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中美关系是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基础

作者：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盛洪
来源：FT中文网

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讲话，对中国政府多有批评。中共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很快进行了批驳。双方唇枪舌剑。于是有人说，新的冷战开始了。这显然有点夸大其词。因为冷战最最重要的特点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而仔细看一看中美政府的争论，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同意一组政治正确的规则。争论的焦点不是不同规则的争辩，而是对方是否违反了共同认可的规则。

例如，《人民日报》文章的题目就叫作“并不高明的造谣术”，它没有反对彭斯指责所依据的规则，而是斥责他罔顾事实。反过来，这篇文章进行判断所依据的，是与彭斯同样的价值立场。如一个国家要保护公民的表达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宪法权利；一国政府不应干涉另一国的内政；一国不应对另一国进行网络攻击；要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要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家间分歧，不要进行军事对抗；甚至在一国之内的不同地区，也要坚持和平统一等等。既然如此，就不能说是新冷战，两国之间就有着继续进行战略合作的价值基础。

当然，彭斯先生对中国政府的批评相当严厉。但首先不能把批评政府当作攻击国家；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如果批评是对的，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第二，要更深入地理解“国家”的含义：她既不是一两个人，也不是政府，甚至不是当下的全体公民，而是一个人群经过世世代代的发展与积累形成的文化传统，也就是一组原则。在今天这些原则大部分体现在成文宪法中，或蕴含于民众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之中。因而，当我们说一个国家时，我们是说这一组原则；爱这个国家，就是爱这一组原则，也就是宪政爱国主义。在国际上，这个国家的这一组原则与另一个国家的另一组原则也许是重叠和兼容的，这就会成为国际秩序的基础。在中国，很早就有天下主义观念，按照顾炎武的看法，如果“国家”还有与具体个人的牵扯的话，“天下”就是一组文明规则。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批评一国政府并不就是攻击这个国家。如果根据这个国家所秉持的宪法原则对这个国家进行批评，更可以说是爱这个国家了。彭斯对中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批评，无论是否准确，说到底是符合中国宪法原则的。中国《宪法》第34条规定了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第35条规定了表达自由，因而对损害这两项自由的行为和现象提出批评，就是爱中国的表现。即使批评涉及的事实可能有出入，也是一个相对于宪法原则来讲次要一点的问题。更何况，事实相差不大。在今天，中国有世人皆知的网络防火墙，这就损害了中国公民在国际范围自由表达的权利，也成为限制他们在国内自由表达的条件；我们不只一次看到，一些地方的警方或许出于炫耀的目的，拘留微信中私下对警察不敬的人，并在网上公示。

关于“不干涉内政”，双方异口同声。分歧是什么是“干涉内政”。由于有不同角度，讨论起来可能异常复杂。但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就是对称原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行为被认为干涉了本国内政，什么行为就干涉了别国内政。对于中国官方报纸在美国报纸上打广告影响美国选举一事，《人民日报》的辩解是“这不违反当地法律”。这显然是比较弱的辩护，因为国际关系不仅只是遵循法律，还要有国际关系准则和道德价值。更简单的判断就是对称原则。中国政府是否允许美国政府在中国如此行为呢？很显然，美国政府根本没有可能这样做，因为中国的法律不允许这样做。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法律?因为这样做不对。那么，根据对称原则，在中国不对的行为在美国也不对。反过来，如果不承认对称原则，就不可能有公正与和谐的国际关系。

虽然我们还不能说这场中美政府争论就是冷战，但确实也有走向冷战的危险。而冷战给中国带来的损失会更为严重。所谓“损失”，绝不只是指丢掉了美国市场，而是指丢掉了邓小平一手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基础。1977年7月，邓小平刚一复出，一手在国内推进改革，一手在国际上落实中美建交。速度之快，令人惊诧。1978年7月开始谈判建交，12月16日发表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就正式建交了。在此之后，邓小平再也没有如此关心过与一国的建交了。这说明邓小平把中美关系看作是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基础，只要把与美国的关系搞定了，与其它国的关系也就大致搞定了。因为美国不仅是世界最大的市场，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最大国家集团的盟主，而且是导致这种结果的制度结构的发源地。而这种制度结构，也就是以市场制度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保证市场制度不被侵蚀和损害的政治制度。中国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制度资源。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四十年的改革过程中，除了本土制度资源，有大量制度是对美国制度的仿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用开放促改革”。

