于义理之故”这句话，充分表达了人际关系的沉重负担。（本尼迪克特，菊与剑）
由此可以知道日本人与中国人在人际关系方面有着天壤之别。
“名誉”是日本人恒久不变的目标，义理则表示敬让关系的遵守。日本人常说的话是：“你必须自重”，“我应该表现自重”。父母训诫子女，受雇者，企业主管，高级人士都说这样的话。日语中最强烈的说法是：“自重乘自重”，即无限谨慎的意思，不可轻率地下结论，必须用尽了所有的努力，考虑到事态所牵涉的每个因素，充分考虑到不要让他人有不满意的可能性，遵守恰当的礼仪，尽量满足关系者的义理。
日本人不会通过自我意见的主张或雄辩来说服对方，而是先考虑、引导对方的心情如何进入状态，逐步与自己进行融合，最终使对方的意见趋于同化。（黑川雅之）这也是体贴的礼仪，不强加于人，充分在乎他人的感受。
为什么“敬让义理”这么重要？它牵涉到羞耻心。
根据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日本文化最重视的是“耻感心理”，日本文化可称为“耻文化”。从社会心理学来看，羞耻感与自我认同息息相关，也和人之间的信任紧密联结。
一个人必须值得他人信任，同时也信任别人，才能获得对自身充分的自信，自信来自于得到社会互动的认同；如果得不到周围人的尊敬，友爱和欢迎，意味着你的行为存在着缺陷，内心就会产生“羞耻感焦虑”，你将成为周围环境的被摈斥者，于是你将丧失自我认同。
这是自豪感与羞耻感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旧时代，人们是以“负罪感”作为自我反思的中心目标；在现代，“羞耻心”的推动力会占据自我反思的核心。这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尺。（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日本人最看重羞耻感，当人际之间出现紧张关系时，不是将责任归咎于对方，而是自己反思，追究自己在哪里失礼了。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在人事关系中引发“羞耻感焦虑”，恭敬如仪是他们有效的社会维系方式。
黑川雅之总结道：抱有“对不起周围人的感觉”，“羞耻心的意识”等特别顾忌他人感受的心态属于这种价值观。不能做令人不愉快的事，似乎是日本人活着的理由。带有罪恶感的意识，由羞耻心支配的心态和如何让他人感到舒服的想法，是这种价值观的核心。这也是日本人绝对的价值取向，聚焦在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气场”，以及彼此之间对和谐的影响之中。
“在意他人的感受”是自己心中对他人的一种体谅和关注。“羞耻心”跟“情”也是差不多的感觉。羞耻心是自己内心中对他人的一种感觉。
对于和他人的间距，经常考虑着、规划着如何调整彼此的人际平衡。如果失去这种间距的平衡，会有着比“负罪”更重的“耻辱”与痛苦感。（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
“许多所谓的日本民族心理，其根源实为表里的好洁和忌污的两种态度。”“日本人过着一种像盛开的樱花树一般宁静美丽而净洁的生活。”（菊与剑）
这是一种过度敏感的精神洁癖心理，比其他民族要强烈得多的羞耻感像一道无形的幕墙弥漫在日本社会的空气中。
对于失败、诽谤和摈斥的敏感，使他们极易于苦恼自己，而不是别人。耻感心理是转向责备自己，而不是归罪别人，憎恨对方。
这种羞耻心理的形成机制是这样的：
1，经常小心翼翼地警惕，尽量保持距离和敬让，仔细考虑他者有什么禁忌、习惯，提防是否会不经意侵扰到别人的禁区。
2，一旦发现交往中别人产生了不快或烦厌感，则担心是自己不知轻重、不识进退、毛手毛脚、大大咧咧或任性妄为而给对方制造了麻烦，自己成了“不知义理的人”。
3，不安的心理促使自我去反省自己在哪里失礼，而想象他人的厌烦、忿怒和对自己的摈斥，因此感到羞耻的苦恼。
4，由上述这些担心、小心、反省、自责和苦恼，渐渐地养成了过度敏感和过度礼仪的性格化。
5，这种特别警戒“麻烦”和“争执”的文化情境，来自于最早立国时对“大和精神”的原则确立。公元604年，推古天皇十二年，由圣德太子制定的第一部日本成文法典《十七条宪法》，里面首次写入“以和为贵”的条文，从此成为日本人与他人交往的基本模式，传承至今，之后没有改变过。
