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国产巨婴”探源

作者：郭良平

日前，一家中国人在瑞典旅馆的纠纷被炒得沸沸扬扬。中国大使馆和外交部出面，使其成了外交事件。不管内中曲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中国网民马上断言，这又是一起中国人丢脸丢到国外的事：向这一家酒店订了一天，却在半夜到达，企图再混一晚。一旦不成，就采取中国人的惯用伎俩“一哭二闹三上吊”，大喊“警察打人啦！”

类似事件还有，2015年8月24日，一对中国夫妇因劳资纠纷，到新加坡人力部申诉未能如愿后，到马路中央手持纸张跪立在地，因影响交通而遭警方逮捕。

2012年12月6日，两名中国籍建筑工人在新加坡因薪资纠纷，爬上六七层楼高的塔吊，以自杀相威胁，事后因非法滞留工地和引起惊慌被捕。

今年1月28日，伊朗德黑兰遭遇20年不遇的大雪，机场关闭，约240名中国旅客滞留。一段视频显示，乱哄哄的机场里，一群中国乘客激动地不断高喊“中国，中国”，引发众多外国人围观。

1月24日，175名中国游客因为目的地上海大雪而被困日本成田机场，和航空公司和机场工作人员发生争执，最后和警察发生冲突，结果是一人被拘，其余游客集体含泪高唱国歌。

2015年9月4日，从曼谷飞往重庆的航班因暴雨延误，部分中国游客与机场人员发生冲突，大呼 “泰国人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并手挽手唱国歌。

2016年1月24日，在狂风暴雪影响下，韩国济州机场航班起降全面停顿，有中国旅客在航空公司的柜位掷椅子泄愤。

这些事件之共同处，是将民事纠纷上升为国际事件，都在网上引起了激烈讨论，而且谴责的声音高于支持或同情的声音，连《环球时报》都送给这些人“国产巨婴”的雅号。中国使领馆人员疲于奔命，通过官网或媒体告诫中国游客要“理性对待，依法维权”，认为绝大多数都是民事纠纷，远没有上升到国家民族问题的高度。央视新闻如此说：“祖国是你危难时的后盾，但不是背锅侠。”

中国民众面对权威时习惯性博弈

这些事件突出反映了中国民众面对权威时习惯性的博弈。“战狼式的爱国”只是一张牌而已，体现出来的是长期在体制下形成的国民性。中国人不缺勇气，不乏智慧，刻苦耐劳，生存能力很强，但往往表现出机会主义行为模式，无视法规，无原则性，以“闹”取胜，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能到国外旅游的，都还是中国人中的佼佼者：要么比较富裕，要么更有能力。他们表现出的不是中国人本能的欠缺，而是中国国内生存环境所造成的文化和行为方式的惯性。中国人是如何成为“巨婴”的呢？有这么几条生产线。

第一条生产线是“维稳”体制。邓小平定下来的两个国策是“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两者可以说对中国的腾飞都起了巨大作用，但两者都有副作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副作用越来越严重。发展的副作用是资源环境的退化，维稳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巨婴症”。当局已着手对资源环境大力整治，但对“巨婴症”还缺乏足够认识。

所谓”压倒一切“，在实践中也确实包括了一切：法律、制度、常理、人情、道德、人权、人格尊严等等，只要能达到目的，这些都可以讨价还价，甚至置之于不顾。维稳在国外以高压和威权主义闻名，但它的另一面是无原则地让步、妥协和收买。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故事主线围绕着一个农妇进京上访告状展开。县、市、省里的干部为了阻止她上访，围堵、劝说、送礼、拉亲戚关系……什么办法都用上了，为的是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中国官民间的长期博弈形成了一些文化和心理定势。一是“青天大老爷症”：民众总寄希望于一个好官出来为自己作主，因而永远把自己打扮成可怜的受害者，追求的也永远只是个人利益，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正义、公理和公正。矛盾的解决没有像美国民权运动那样，推动公德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反而使机会主义泛滥。二是人情大于法，也大于天；有关系什么事都可以搞定。三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和“法不治众”的心理预期。与之相对应，当局也常常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策略以息事宁人。