反过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保证。如果中国还停留在文化革命，对内搞阶级斗争、实行计划经济，对外输出革命，就不可能有如此的中美战略合作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给民众带来了经济自由，还带来了政治结构上的变化。思想解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对言论自由的钳制；市场经济自由让人身摆脱了单位的桎梏；市场在更多的方面起作用减少了政府对社会的直接支配。而要实施市场规则，就要依赖于公正的法治结构。这样一个朝着市场化、法治化和政府民主化方向前进的中国，才能在战略上为美国所接受，也才能形成中美战略合作的格局。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使中国与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消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在价值观上逐渐接近。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是从强制性革命转变为和平的改革，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转变。这种转变不再认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从而给人民带来幸福；而是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谈判与交易创造财富。为了进行市场化改革，就要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就要用“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哲学。经过40多年的演变，市场被抬到了“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高度；“依宪治国”也进入了中共代表大会的决议。

更有中共提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大部分与美国和西方世界认同的价值观重叠，如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和公正等，其它部分，如文明、和谐、诚信和敬业等，也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不相矛盾。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价值观的接近和认同，才是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由于有了价值观上的接近，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才会被认为是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因素，而不是一个声称要推翻资本主义世界，不惜使用暴力的国家，才有可能被人看作是可以信赖和紧密合作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与国的争端，而不是动辄诉诸武力，才能为世界提供一个稳定和公正的国际秩序。

因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美的战略合作，是互相依赖的两件重要事情。也就是说，不存在没有改革开放的中美战略合作，也不存在没有中美战略合作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这两个重要因素恰巧同时发生，并且“太上不知有之”地发挥作用，使得中美两国以及世界同时受益。所不同的，是中国受益更大。因为在40年前，美国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中国的人均GDP倒数前十。因而，较之美国，中国更应珍视这一改革开放与中美合作的互补结构。这个互补结构才是中国人最大的价值和财富。如果认为中国已经富裕了，甚至“全面超过美国”了，就可以低估这一互补结构，甚至不惜在坚持国内垄断利益集团的利益时丢掉中美合作这个改革开放不可或缺的国际环境基础，就会犯最大的历史错误。

那么，美国就是那样不可超越吗？显然不是。美国不是一个完美国家，在历史上也有过很多罪恶。现在美国人的祖先也是用暴力把领土扩展到了现有的美国版图，美国殖民了菲律宾，在中国的抗战之初还在发战争财，她错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她也不当地开打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人也很傲慢，彭斯先生的演讲似乎体现了这种态度。他说美国“再造了中国”时，“中国”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宾语，仿佛中国奇迹全要拜美国所赐。然而，美国的这些错误甚至罪恶只能告诉我们，这正是一个由凡人组成的国家，我们可以加以批评和引以为戒，但并不能用来否定美国同时拥有的优点和功绩。与现在的美国相比，中国政府更应受到指摘。因此，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美战略合作仍是中国改革开放、以至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必需的国际环境基础，不能轻易丢掉。

也许有一天，中国能够超过美国，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这一定不是由于放弃了改革开放和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所能取得的，而只能是在改革开放和与美国战略合作的互补结构下实现的。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以违反中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有着高度重叠的文明规则的形式称霸世界。在遵循有着人类共识的文明规则基础上，中国若再能克服现在美国的错误与偏差，才有可能成为有道德感召力和强大经济实力的文明中心。在今天，中国面临着偏离改革开放轨道的危险，这一危险又会导致失去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将是一个满盘皆输的结果。

对于彭斯先生的讲话，虽然我们可以指出他对历史的不恰当的叙述，但不要太过费心。我们还是要把他的讲话看作是一个善意的劝告。他明确地说，他希望中国保持邓小平意义上的改革开放，这包含了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一定的并不断扩大的政治与言论自由度，以及一个向着宪政民主和法治前进的趋势。这对现在的中国政府来说并不难。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总体上还是邓小平意义上的改革开放的结果，虽然出现了一股小小的逆流，但只要能够警醒，克服这一逆流，保持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并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