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经济学家抑或思想家？
作者：徐瑾
世间已无杨小凯，一转眼，他离开十年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而国人对于杨小凯的评价仍旧两极，有人认为他是永远的思想者，堪称经济学家中最富创造力的思索者之一，是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也有人认为他只是一个数学比较好的经济学家，思维也难脱中国传统窠臼。即使他是否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虚拟问题，今天也还是行内行外的热闹论战。
7月5日，复旦韦森教授尽力主办的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想来也是报答知己，最终成行也有赖上海发展基金会以及企业家王维嘉所在的中国企业研究所的支持。杨小凯遗孀吴小娟出席，黄有光、林毅夫、张曙光、张维迎等经济学家全程倾力参加，张五常更是远程视频发言，从杨小凯到斯密，从经济学本土化到中国下一步，思想火花与论辩热闹并存。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学者朱学勤，他作为唯一的非经济学家应邀发言，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娓娓道来，宛然就是一篇散文。他与小凯97年相识波士顿，相比别人并不算早，彼时杨已成名，此后可谓终身挚友，朱老师也完成几件杨小凯身后交代。
对“60后”之前的人聊起，他们多数知道杨曦光这个名字，他往往被视为一个时代烙印，蕴含很多情感含量；对于我这一个“八五后”，进入大学接触经济学不久，杨小凯已经逝世，素无见面机缘，但关于杨小凯的记忆与印象却不断累积趋于鲜明，在和不同人等交流之中逐渐浮现成型：这是一个纯真而高贵的灵魂，思想上深刻犀利，生活中却温和理性，有位台湾学生说他很平易近人，甚至到“怎么可以这样平易近人”的地步。
我参加了追思会，见证一众悼念之中，也不禁思考一个问题，于杨小凯而言，他无疑是学术与思想具备，但作为思想者的杨小凯与作为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孰轻孰重？如果没有一众经济学家的追忆，作为思想者杨小凯价值是否一样？
先说学术，如何评价杨小凯学术仍旧存在争议。杨小凯以他自己开创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分析内生化分工问题，在问题意识与数学框架两个方面都做出了原创性贡献。这一体系已经被不同的学者援引进行进一步研究，对“像贸易、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化、与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都有所分析与启示”（黄有光语），其成就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杨小凯去世之后，他所开创的这一条研究进路似乎失去了动力，后续成果、尤其是重量级研究成果不多见。原因何在？
首先，虽然杨小凯的贡献是原创性的，但大体而言是补充、而不是“代替”原有经济学。很多概念如交易成本、专业化、分工、契约等等早已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建设模块，杨小凯理论有利于澄清这些建设模块的细节，但并没有提供崭新的模块。
其次，杨小凯以学术界能够接受的语言，即全局均衡方法论，展开自己的研究，对他的理论的高接受度很有帮助，但这一研究范式也有成本。为了得出数学解，杨小凯模型不得不以十分简化的假设作为起点，这些假设虽然是现实的，但却是过分简化的。当他雄心勃勃地企图以此来打造融宏微观为一体的理论体系的时候， 过分简化的假设、全局均衡范式与复杂现实之间呈现出很难调解的矛盾。新体系对宏观经济的动态性的分析建立在过分局促的基础之上（例如“不可分性”），也很难展现很好的预言能力。
即使杨小凯的合作者之一黄有光（多年以来，他的爽朗大笑仍旧给人带来不少快乐），他对杨小凯的框架也不完全认同，调侃自己是杨小凯的反对派领袖。实际上，这不仅是杨小凯理论的问题，而是现代经济学的普遍性问题。2008年之后，更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微观互动怎样产生宏观波动，经济学需要更加现实的理论体系，传统上以代表性行为人最大化范式的简单分析存在力有未逮之处，金融、资本市场也以更大的分量加入到图景中。这需要对实际经济运行的洞察力，而难点在于将这种洞察力数学化。
