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援助的面子问题

作者：will/“8字路口”公众号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民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裤子，这种裤子耐磨，但穿一阵就一阵黑一阵白，前面印着日本，后面印着尿素。

这个时候，中国还在实行票证制度，只有获得布票，才能到国营商店买上几块粗布棉布，但质量不好，穿不了几天能就磨坏了，得一层一层往上打补丁。

于是便有了这种奇怪的裤子。而由日本进口的尿素，口袋因为含有耐磨的尼龙就变成了宝物，袋子被人们裁剪开来，染色裁剪制成了裤子。

但普通农民还穿不到，只有少数干部才能获得这样的待遇。由于染色剂质量太差，没多久就开始掉色，很多人的裤子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于是便有了不少嘲讽的顺口溜。

干部见干部，先比高级裤;

前边日本产，后边是尿素。

说是嘲讽，却也是嫉妒。那个年代，谁不想拥有一条穿不坏的裤子。

后来，上面发了命令：尿素袋子定价公开在各公社的供销社门市部公开销售，让社员自由购买，严禁开后门。

在日本用作工业包装的尼龙，到中国成了奢侈衣物。这件事传到日本，让日本人既震惊又同情。

01

1972年9月25日，一架日本航空的DC-8型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停在T1航站楼前。当时，首都机场只有这么一座航站楼。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率团来访。

在此后几天的建交谈判中，两国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协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求日本承认历史战争罪行。

与此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做出了一个决定：放弃日本对华战争赔偿。这一决定很快随着《中日友好条约》，传遍世界。

这个时候，中国还不知道，日本有一种叫ODA——政府开发援助的东西。

早在1954年，从“拥抱战败”中走出来的日本加入了英联邦国家发起的科伦坡国际互助计划，之后便提出了一项官方开发援助计划，全称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ODA。

这项计划，要求发达国家以资金和技术援助、教育培训计划帮助东南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日本就这样捐助了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国。

全是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

对日本而言，参加这场国际援助有两层含义，第一，这是国家实力的体现，有助于传播日本的国际影响力;第二，则希望改善此前因侵略战争陷入低谷的国际形象。

几年后的1978年，邓小平访日，受到日本政界和民间的广泛欢迎。

在日本，他除了出席外事活动，就是参观几家日本最好的企业，日产汽车、松下公司等，把微波炉、气垫船等各种新产品都统统体验了一遍。

在从东京前往京都参观途中，邓小平搭上了东海道新干线光号列车，这是日本最早于1964年推出的高速客运列车，时速220公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高速铁路系统。

这一年，中国的火车还是蒸汽驱动，最快的时速80公里。从北京到上海的列车，即便不停站也要19个小时。这样的列车还被称为“特快”。

日本记者来采访他搭乘新干线的感受，邓小平说了一个字：快。像是有人在推着我们跑，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邓小平回国后几个星期，北京便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将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搞经济建设，家里又穷，只能借钱。向哪里借款?还是日本人。

几个月后，日本贸促会关西本部会长木村一三率领企业团到访北京，带来一个消息：日本政府有一种援外贷款，旨在帮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8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经济。

身为猫论的创造者，邓小平当即拍板：如果条件符合，就申请日本援助贷款。

第二年，当初作为外相访华的大平正芳当上了首相，访问中国。他宣布，对中国提供500亿日元贷款(折合2.2亿美元)，利率0.95%，期限四十年，前十年付利息，后三十年还本金和利息。

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日本这笔贷款，就超过了中国的全部家底。

也是这一年，中国开始大规模外派留学生，一个姓易的北大经济系学生被派往美国留学。他本来想多带点美元出去，但国家规定每人只能换两美元。他到了美国才知道，这个钱能买两瓶番茄酱。

在日本外务省的记载中，对这个决定是这样描述的：

日本ODA政策的核心理念是支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希望促进对华的政治与经济关系。

同时，日本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在ODA方面予以特殊考虑。

02

第一批援助贷款的到来，为中国解决了燃眉之急。

这笔钱建成了大同到秦皇岛的大秦铁路，秦皇岛港口，把煤炭、稀土矿、铁矿石卖出去，买进更多的货物和贸易。

日本自然是第一个顾客。

没想到的是，煤炭运往日本，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段子，说阴险恶毒的日本人每年从中国买3000万吨煤炭倒进大海，准备以后和中国开战，到时候把煤炭捞起来用。

实际上，把煤倒入海里不仅污染海水，超过90天就容易被氧化变质。但这个段子，还是顽强地持续到了微信时代。

不过，日本的确不是没有私心的。

日本既需要进口大量资源用于生产，同时也需要将日本工业产品输出海外，ODA也是这种国家需求下的一种体现。

按照两国间的贷款协议，中国需要向日本采购占贷款总额50%的商品。不少日本公司就瞅准这个机会，大举进入中国。松下、东芝、索尼、日立，都赶上了这个风潮。

另外一个最早的日本援助项目，也符合日本的利益。

1979年，“中国沙漠开发日本协力队”来到中国。这是日本对华无偿援助的项目之一。

他们的目标，是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齐沙漠，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境内，距离北京700公里。

