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通胀”，咋回事？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秋末

现在文凭通胀已是见怪不怪了。好事？坏事？兼而有之？

所谓文凭通货膨胀，是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当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某一教育文凭或学位时，其在求职市场上的价值也就随之下降。

笔者1980年进苏州市委办公室、1992年进一家报社，这两个对舞文弄墨要求最高的单位，没见到硕士，更谈不上博士，办公室只有一位大学本科毕业生，撑市面、耍笔杆者中还有小学毕业的，档案里的文化程度大多是“中学”二字。现在呢？中学文凭，别想跨进半只脚；大专、杂牌、地方院校系科，也请君“好自为之”。多年了，“科”字类工厂、企业、研究单位招工也大多以本科毕业为前提，有些单位还要大牌、名牌学校出身的。这么看，文凭确是“贬值”了。

适度通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需要辩证地看。中国的“文凭通胀”本质上是件好事，一是好在全社会教育水平大大提高，用人单位文化、科技水平也大大提高，“文革”所造成的高教断层得以填补；二则好在成千上万的农家子弟跨出农门，成为城市化的先锋，改变了社会结构，成为中等收入群休的一大来源。教育水平的提高可是千秋大业，将影响中国梦的实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之重器靠的都是“海归”，现在的中流砥柱大多是本土，是国产。从功绩看，文凭并不是贬值了，而是大大升值了。这是文凭通胀中的中国故事。

至于文凭通胀中的偏差，体现之一是用人盲目攀高，不切实际；之二是重文凭重名牌，虚名之风盛行；之三则是工匠精神低靡，做有专长的工匠，还未受到普遍尊重。这是文凭通胀中值得正视和反思的三大问题。

四十年前，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有一本著作叫《文凭社会》，剖析了这个通货膨胀之外的通胀，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响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今年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文凭社会》一书的中文译本，书中惊世骇俗的论点——教育不能促进社会平等，教育非但不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反而为社会流动制造了障碍——多年来受到了人们（无论同意还是反对）的频繁引用，成为了一派思想的代表作。

最近，澎湃新闻对柯林斯作了采访。他以四十年的社会实践，对文凭通胀又作了诠释。他说，四十年来文凭通胀愈演愈烈，就业市场上教育文凭的通货膨胀增长了很多。在美国，高中文凭对找工作几乎已经没有用了，它只能用于进入大学，获得一个更高的学位。过去能够以较低的文凭得到的职位，例如警员，现在要求应聘者拥有本科学历；而想成为警长，则需要犯罪学或者刑事司法专业的硕士学位。上世纪70年代，本科学历的商务经理是很常见的，而现在这种职位大多数都需要一个工商管理学硕士（MBA）学位。而这种现象在其他行业也普遍发生。

阶层固化是世界流行病，教育能改变固化吗？他说，不会。起码美国不会。我中学的最后两年是在新英格兰的一所私立学校里度过的，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来自富裕家庭，而学校则教我们如何成功申请到常青藤大学。后来我上了哈佛大学，在那里，每个人都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精英而骄傲。那时我觉察到教育系统内部存在阶层分化，一些学校更为精英，它们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富人阶层出身；如果你的家庭并不富裕，当你进入一所精英学校，它极高的地位也会使你黯淡无光。这种常春藤名校为富人子女垄断现象已不是新闻，而如今农村寒门子弟上北大清华就被大肆渲染，新闻的观察处理方式如出一辙。有调研数据为证，名校城乡学生所占比例中，农村学生正不断下降。他说，父母所处社会阶层和孩子所受教育之间的相关性，从上世纪30年代至今都没有改变。虽然这些年来，接受高中、大学和职校教育的孩子的比例已大大增长，但各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并没有改变。认为普及教育就能促进社会平等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是不是理工类学科更需要文凭？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大多数重要发现和发明创造都来自高等学府。但柯林斯对此还是说了“不”。他说，最有名的革新者并没有踏上以获得学历为目标的学术道路。但想想看，当一些理工学科中产生了文凭通胀，我们是否就可以期待未来社会的主要职位都是科学家和技师了？特别是，如果文凭通胀在所有的人口中均有发生：中国真的需要10亿工程师和科学家吗？或者说美国就需要3亿理工类从业者了吗？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后，《文凭社会》所讨论的问题开始走向大众；接下来的一些年里，报纸开始刊登怀疑文凭价值的文章，由于得到文凭的成本不断升高，而工作报酬不断降低，报纸纷纷质疑大学学位是否算得上一项好的投资。

柯林斯还专门联系了中国。他说，文凭通胀在中国早就存在。汉朝有世界最早的教育官僚系统；宋朝则最初产生了文凭通胀，这一现象在明清则变得更为严重。尽管候选人需要通过重重考试与学位，有些人40多岁还在考试，科举制度只会为政府官僚系统提供人才，不像现代社会的文凭主义会扩散到其他的职业领域。所以中国古代的文凭通胀只会产生于少数的政治精英中。看来，范进中举只是凤毛麟角，朝为读书郎、暮为状元郎，对穷苦百姓并不适用，科举的平等是有限的，连富商子弟也入不了仕。

柯林斯对中美教育作了比较。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学和大学数量大为增长，为了考进一所好学校，学生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然而，现代中国与美国的文凭通胀仍有所不同。中国教育体制的“精英性”更强，因为大学的录取极度依赖于学业考试的成绩。美国大学的录取，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采用多项标准，包括全国性考试的分数、高中时期的平均绩点、体育运动和其他课外活动的参与度、学生性格，并且会考虑种族的多样性（非官方要求）。因此，他认为美国的教育有一定的“反智倾向”，而中国的教育体制则集中关注学生的智力表现。他认为，中国的文凭通胀不如美国那般严重；在这一问题上，未来中国如要避免重蹈美国的覆辙，可能需要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掩卷沉思，世上竟有与教育唱反调的学者。相信柯林斯不是反对教育，而是不要把教育、文凭的作用夸大无边。现实教育中存在许多弊断，分数万岁、文凭万岁，“教育无类”多少还躺在《论语》之中，中国国民文化教育水平整体还有待提高，文凭还要升值，而《文凭社会》中指出的种种问题，值得我们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