三.“去功利化”的礼仪架势和“去负恩情”的距离之礼
黑川雅之有一个说明，可以回答野岛刚关于日本人对礼没有深层次思考的观点：
翻译家柳父章先生在《隐秘是花》一书中写道，日本人连宗教意识都是并列的，甚至可以同时信仰几种宗教。根据柳父先生的解释，日本人不太喜欢百分之百地去理解一样事物。（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有一句箴言是这样说的：
我怀疑他们之所以处死苏格拉底，是因为太过清晰的思考是一件非常不讨人喜欢、非常令人陌生、非常违背人性的事。（智慧与魔咒）
迂腐的人总是追究行为的深层意义，但却什么都不做。无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普通人都没有必要深究礼的深层次含义，这些是学者研究的内涵。一般人需要的是行为过程中人格心性的诚挚表达与礼仪习惯的程式化。野岛刚自己的陈述表明：日本礼仪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人们在公共社会里互相体贴的精神，首先考虑他者的感受，从而构造一个和谐尊重的社会。
黑川雅之清晰地阐明了日本文化的社会学意义：
我们不需要什么上帝、神明、哲学来做指针。因为喜欢那个人，所以要懂得珍惜。不要去做自己认为令人感到羞耻的、丢人的事情。这种朴实却深入本质的和谐，就是“并”的审美意识。（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
“朴实却深入本质的和谐”，说得多好啊。
日本礼仪的确有另一种“空洞化”的价值。罗兰‧巴尔特对此有精辟的解释：
在西方，为什么人们更渴望一种“不拘礼仪”的关系，而不喜欢一种制度化的关系？人们具有两面性：一种社会性的、做作的、虚假的外表，与另一种个人的、真实的内心构成，其人格充满着自然本性（或神性、或罪恶），它被一种不会受到高度尊重的社会性外皮束缚和包裹着，那种彬彬有礼的姿态是表示尊敬的符号。只有剥下了他的符号性外表，才是最尊重他的个体人格价值，个人的人格，势必与他人的自足性产生冲突。
而日本人的礼貌，则是通过对礼仪符码的小心翼翼的拘泥恪守表现出来，仅仅是一种形象体现，是过分夸张了的表示敬意的姿态。这种礼貌是“空无”的体现。两个人体彼此深深地弯腰鞠躬，手臂、膝盖、头部总是放在所规定的位置，按照那种具有微妙符码意义的深度来施行。为了赠送一件礼物，要按照古老的传统那样伏地鞠躬，弯腰直至地板的平面，为了回报，朋友也如此这般地施礼。那个礼物的盒子，可能什么东西也没有，空空如也。这个形象消解了一切贪欲之心。这种礼貌举动不带有任何丢人或是虚荣的因素。这只是一种交流的符号。在这个网络里，没有任何窒碍的、复杂的、深刻的东西。体现了佛家讲的“色即是空”的观念。这两个人体只是具有自我刻写的性质，并不表示屈从和拜倒，在那个国度里，礼貌是一种宗教。那里面有着某种神圣的东西。那里的宗教不过是一种礼貌，或者说，那里的宗教已经被礼貌所取代。（符号帝国‧鞠躬）
那种端得很正的仪式，称之为“架势”，表示很高尚，很认真，很庄重，要从架势上表现出对人对事的尊重和敬让。这不是伪装，因为仪式和程序会使人具备一种容不得含混与任性的心理状态，成了习惯，就会养成正身和认真的性格。你可以说他死板，但认真和尊重是真的。此即“恭敬如仪”的意思。
如果你读不懂这些解释，没关系，反正日本人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他们知道人们之间总是不会互相理解的。总之，简单说：
“礼”在日本人那里，是一种纯粹表示尊敬的形象仪式，“空无”的意思就是不带任何功利性质，不附带任何讨好内涵，对人人都是平等的尊重，抽取了所有社会意义，包括权威、富贵、亲情、利益输送等等的崇拜、感谢、亲近，仅仅是对待一切人物表达虔诚的敬意。
从上述前提来理解日本人的“礼”，非常有意思。尽可能接近纯粹仪式感的礼节，可以尽量去除人情交往之间的功利主义，且不要让人情在过度感恩之间产生过多的私人纠结。这种文化惯例有利于集体主义的“大和精神”之生成，尽量使人们可以成为较纯粹品德的人。