说完学术，回头来看思想，这与杨小凯的成长经历难以分割。从激进造反到十年牢狱，从自我教育到海外求学，从宪政研究到皈依教会，对于杨小凯而言，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合二为一。少年杨曦光发表完《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之后坐牢十年，他在狱中自学的经历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可不是所有人都清楚的是，这一经历甚至在出狱之后仍旧困扰着他，调动就学都曾经历各种波折，如果不是胡耀邦、刘道玉、邹至庄等人，杨小凯的人生之路恐怕更难。一个中国人能经历的时代磨难和心路历程，杨小凯不仅都走了一遍 ，更早出同辈人半拍一步。
杨小凯无疑是经济学家中少有的思想者，他关于宪政转型、晚清经济、社会关怀等思考至今具有洞察力。如果没有思想家的杨小凯，公众对于其的情感连接恐难以如此深厚，而如果没有经济学家的杨小凯，思想者杨小凯的地位肯定大打折扣。但是为了获得这一经济学家身份，即使天赋如杨小凯，也付出不菲。根据朱学勤教授记忆，杨小凯在八十年代初期离开中国去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够争取到专业身份发言。只是这一去，注定其路修远。而吴小娟回忆，杨小凯当时写信说自己在普林斯顿读书比坐牢还苦。经历了苦读毕业、四处求职、论文发表、终身教职等惯常学术路径之后，杨小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获得经济学界的认可，在公共视野之中也更多关注中国问题或者思想问题，97年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9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受朱学勤之邀写《中国经济百年史》。可惜不足十年，杨小凯在2004就离开世界，五十六岁的年龄，可谓英年早逝。
直到追思会上，张五常还是如同十年前一样欣赏杨小凯，同时仍旧为杨小凯惋惜，“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同时也觉得他明明拥有重要思想，却高举数学，因此“以天生预感而走重要思想的路就变得缚手缚脚了”。
对于张五常的评价，杨小凯生前评价张五常的话堪作回应，“张五常的数学模型不够完满，特别是没有找到一个描述信息费用的好数学方法，反而是后来者斯蒂格利茨利用张五常的发现，用严格的道德风险模型，一般化张的理论观点，并利用模型解释均衡失业、效率工资等经济现象。假如张五常积极跟踪文献的最新进展，而不是‘不再读书’，并能用较好数学模型一般化他的理论，那么他可能就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
值得一提的是，黄有光教授在追思会上强调，杨小凯的数学运用得当，其实并不如同大家想象那样难，我个人比较赞同黄有光。杨小凯的人生或许无不遗憾，但他已经在凭个人奋斗与出众才华，在约束条件内做到最优化，兼顾兼顾学术与思想，呼应主流的同时也关怀中国。
至于杨小凯高举数学甚至学术之路，其实更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路径依赖。无论在张五常或者杨小凯，如果出生美国，他们获得诺奖概率都会大增，而恰恰因为他们在孤悬海外只身奋斗，往往不得不适应环境，发挥肯定受限。杨小凯比起张五常而言，局促更多，难以完全发挥比较优势，这是遗憾，也是大多数第一代移民在归化之中必然付出的代价。
社会变迁最终是理念推动，而理念往往来自思想。中国社会仍旧在历史三峡中进行，国人往往对于思想仍旧寄托变革渴望，因此也容易混淆学术和思想，甚至学者亦是。思想可以天马行空，关照现实，而学术往往要求严谨守成，涓滴进步。一流的思想、学术（甚至观点）自然都很不错，二者并无绝对高下之分。思想因为门槛不高而龙蛇混杂，少不了盲目危险的可能，学术相对而言误差率有限，但其科班设计的门槛，往往产生大量的垃圾论文，甚至有沦为技术搬运与职业饭碗的嫌疑。目前情况是公共空间高估思想，学术界推崇学术，各自为政，彼此混战，更为理想状况是彼此尊重对话，探索共识，厘清探索更合理的评价标准。
中国在变，世界在变，经济学也在变。什么都变了，往往也意味着什么都没变，思想与学术的纠结仍在，政府与市场的取舍仍在，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的紧张不变，甚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也还在。在杨小凯追思会，林毅夫和张维迎虽然都提出回到亚当斯密，但是各自路径也各有不同，“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显然仍旧在追求共识之中。佛世难值，好人不易，愿他安息，正如黄有光所言，他说自己曾经是唯物主义者，现在觉得可能有天堂，希望可以看见小凯。
- 本文原载于FT中文网2014年9月22日。作者系FT中文网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