上述事件都是这种心理预期带到国外的结果。一遇到问题就找关系、送礼甚至贿赂当地官员或警察；或者忍气吞声，不敢坚持原则，依法维权；或者大哭大闹。这种国民性常使中国人在国外被当作软柿子捏，也使国家的软实力大打折扣。

第二条生产线是无处不在的权力，和中国人在权力的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这在官场上表现为人身依附关系，团团伙伙，视上级为老板，视下级为家臣。在学界，官位远大于学术，“享受国务院津贴”成了地位的标识；古时文人的高风亮节成了日下的犬儒盛行。在商界，私企老板无论有多大产业，也不得不对一个小处长、甚至一个镇长点头哈腰。官本位制在中国是一种文化，对国民性的塑造是依赖性强，自主性弱，机会主义倾向严重等。在这种环境下，个性和健康的人格是无法成长起来的。

“领导”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是个高频词，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中占据一个中心位置，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系统性的影响。对许多人来说，巴结领导是永恒的主题，生存策略围绕着领导转。遇到点小事、闹点小矛盾，不是设法自己解决，首先想到的是去找领导告状，打小报告；同事之间尔虞我诈，到领导那里互相拆台。

另一方面，领导和被领导者（群众）之间权力、权利和义务界限模糊，两者处于一种博弈状态。一方面“领导”不仅对“群众”的八小时之内负责，也对八小时之外负责；不仅对工作负责，也对思想，道德品质和生活负责。“领导”似乎有无限的权力，但也担着无限的责任。因此，硬币的另一面是“群众”可以跟领导耍赖，找领导闹事，钻领导的空子，制造舆论和“群体事件”给领导施加压力。

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领导”的幽灵，大大压缩和挤占了个性发展的空间，包括自主处理问题的能力、动手能力、领导能力，以及道德成长的空间。中国的优秀学生到西方一流大学去读书，考试成绩都很好，但动手能力和领导能力低下。中国人在国外是很好的雇员，但成为经理、总裁的是凤毛麟角。在硅谷各公司的管理层，中国人混得远不如印度人，从政纪录上更是一塌糊涂。

第三条生产线很直接，就是家庭环境。长期的计划生育造就了大量的长不大的“小皇帝”和“小公主”。在父母和两套祖父母的百般呵护和在沉重的学习负担下，他们更没有独立成长的空间，连基本的生活技能都没有。他们不知道怎么和人相处，少有责任感，儒家传统中的纲常伦理也被颠倒过来了；什么“和合”“中庸”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都是扯淡，天下唯我独尊。一些家长的是非不分和机会主义行为模式对他们也是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继承过来了。这些不能概括所有甚至大部分独生子女，但相当一部分是如此。

三条生产线都与权力的泛滥有关。如何整治这些“国产巨婴”呢？中国常常批评西方的“人权外交”虚伪，目的是颠覆、打压中国。然而只有在法律保护下不受权势侵害的人权，才能提供个性和社会道德充分发展的空间，是治疗“巨婴症”的良药。保护很好的人权是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中国文化里缺乏的元素就是人权的概念；中国有“人命关天”的理念，但其中包含的人权概念却没有发掘出来。中国有法家，但没有和人权观念相结合，因而没有生成法治的传统。

法家也一直无法走出为统治者维持大统和秩序的局限，不仅没能保护百姓，反而成为压迫百姓的工具。如果每个人周围都有一个任何权势都无法侵犯的空间的话，安全感提高了，为公义而挺身、为原则而担当的成本降低了，中国人就不会觉得在夹缝中求生，就会少些机会主义，多些道德的勇气。“全面依法治国”的改革如能让中国人民从心理上也站起来，扫荡小人、重建君子社会，则厥功至伟。

•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 来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