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独立与学术自由：日本学者的启示
原载：FT中文网
作者：段宏庆
日前有东京大学的日本友人来华，相聚时告知，我去年赴日访学时接待并指导我的老师高见泽磨教授，已经卸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现在安心做个“无官一身轻”的教授。言语中颇有为高见泽老师欣喜之情。
我随后给高见泽老师发去邮件表示祝贺，恭喜他终于成功摆脱繁琐的行政事务，可以安心治学和做研究。
一
类似情况我以前在美国耶鲁大学访问时也曾碰到过，很多大学者都是只想安心做教授而不愿意出任行政职务。
这种情况换在中国就很难想象了。一方面拥有所长、院长甚至校长的行政头衔能获得的资源与普通教授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社会认知度上，不带个“长”的教授似乎也很难获得一般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尊重。至于那些“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教授、学者们的路径就更不必一一列举了。
造成这种区别的核心因素之一自然是中国和美、日高校管理模式的差异，中国大学本质上还是行政化的官本位管理体制，美、日的大学则是真正的专家治校。
我在日本访学期间，高见泽老师告诉我，从东大到东洋文化研究所，遵循严格的教授自治模式，基本上除了特别细枝末节的事项外，学校或研究所各项事务安排都要经教授委员会讨论通过。
对于日本高校这种教授自治，日本政府其实很头疼，因为学者“不听话”对他们可不是一件好事。为此日本文部省还曾专门修改了大学教育法，明文规定公立高校实行首长负责制，即校长、院长（所长）说了算。
但这个规定只对接受财政供养的公立大学有用，像早稻田、庆应、明治等私立大学根本就不理会，而且即便在公立大学里，日本政府的愿望也是落空的。比如东京大学作为日本最好的公立大学，也是获得财政支持最充足的大学，虽然名义上实行了校长（院、所长）负责制，但实质上大小事还是教授委员会商量决定，只是最后通过的决议由校长（院、所长）去签署、发布、实施。这也正是日本大学里教授不愿意出任行政公职的原因之一——有责任没实权，义务为教授们服务。
学校的教授自治，确保了学者的人格独立，进而带来研究上的学术自由。我在日本访学期间，恰逢诺贝尔奖颁布，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教授大隅良典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历史上第22名获得诺奖的日本人，也是自2000年以来，十七年里连续获得诺奖的第17个日本人。
二
自然科学领域成绩斐然，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也不含糊。我在日本访学期间曾专程去早稻田大学拜访过长谷部恭男教授。长谷部教授是日本最著名的宪法学者之一。2015年6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美期间与美国签署进一步加强安保合作的协议。回到日本后，自民党向国会提出解禁自卫权的安保相关法案，核心是解除向海外派兵的长期禁令。为此引发在野党的强烈反对，国会因此召开质询会。执政党和在野党都可以邀请专家前往证明自己主张正确。长谷部恭男当时受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邀请前往国会发言。
被执政党邀请前往国会发言，这得是多么荣耀的事啊？但长谷部教授出席质询会时，作为第一个发言的专家，却公开称：“为支援受攻击的盟国而修改集体自卫权涉嫌违宪”。根本不在乎是谁邀请他来的，反正有什么观点就说什么。结果万众期待的一场激烈辩论没有发生，反对党邀请来的两名专家立刻呼应长谷部教授，专家一致的意见让执政党狼狈不堪。
“您当时就没想着给邀请您去的人留点面子吗？”我问长谷部教授。他告诉我，他的学术观点一直如此，而且以前也多次公开表达过，所以他奇怪的是执政党为什么会邀请他去，但他并不可能就此改变观点。
我问长谷部教授，他后来有没有因为这次国会发言受到什么打击报复？他说完全没有，后又仔细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他有个关于国家放送（即信息传播）研究的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到期后没再被续聘，他也不知道算不算报复。那个委员会归总务省管，属于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意见的智囊机构。但他觉得也无所谓，他本来兼职就很多，忙不过来。
长谷部教授告诉我，日本的学术精神是有传承的，他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是整整一个世纪前的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美浓部达吉。
美浓部达吉是原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前身）法学教授，于1912年独立提出了“天皇机关说”：主张天皇仅作为国家最高机关行使统治权，国家主权应属于全体国民。这个观点在当年属于大逆不道，因为当时的日本，天皇是政教合一的领袖，是活在人间的神。否定天皇的地位，不仅仅是否定国家政权基础，同时还是否定全民的信仰。为此美浓部达吉受到了保守势力的强烈抨击，尤其在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被迫辞去了当时的日本国会贵族院议员职务，此后还受到过极端人士的行刺，但他始终没有屈服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天皇至高地位也走向终结。1946年1月1日，日本昭和天皇发表皇室诏书，自我否定了天皇“人世间活的神”的地位，承认天皇是具有人性的普通人，这就是著名的《人间宣言》。同年，日本新宪法起草，美浓部达吉被任命为枢密顾问官，参与审议新宪法。1947年5月3日，日本现行宪法实施，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国家实行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议会内阁制，天皇仅作为国家象征存在，无权参与国政。
1948年5月23日，美浓部达吉逝世。去世当天，他被授予了象征日本国最高荣誉的勋一等旭日大绶章。
回顾自己“祖师爷”事迹时，长谷部教授表情悠然而神往。
三
