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空间困境

来源：BBC
作者：倪乐雄

历史上一个国家的崛起都是诸种成因综合互动、作用所致。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是当时所处的地缘政治条件。在讨论当代中国崛起之前，先简略总结历史上中国强盛期几个传统特色。因为这些古代的特征经常在影响今天乃至未来。

国家如何从国际社会中崛起？中国有着古老而丰富的经验。有趣的是：这些经验是从古代华夏大地的内战中诞生，从有文字记载的商、周王朝以来，只要中央王权失灵、崩溃，中国本土就会呈现类似今天的“国际社会”。在诸强争锋中成功崛起的政治军事集团往往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从而获得地缘政治形势上的绝对优势。

以秦国为例，内部以“商鞅变法”为契机，汇集各种人才、完善了内部人力财力的动员机制，达成富强的目的。对外部形势而言，秦国占据了“关中”这个极为有利的地理位置，无后顾之忧，形成雄踞西隅、虎视相互争斗、不断衰弱的东方六国的形势。强汉盛唐也是首先占据了一面向东的西部“关中”，平定了各方纷争的中原和南方滨海之地。由于历史上王朝周期的不断重复，每一次王朝崩溃，中国政治格局就会出现一个“国际社会”，使得中国人不仅从自己的历史中获得丰富的崛起称雄的外交经验，还具有更高的统一的经验，即征服、整合、统一地域文明的经验，而这种经验毫不逊色于大英帝国在全世界建立英联邦的经验。

秦代以后，中国已经从政治上、社会心理上整合为一个地域庞大、人口众多的大国。之后两千年多年，它的安全威胁主要来之北方游牧民族。两千多年里，中原政权除了被强大的蒙古、满清打败征服外，多数时候在东亚一直处于比较安全的状态，而汉唐明初曾以超强姿态雄踞亚洲，原因也是因为统一后的中国处在较为理想的地理位置，东、西、南三面皆无强势大国，只需专心对付北方草原方向的威胁，并有足够的南向战略纵深。

在古典世界里，中国的威胁来之北方。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安全威胁的方向发生了反向变化，因近代欧洲的崛起和在世界范围的强势扩张，中国国家安全威胁来之东、南海上的欧洲国家和邻国日本势力入侵，这一方向上的变化延续至今。

中国经过一百多年文明更新期的衰弱，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目前中国初步进入举世公认的重新崛起状态，古老的国家呈现全面复兴的气象。但是，当代中国崛起受到比古代更严峻的地理空间逼仄的钳制。

与美国相比较，美国地缘政治的优势在于独处美洲，周边无威胁自己的大国，又有太平洋、大西洋两道天然屏障，远离十九、二十世纪纷争迭起的世界中心——欧洲，因而它埋头发展国力时动静再大，也不会惊动远在欧洲的诸强而遭刻意打压。美国在世界边缘的崛起进则问鼎世界霸权，退则足以自保。即使20世纪七十年代与前苏联争锋处于下风时，在印度支那受挫后，也能在外围区域联合西欧盟国和亚洲中国共同对付前苏联，扼守日本、韩国、关岛一线，将冲突区域远远限制在本土之外。反观中国身处强邻之中，无此地理上的优势。

当代中国十分类似德国崛起时强邻贴身的地理条件。在法国大革命后动荡的欧洲，普鲁士国家作为中等国家小心翼翼、见风使舵周旋于英、法、俄三大国之间，随着拿破仑的战败，法国急剧衰退，普鲁士利用英、俄全球争霸无暇顾及之际，发动普法战争再次重创法国，一举跻身世界列强之林。正如芭芭拉·塔奇曼所言：当欧洲国家还没有从争斗中回过神来，“普鲁士已从炮弹里孵了出来”，变成了德意志第二帝国。

德国崛起充分利用了时间，却无法摆脱地缘政治上天然的险恶因素，它处于法国、俄国两面夹击之中，而英国又在扮演欧洲大陆”离岸平衡手”的角色，随时联合欧洲大陆二流大国对企图独霸大陆者实施压制。俾斯麦首相看到了这点，故而打败法国后低调行事，联合奥匈以钳制俄国，成功阻止了法、俄结盟。同时又不发展海军、不追求海外殖民地，避免刺激当时世界霸主英国。

威廉二世撤换首相俾斯麦后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其咄咄逼人的全球扩张战略最终让英、法、俄三国走到了一起，使德国陷于最不利的境况，并导致其在有因果关系的两次世界大战中连续战败。可以说希特勒德国的灭顶之灾的种子是在威廉二世执政时期种下的。

当代中国在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面对美苏两大集团争霸的局面，先是联俄抗美、继而联美抗俄，在前苏联集团崩溃后，再次联俄抗美，以弱势大国的智慧周旋于两强、纵横捭阖达半个多世纪，在克服了接连不断的内部动荡后，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终于形成整个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强大趋势，中国当今的崛起和19世纪德国崛起一样，争取到了时间，但却受到地缘政治空间的钳制，亦可谓强邻贴身。美日同盟遏制在东，且有敌对未统一的台湾会加入其中，正在崛起、怀有复仇心理和领土争议的印度待价而沽，随时可呼应于西南，中国处于潜在的腹背受敌之中。

现代高科技大大压缩了地理空间距离，美国虽与中国相距万里，却近在咫尺，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借助太平洋、印度洋上的海空基地随时威胁中国的“海上生命线”和本土安全，美国的印度洋和太平洋战略极有可能联合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国，组成海上军事同盟对付中国，这一趋势正在加速形成，而北方已经衰弱的俄国未必乐见中国的崛起。无论在台湾统一或东海、南海传统领海海域加强管控时，中国稍有动静即遭周边和美国的警觉和压制。

目前种种迹象表明：姑且不论因贫富分化、官员腐败严重带来的诸多内耗在多大程度上会干扰中国的崛起，会像古代社会那样导致血腥内战？仅仅就外部地缘政治态势而言，中国的崛起将是缓慢的、艰巨的、充满风险的。

在中国崛起的台湾、南海、印太海上生命线等几个战略要点的控制上，哪怕合理的收复、管控拓展都不能高调激进，那种对无本土战略保障的海外海空军事基地的追求、将”国之重器”示于外人甚至潜在对手的《厉害了我的国》的大吹大擂，都有害而无利于国家复兴。在敌意国家看来，中国的“一带一路”与日本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倡导无本质区别。

鉴于十九世纪末以来德国崛起的教训，强邻环视下，中国的崛起应是低调的、谨慎的、隐忍的，当以孔夫子那句名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自持，亦可重温俾斯麦那句名言：“当我们没有听见上帝的脚步声时，我们除了等待别无出路。”

而在羽毛未丰的任何时候，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上的高调、激进、强硬和冒进都很可能陷于危机而导致国家崛起的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