几百年前，如日中天的蒙古帝国征伐日本，踌躇满志。连日本行省都已经设置好了。如果那次征伐成功，日本列岛说的就是普通话了。不过，一股“神风”吹翻了蒙古舰队，日本得以幸存。

二十世纪，另一股风从中国吹向日本，最快只要三天就能抵达。日本人受不了这股风了。

日本环境厅的监测报告显示，自1966年以来，日本每年至少有50天以上受到中国刮来的黄沙的影响，首要的罪魁祸首，就是库布齐沙漠。

在他们眼里，帮助中国治理沙漠、植树造林是头等大事。

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个叫远山正瑛的日本人。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以留学生身份来过中国，华北肆掠的风沙让他印象深刻。

没有人能想到，远山正瑛在这块沙漠里，一呆就是24年。

他说，如果治理中国的沙漠不成功，他就从日本最高的楼上跳下去。

2003年，远山正瑛获得素有“亚洲诺贝尔和平奖”之称的“麦格赛赛奖”。这个奖一般颁发给为公共利益出力甚多的人物。

中国也有人获得过这个奖，比如袁隆平。

在颁奖现场，远山正瑛说了一句话，让电视机前的日本目瞪口呆：

日本自卫队应该把枪炮都扔了，全部拿起铁锹去中国种树。

超过10000名日本人在他的号召下，前往中国植树。

一位曾经参与侵华战争的老兵在这块沙漠上痛哭：

当年我是扛着刀枪来的，现在我是扛着树苗来的。

我栽种的每一棵绿树，都是一份深深的忏悔。

03

这种带着忏悔来中国的日本人，为数不少。

1941年，日本陆军第23师团攻占香港，35岁的渡边武目睹了日军在香港四处烧杀掠夺，强奸妇女，残杀儿童的暴行。战后，他筹备建立了亚洲开发银行并出任首任行长，本着赎罪的态度为亚洲国家提供援助贷款。

他退休后，建立了一支“花甲协力队”，组织上千名退休的日本人到海外发挥余热，支援中国的建设。其中，好多人都是参加过侵华战争的。

他们的到来，改变了中国的味道。

在山东烟台，来了花甲协力队的一位日本专家，名叫菅井功。

这是菅井功第二次来中国。1945年，他是日本派往哈尔滨的一家工厂的技术工人，日本战败后他患上了一场急病，生命垂危。是一位好心的中国医生为他做了手术，帮他返回日本。

中国从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大规模种苹果了，日本的苹果还是从中国引进的。但从1939年开始，日本将中国的国光苹果和黄元帅苹果杂交，培育出一种新的苹果品种：红富士。风靡世界。

80年代，山东烟台曾从日本引进红富士品种，但由于不懂技术，果树常年不挂果。

菅井功一来，就开始锯掉果树粗壮的树枝，当地人一度认为，这个老头是过来搞破坏的日本鬼子。但到了秋天，枝头就挂满了又大又红的苹果，大家全服了。

之后，菅井功每到一地上课，就被围得水泄不通，政府不得不派出公安维持秩序。到后来还是太火爆，以至出现了一个奇观：菅井功坐车走在前面，后面有几百人骑着自行车，追赶着要跟他学技术。

另一位日本有名的水稻专家藤原长作1980年随日本民间友好访华团来到黑龙江，就此决定要帮助中国。原因是，他在哈尔滨附近的方正县，看到了一座坟墓。

方正县与日本颇有渊源。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方正人收养了4500多名在死亡边缘的日本侨民遗孤，还将5000多名侨民遗骸入土安葬，修建了“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

这座墓，这段以德报怨的历史，感动了藤原长作。

听说藤原长作要来推广水稻种植技术，当地政府特地与农民协商，为他腾出来75亩水田。

按照中国人种水稻的习惯，水稻育苗需要大水漫灌，藤原的办法却是旱地插秧，秧苗插得稀稀拉拉。农民们一看，就觉得这个日本人不安好心：这个老鬼子，纯是要害我们种不出来粮食。

于是，农民们纷纷要求收回土地，75亩试验田一下子变成了27.4亩。结果，那一年藤原种植的土地亩产八百斤，而一般稻田遭遇严寒，只收了两三百斤。

黑龙江省将藤原传授的种植技术编成一本《寒地水稻旱育栽培技术》，一次印了十万本，推广到全省，当年农民就增收了13亿斤。

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

04

在援建北京的一处地标时，日本发现了问题。

这处地标，就是1991年开始建造的首都机场T2航站楼。

距离上一次建设机场，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原来的T1航站楼已经人满为患，不敷使用。

新机场扩建计划建设33.6万平米航站楼，46.4万平米的停机坪，建设中国最大的机场。但计划做完了，资金不够。最终，北京市政府向日本申请了超过300亿日元的长期贷款，占T2航站楼建设的一半资金。

