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的犹太人与匹兹堡枪声：美国反犹主义的历史、必然与吊诡
作者：王聪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澎湃新闻
2018年10月27日，正在举行安息日宗教仪式的匹兹堡市“生命之树”犹太教堂突发枪击案，致使11人喋血身亡，6人受伤。反诽谤联盟首席执行官格林布拉特(Jonathan A. Greenblatt)称之为“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袭犹事件”。据悉，嫌犯鲍尔斯（Robert Bowers）是一名典型的新纳粹分子，曾在社交网站上大肆发表极端排犹言论，坚信以“希伯来移民援助会(Hebrew Immigrant Aid Society, HIAS)”为代表的犹太人是把“侵略者”引入美国的元凶，而近期向美墨边境进发的“移民大篷车”及由此而生的仇恨情愫则成为他锚定犹太聚居重镇——松鼠山（Squirrel Hill）社区并大开杀戒的“导火索”。
事实上，若放眼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美国，“匹兹堡枪声”或许只是白人至上主义回潮与仇恨犯罪率激增的大环境下，反犹主义“借尸还魂”的缩影。
“美国精神”的寄生物
早在2017年夏洛茨维尔骚乱之际，新纳粹分子便频频当街高呼“犹太破坏美国血统”“犹太人休想取代白人”等口号，把在美国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生活水平偏上、政治根基和经济背景相对稳固的犹太群体作为他们散布种族主义言论、鼓动仇外思想和催生凶残行径的理想“靶子”之一。
反诽谤联盟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反犹事件爆发量比上年度高出60%，为该组织1970年开始追踪此项数字以来增长率最快的一年，记录在案的骚扰犹太人事件约1015起，包括163次炸弹袭击，比2016年增加41%；952起破坏犹太社区财物案，比2016年上涨86%，另有19起人身攻击。更糟糕的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把煽动目标锁定于年轻一代，校园沦为排犹“重灾区”，两年间相关事件数量几乎翻了一番。
促使当前反犹主义在美国各地甚嚣尘上的原因颇多，简单归纳起来无外乎四点：宗教矛盾蓄积、历史惯性牵引、社交媒体温床与政府舆论诱导。
众所周知，同根同源却又各成一脉的教义、神学观念和传统使基督教在历史上批驳犹太教及其信徒的观念直到今天仍有很大的影响力，不仅为部分信奉基督教的极端分子仇视犹太人提供了注脚，更在世俗世界的族群、社会矛盾轮番浇灌下，衍生为种族或政治意义上的反犹主义（anti-semitism），作为西方传统文化的糟粕而延绵至今。故而当欧洲殖民者踏上北美大陆，尝试在这里开辟新家园时，也把有关犹太人“邪恶”、“狡猾”、“利欲熏心”、“叛徒”、“无根”等刻板印象和存在于两派教徒之间的群际焦虑夹带进来。
虽然在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刻，排犹都称不上主流思潮，其体制化、政策化程度始终相对较低，从未上演如同欧洲历史上那般血腥的屠犹惨剧，即便2017年的民调结果也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尊重和欢迎其犹太邻居，但该“仇恨因子”却因基督-犹太二教的神学冲突状态而长期寄生于“美国精神”的阴暗处，稍有风吹草动便会故态复萌。
历史塑造的“条件反射”
从历史演进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工业化浪潮裹挟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商业机遇和美好憧憬席卷美国时，也同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形成了共振效应。一时间，犹太人口数量显著上升，填补了先前因数量少而淡化的存在感，加之资本主义内在结构性矛盾逐渐外部化，政治腐败、阶级冲突、贫富分化、社会道德沦丧等问题多点并发，美国国内排犹势头猛烈，扫射犹太教堂、印刷反犹宣传品、在犹太社区制造纵火爆炸案，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自大萧条开始，经济危机与二战难民潮的双重压力使得犹太人再度沦为众矢之的，全美反犹组织如病毒复制一般增生，甚至国会参众两院、政见不和的各派人士都纷纷从反犹主义中汲取能量。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在与世界范围内持续抬头的右翼浪潮相互裹挟下，内化于美国社会中的族群矛盾、仇外心理、阶层鸿沟等纷纷“现身”，使“撕裂”成为美国短期内难以走出的国家困境。结果不言而喻，犹太人再度成为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各类仇恨犯罪的攻击焦点之一。
由此可知，此次犹太教堂枪击案看似偶然，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讽刺与必然性。如果说宗教矛盾在美国移民众多、人口成分复杂、文化信仰多元的土壤上播下了仇视犹太人的种子，那么美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反犹主义高潮则塑造了这样一种条件反射：一旦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矛盾趋于尖锐，便会有人自然地拿犹太人当替罪羊、挡箭牌，从而转嫁矛盾、凝聚共识。
网络与总统推波助澜
另外，随着网络虚拟空间联动全球，web2.0社交媒体彰显个人特质以及网络亚文化群体层出不穷等趋势某种程度上为在美国具备一定“市场”的反犹主义组织或个人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他们一方面尝试开辟专属反犹网站，或通过类似布赖特巴特新闻网、风暴前线（Stormfront）等右翼网站展开宣传攻势。另一方面还借助诸如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优图（Youtube）等社交媒体散布排犹思想、聚集信众。为了躲避后台系统审查和删除，他们采取“黑话”、“暗号”发布信息。此次枪击案嫌犯便一度在社交平台Gap上发布反犹言论，虽然东窗事发后，Gap因疏于言论审查、纵容仇恨思想蔓延而被多方封杀，但全美类似平台不在少数，确乎为反犹势力大行其道提供了“温床”。
最后，政府的舆论导向在反犹主义悄然兴起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朗普上台后先是将多个鼓吹白人至上主义，反对平权法案，痛恨多元文化，强调捍卫“西方价值观”的极端保守人士收入内阁，奠定了其团队浓重的偏右、保守底色。与此同时出台一系列收缩移民政策、强化边境执法的改革方案，让美国本就极富张力的族群关系剑拔弩张。另外，口无遮拦的特朗普一方面曾在公开场合对部分民众高呼“把索罗斯抓起来”采取默许和纵容态度，无视索罗斯作为犹太公众人物代表之一，具有较强的象征意义；还多次公开宣扬所谓“民族主义”或直接宣称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另一方面，自2016年3月起，特朗普至少75次转发来自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推文并于2017年11月再度转发极右翼组织“英国优先”的宣传视频。以上种种均有意无意地诱导、刺激了暂时压抑或隐藏自身的反犹分子，使他们频频利用“仇恨”武器，尝试在政治参与中形成规模效应。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亲信中不乏主张亲以色列的福音派教徒和正统犹太教徒，其女婿贾瑞德·库什纳和宣布皈依犹太教的女儿伊万卡便是典型代表。于是乎美国在全面偏袒以色列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形成了政治上的亲犹太主义与宗教上的反犹太主义双轨并行的矛盾局面。
该情势本质上不利于国内对反犹主义的警醒和抑制。原因有二：一则部分极端反犹分子看不惯美国总统被犹太势力包围，这可能成为他们突破底线的诱因；二则与以色列的亲密盟友关系往往掩盖了美国社会内悄然壮大的反犹萌芽，错过加以遏制的最佳时机，极易酿成灾祸。
总而言之，在以上四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未来一段时间，类似“匹兹堡枪声”的恶性事件很难禁绝，美国必须要重新审视和反思反犹主义这一“古老”的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