日本学者的这种人格独立，使得他们在民间拥有极大的公信力，也受到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尊敬。他们也因此能为日本社会的发展发挥正向作用。我此前曾经撰文写过“日本成田机场的拆迁启示录”，其中也提到，成田机场拆迁矛盾作为日本社会一个长期冲突，农民与政府之间曾经长达近30年对抗。最后的和解契机的出现，是以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隅谷三喜男为首的五名学者组成调解团队适时介入，他们作为独立、公正的第三方对拆迁双方进行调和，举办了多次成田机场问题论坛和圆桌会议，为冲突的双方寻找共赢渠道。
我在日本访学的主要研究课题是“政府信息公开”，这个主题也是我此前到耶鲁大学访问的研究方向之一。我们需要承认，信息公开是推动中国近年来社会进步的最主要制度改革措施之一。中国的信息公开立法一直主要借鉴的美国模式，比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如果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结果不满意，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到法院起诉。这个规定当然很好很有必要，不但为申请信息公开的公民提供了救济渠道，也是对掌握信息的政府机关进行约束。
但中国社会有一个致命问题，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架构中的实际地位并不高。美国是司法至上的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美国任何公民、媒体机构申请信息公开不成，可以转头到地方法院就起诉国防部、起诉美联储，而法院一旦判决公民或媒体机构胜诉，即便贵为国防部、美联储这样涉及国家军事、金融安全的机构也得无条件按照法院判决信息公开。这要换到中国，老百姓往往连立案都没有机会。
在这方面，日本的情况其实和中国倒有点类似。日本政府的行政权力也很大，虽然日本是三权分立，但司法权并没有那么绝对权威，而且实践中很多行政诉讼，法院一般也不轻易判政府机关败诉，因为担心太多政府行为被判无效会损害政府机关的公信力。所以日本的行政诉讼，民告官胜诉率也不是很高。那怎么来制约政府滥用权力呢？事实上很大程度就是靠专家学者来发挥作用。
比如日本信息公开法律里面有一个“信息公开审查会”制度，这个审查会的委员全部是非专职成员，而且主要就是由专家学者来兼职担任。他们在信息公开申请人和政府机关起到一个桥梁作用，他们有权审查政府机关做出的信息“公开”或“不公开”决定是否合理，还可组织调查程序，听取信息公开申请人的陈述等等。有了审查会的存在，而且成员又都是懂行的专家，政府机关就很难去“蒙”老百姓，但同时，老百姓因为不懂法不相信政府的时候，专家们也可以居间解惑。
东京大学法学院宇克贺也教授是日本著名的行政法专家，也是日本从国家层面到很多地方政府级别的信息公开审查会成员。他告诉我，日本每年在国家层面，各种政府部门累计收到信息公开申请近十万件，很多信息公开的回复在一开始都不能令申请人满意，但通过审查会介入后，许多问题得到了解决，最后真正走到法院的就不会很多，法院的诉讼压力也就减轻了。
我注意到日本信息公开法规定，专家审查会的委员是由议会批准，由政府首长来任命的。 这意味着政府对专家成员产生拥有控制权，“那他们会不会只找支持自己的专家，最后让审查会沦为摆设呢？”我问宇克教授。
“不会，”宇克教授表示。专家都是独立的，虽然是政府任命，但每个人都是忠于自身的。而且审查会的工作本身也都是要公开的，如果做得不好，学者表现不够独立，每个人都能看到，以后委员会换届，也很难连任。“这样的学者不会有公信力，很难继续得到支持。”
四
从日本访学结束回到国内后，我一度十分渴望把日本的这个专家委员会制度介绍给法律圈同行，但最近却越来越觉得，日本的这个制度其实在中国也未必就真有可操作性。
尤其近年来中国的学术环境越来越恶劣，最近更是不断有新闻报道，不少高校教师因言论获罪被解职。
如果说只是外在环境恶劣倒也罢了，但更让人遗憾的是很多中国学者主动放弃独立性，只为迎合某些当权者的恶趣味。最近网络曝光显示，中国的自然科学领域竟然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新技术研究中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市臭氧监测及分析中的应用》《基于中医诊治理论的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新技术初探》等等所谓的学术论文，而且堂而皇之发表在学术刊物上。这不仅让人想起半个世纪前，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为了迎合当权者的喜好，在媒体公开发表文章，支持亩产万斤粮食可能性的存在，最后的结果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大饥荒流行，饿殍千里，死难无数。
社会科学领域则更加不顾廉耻。日前中国某著名法学所举办领导人法学思想研讨会，众多国内法学界知名专家云集，用词之谄媚，与半个世纪前相比，也几乎有过之而不及。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实在看不下去，在社交媒体发声：“学术史一再表明，一个没有独立性的学者，更不必说那种邀宠于权贵、毫无尊严的所谓学者，既无法在学界赢得尊重，也常常被权势者内心鄙视，虽然也会得到一些世俗的利益。”可惜整个中国学界，贺卫方老师这样的声音并不多见，更多只是沉默，似乎一切不曾发生。
旅日中国学者俞天任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政客可以无赖，学者还需要脸》，其中记录了一段历史：1928年2月，关东军作战参谋，后来策划“9·18事变”的石原莞尔中佐特地回日本去拜访当时日本中国问题的头号专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博士。石原莞尔问：“从历史上看，满蒙是支那的还是日本的？”
内藤博士毫不含糊：“支那的，……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也非常想主张满蒙是日本领土。但是，学问是不可以歪曲的”。
是的，学问是不可以歪曲的。人格独立是学术自由的前提，不唯命、不唯上，应该是做学问者的伦理底线。愿中国学者诫勉。
（作者注：本文采访得到东京大学在读博士生刘春晖、李佳楠的现场翻译协助，特此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