中国人的礼和日本人的礼有根本的区别。在日本，一个朋友告诉我：她儿子的老师到中国旅行，她便设法安排她在国内的妹妹热情款待儿子的老师。这个老师回到日本后，打电话给她，无论如何要见一面，见面后，就送了一个相当于中国出产的小小的“旺旺饼干”，礼物极其简单、便宜且少，但是见面时的礼仪非常郑重，深深地鞠躬，再鞠躬，虔诚得像拜神一样。她给所有中国人讲这件事，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日本人的这种做法。
在日本，送礼是一件敏感的事，容易招致他人产生债欠的感觉，给他人施予了不得当的“恩”情，会陷人于违背义理的尴尬境地，使对方产生不愉快的自卑感和负债感。只要表示纯粹的尊敬礼仪已经足够，不要送出礼物。即使男女谈恋爱，也不存在讨好的性质。这是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义理规则。
日本人认为“义理”的偿报是一种铢毫不差的偿报。他们有一项禁忌：不能以大礼回报小礼；回报“纯赚”是不名誉的事。——所以，豪爽的回礼表明你有不正当企图，是给对方一种侮辱。
本尼迪克特指出：
日本人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非官方的干预会使对方承受“恩”，特别是非正式的场合，日本人尤怕卷入“恩”的牵葛之中。
你从来没有想过要为对方做点什么，因此受他的恩是令人惭愧的。这叫“难受之情”（kino doku）。
由于“恩”所带来的强大的负欠感，使人们必须偿还分内所有的一切债欠。但是债务人是难于担当的，何况更易于产生愤慨之情。
“恩”表示一个人所尽力承负的负担和债欠重荷，人们接受长上的“恩”，但接受不是自己的长上或同等者的“恩”，会使人产生自卑感，所以作为负债者，是极易动怒的。（菊与剑）
从日本人的“礼”你会看到日本人是一个特别重视形式、程式和仪式的文化族群。他们的形式已经超越了意义的控制，获得了独立性。致敬的仪式就是致敬，面具就是面具，书法就是纯粹写意的挥洒性书写，脱弃象形的束缚，在意念流动的形式中获得表现性的满足，菜肴仅剩下食材本身的自我存在，不附加加工的意义，睡房里简洁得只剩下四张半榻榻米，尽量减少多余的东西，俳句表现的就是境界景物自身的现象性，不附加衍生的社会性解说，尽可能表现当下禅意。
严苛的形式独立正派地存在，必然导致内涵一丝不苟地生成。这就是日本人给我们关于“程序是关键”的文化启迪。
谈到礼仪，不能不涉及日本社会重要的等级制。今天的日本，由于实行了议会制度，废除了贵族阶级，在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社会中，从新式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成为了社会的主体，所以传统的“等级制度”有了适应性的转型。
但是认真的性格使日本人具有特殊的传统文化保守性，他们认为阶级差异（等级制）本身并不是屈辱的现象。真正的尊严在于各守本位，既不高，也不低。
这是当代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心理学的有趣融合：传统的等级制转型为科层制组织中的新型等级，新制度给出了上下流动的活动空间，而民主制度倡导的平等精神在年轻人的生活里生长起来，但等级制的灵魂还在整个社会里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事实上的层级壁垒是寄寓传统等级制的平台，而日本式的礼仪则是缓释等级制之紧张和维系“大和精神”的有效形式。
对于存在的等级，日本人比世界上其他民主制国家更要来得一丝不苟的尊重。还是习惯于用认真执着的礼度来表示严格的区别，对等级“各守其位”和“各安其分”的“和魂”还是决定着所有事情的微妙之处。只有在实际地位上得到了个人应有的位和分，才可以找到安分的感觉和行事的细节规则。于是将尊重等级差别和运用去功利化的礼仪来调整其中的紧张关系，就是当代“大和精神”之传承。调整其礼度、礼节和恭敬如仪地做得很有自信心的样子。将制度、存在状况和性格、态度进行一种现实主义的调和实践，是日本继续实施其礼治、礼教和礼节的文化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