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正不断固化着社会阶层

作者：刘晨 马想斌

随着网约车的“大数据杀熟”、百度李彦宏用隐私换便利等话题，人们愈发对技术与社会如何相处抱以关注。事实上，社交媒介的进步作为一把双刃剑，在带给社会以便利的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结构。这种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已作为“一个生活方式”的微信。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每天在微信里相互联系，每天在微信里分享着一切。刷朋友圈，聊微信群，语音视频聊天，忙得不亦乐乎。也就在这种看似信息分享更加频繁的社交中，整个社会的共识认知越来越来低，阶层固化也越来越严重。

一个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世界，一个连接几亿中国人信息生活的工具，带来的却是信息与价值观的高度壁垒，这并非危言耸听或故意抹黑。在互联网1.0的时代，尽管我们的生活网格化，但不同志缘群体、趣缘群体、业缘群体的人之间依然分享交互着信息。即便到了微博的时代，我们依旧习惯与陌生人聊天分享。

但微信的出现，结束了这样的交流。如今依赖于微信的我们，对于不是“一路人”，不是“一个圈子的人”，不是“认识的人”基本上很少说话，或者即便说几句话也没有能建立真正的社会关系。相比于微博的扩散性分享，我们在微信上更多的选择是找“一样的人”分享。为此，我们为跟自己“一样的人”建立了社群，以群体认同的方式不断强化着彼此的认同。而当我们发现在某个社群有“不一样的人”，我们的选择往往是沉默、潜水。

所以，我们在微信的分享与交流，只是在具有共识的微信圈子里，分享给那些知根知底的朋友。那些没有共识和不明共识的单位群和社交群，不过是传达大众消息和年节问候的空间。

社会学的观点认为，对于人和人的社会互动来说，依靠分享可以获得他人的“认知”。而在微信社群中，我们为了实现认同的强化，在分享的信息希望得到别人的“回应”，不像微博的公开与开放，这种“求回应”的心理更带有强制的期盼。可与他人分享也存在风险。然而在微信上，面对“一样的人”，即便对分享的内容不同心也不愿意表达。而那些针锋相对的回应，又被视为充满“敌意”，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以“不一样的人”的名义，将那些带有“敌意”的人踢出群。

于是，沉默成为了一种不是“沉默”的“反抗”，“回应”变成了不是“回应”的顺从。一切都是在模拟“线下”的人类交往规则，而又超越了“规则”，比如在微信群，你不得不“听”，但在线下，你不需要如此。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技术绑架了人类”，而人类“无处可逃”却又“想逃而不敢逃”。于是，“分享”就不再是纯粹的“告知”，还有鲍曼所说的“现代性的屠杀”在其中。

原本今日之社会本就是一个远离高度共识的时代，因各自的知识结构、思想认知、生活经历、阶层归属、生存状况而形成的不同利益诉求，让人们对历史、对现实的理解日益分化，差异日渐明显，有的完全对立，有的互不相容。而微信社群的普及，更是加剧了分裂。在微信上分享的思想、观点和知识，不像微博，既无反驳，也无争论。所分享传递的内容基本属于单边、单向，即便有人反驳，也不一定就能传递到同一个微信群。

在这个分享的过程中，共同知识结构、同时思维认知的人，聚在了一个封闭的微信群中。即便这样的微信群在建群的起初，曾有过不同思想、不同知识的碰撞，但经过一次次分享与回应的洗刷，有人选择了退出，有人则自觉噤声，大多都完成了自我归类。于是，知识贫乏的更加贫乏，认知扭曲的更加扭曲，思维二元的更加二元，虚假的更虚假，反之，丰富的更为丰富、顺畅的更为顺畅、多元的更为多元、真实的也更真实。

没逻辑的看不明白有逻辑的，有逻辑的不屑看没逻辑的；有理性的对无理性的嗤之以鼻，无理性的则觉得有理性的缺少兴奋点。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圈子里打转。鸡犬尚不相闻，老死更不往来。各自繁殖，互相排斥，应该转变的反而更加愚昧，应该提升的反而更加落伍，应该被指谬的反而成了真理。

我们以为，微信上分享着我们所看到的千奇百怪的万千世界，我们以为在微信上交流更加充分，但实际上微信好友基本都是我们相同阶层的人。他们的生活，也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的价值观，也差不多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在不断分享中，进一步固化着我们的价值观，不断加固我们的“社会”。

久而久之，我们分享了我们的社会，也陷入了我们的社会。被绑架的自我，由此变得成为与社会断裂的“存在”，尤其是每当一个重要社会事件出现时，这种撕裂就显得格外强烈，微信鲜明表达出各群体话语的互不相容，自说自话。

• 作者分别系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教师，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前媒体人，高级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