而在这段援助的经历中，出现了一个尴尬的情况：中国不愿意宣传此事。

几年后，T2建成投入使用。但经过机场的日本人发现，机场设施内没有一处标明：接受了日本援助。

经日方再三交涉，国内出发检票口附近树立了一块告示牌，说明“日本政府提供了部分贷款”。但一年后，这块告示牌便被撤走。

在更多的地方，长江大桥，北京地铁1号线、浦东机场、重庆地铁、青岛港、杭衢高速……日本人发现，这些由日本低息贷款援建的设施，都没有日本援助的标识。

很多日本专家在前往中国支援时发现，很多地方政府对来自日本的援助贷款和技术一概不知，只知道这一切是国家给的。

一些中国人认为，援助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日本没有给予中国战争赔偿。也有人认为，既然是要还的贷款，怎么能称得上援助?

很多日本人看来，ODA贷款与商业贷款不同，因为贷款周期长，不追求商业利润，利息极低。中国人居然没有感恩之心?

而一个可见的事实是：中国不愿宣传日本援助，日本官方则否认这是对战争赔偿的替代。

关于战争赔偿与对华ODA的关系，争论的声音从未停止。在日本民间，很多媒体和民众都把对华援助视作变相的战争赔偿。

在日本人自己的对谈中，他们并不避讳这一点。

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对国会发言：“出于对过去的反省和中国放弃赔偿的决定，要与中国的建设事业积极合作。”

日中经济合作协会会长稻山嘉宽曾表示：“由于中国没有从日本获取赔偿，日本政府应该在诸如贷款利率等方面做出特殊的例外安排。”

但是，在对外发言中，日本的政府高官、驻外使节，从来不承认这一点。

2003年8月新修订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中，日本政府的说法是：对中国ODA的目的是贡献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的安全与繁荣。

前日本驻华大使国广道彦说：

如果把经济援助当成战争赔款的一种表现形式的话，我想大部分日本人是会反对这种说法的。

就连签订第一项援华协议的大平正芳也表示：

中国方面尽管处于可以提出任何要求的地位，但中国放弃了要求赔偿的权利，我们将理所当然地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场上，相互进行经济交流。放弃战争赔偿没有直接的联系。

这是日本的一贯风格。

在其他一些问题的解决上比如韩国慰安妇问题，日本官方在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战争罪行，但一直拒绝赔偿，只肯建立一个“和解治愈基金会”，提供“不损害日本法律立场的人道主义援助”。

中国和日本，这对邻居，一样要面子，谁也别说谁。

大概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是关系最近的两个国家。

05

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随即宣布，日本将全面停止对华ODA无偿援助和技术支持，除已有项目继续进行，不再推出新援助项目。

这一年，恰逢中日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

在这之前的2008年，中国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又搞了神舟七号宇宙飞船的发射，日本宣布停止对华低息贷款，只保留无偿援助。

四十年间，日本对华援助总额达到3.65万亿日元(合2551亿人民币)，其中贷款达到3.31万亿(合2317.9亿人民币)，无偿资金援助累计达到1398亿3300万日元(合97.73亿人民币)，技术合作累计金额达到1849亿200万日元(合135.37亿人民币)。

最后的一批贷款，要到2037年才能还完。

这还只是官方的援助数据。民间的数据，无法统计。

日本是中国的最大援助国。

四十年里，从铁路、港口、机场建设、农业培训、植树造林、污水处理、疾病预防、医疗培训再到教育，日本援助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四十年过去，两个国家都已经不是当初的模样。

当初在中国攻城略地无往不胜的日本电器，早已风光不再。

后来，日本贷款中购买日货的比例降到了15%，又降到了无限制。

再后来，在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面前，日本电器已经没有优势了，最后陆续撤出了中国。

首都机场盖起了比T2更加宏伟和富丽的T3航站楼，没有用一分钱的日本援助。

远山正瑛于2004年去世，活了97岁。他的遗嘱是：

一半骨灰送回日本家乡，另一半埋在他种了一辈子树的这块沙漠里。

当地政府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还为他铸造了一尊铜像。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为日本人铸造的第一尊铜像。

中国的沙尘暴次数少了，飘到日本的沙尘次数也就少了。新的挑战，是中国的雾霾被西风刮到了东京。

2015年，日本读卖新闻的一份数据报告显示，从西部到九州岛中部东京，空气中PM2.5的含量，中国的贡献率是平均61%和39%。

随后，日本政府表示将出资1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亿)，对在中国从事植树、绿化事业的民间团体“日中绿化交流基金”进行援助。

2010年，组织“花甲协力队”的渡边武也去世了，享年整整105岁。

他不知道，中国有一部抗日神剧，里面有个无恶不作的日本军官，是特意请日本演员涩谷天马扮演的，也叫渡边武。

藤原长作当年传授水稻栽培技术的方正县，现在是个水稻大县。它不远处还有一个县，叫五常县，学水稻种植技术学得特别到位。

现在，全中国的大米市场至少有一千万吨“五常大米”在摆着卖。

而五常县每年的大米产量，刚刚超过一百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