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体西用”到“脱亚入欧”：中日两国近代社会转型道路比较
作者：陈浩武
文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我认为，在近代中日关系上有很多可以比较的地方。好比说，日本有“岩仓使节团”，中国有“五大臣使洋”；日本有伊藤博文，中国有李鸿章，等等。我今天讲其中的一组比较，就是把两个思想家——日本的福泽谕吉和中国的张之洞，分别提出的两个口号做一个比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国家、两个民族在面对西方挑战的背景之下，它们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我们知道，中日这两个国家在转型过程当中，有着相同的背景，就是18、19世纪的西方殖民大潮。这个背景在中国表现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日本表现为1853年的“黑船事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把这种东方国家受到西方国家挑战的现代化转型模式，称为“挑战—回应模式”，就是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挑战，东方文明对这种挑战的回应。
那么，同样是受到西方文明挑战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日本，他们为什么会走上不同的现代化转型道路？
在一个民族的转型过程当中，知识分子或者说思想者，往往会成为精神的主导，而且知识分子或者思想者的精神高度，往往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思想高度和精神高度。
在日本面临西方黑船叩关，面对西方文明挑战，福泽谕吉认为，文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坚船利炮只是西方文明的一个表象，能够制造坚船利炮的社会制度才是根本。所以，福泽谕吉在当年出了一本书，叫《文明论概略》，这本书其实就是在讲一个问题——文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告诉日本人民，不仅仅要看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更应该关注制造坚船利炮的社会制度，这才是西方文明的精髓。
因此福泽谕吉认为，学习西方有两种模式：一个是学习技术，一个是学习制度。由于福泽谕吉认为文明不可分割，所以他认为，在学习技术的同时，更应该学习西方的制度。
我们再来看中国。中国也有一个和福泽谕吉类似的人物，一个思想者，这个人就是张之洞。在同样面对西方挑战的中国，张之洞提出来的口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说，西方的技术是我们要学习、要借鉴的，但前提是中国的儒家思想、祖宗成法不能变，意识形态不能变。很显然，张之洞是把文明分割成了两个部分，“体”的部分和“用”的部分。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分呢？从逻辑上讲，是因为张之洞认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体”是优越的，我们和西方的差距仅仅只是在“用”的方面，技术层面的差距。我们的精神层面、思想层面的高度，我们中华儒学的核心价值是有优势的，是不能变的。
如果我们把张之洞的思想和福泽谕吉的思想做一个比较，现在来看，肯定是高下立见。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当初他们两个人的观念差距这么大？
福泽谕吉自己讲过，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他的使命，就是用他思想智慧的光芒，去照耀这个民族前进的道路。福泽谕吉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既没有跟民众站在一起，也没有跟明治政府站在一起，而是保持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学者的独立性，他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来源于“文明是一个整体”的基本理念。既然文明是一个整体，就不能只学习坚船利炮，而对生产坚船利炮的制度文明置若罔闻。因此，既然文明是一个整体，那自然在逻辑上就必须“脱亚入欧”，这就是日本的选择；而如果文明是可以分割的，就只能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就是中国的态度。
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呢？在于东方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当中，究竟是否要改变社会的基本制度。福泽谕吉的思想毫无疑问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从整体上脱离儒家文明的体系，而全面拥抱西方。按照张之洞“中体西用”的观点，就是在不改变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仅仅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显然，这两个人的观念不同，恰恰是两个民族的转型道路差异。从1840年到1894年，“中体西用”就是中国的道路。从1853年到1894年，“脱亚入欧”就是日本的道路。两个道路走下去，结果就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和1895年的《马关条约》。中国屈辱地接受条约，割地赔款，就是这种道路选择错误所付出的巨大成本。
时间过去了150年，今天我们可以对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做一个冷静的分析，为什么双方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轴心文明国家的现代转型困境
首先，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是轴心文明国家，而日本不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所有的轴心文明国家在现代化转型当中，都面临一个共同的困境，就是学习其他文明的正当性问题。中国为什么要学习西方？正当性是什么？这是轴心文明国家在现代化转型当中遇到的普遍的问题。
轴心文明国家一般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有很多原创性的文明；而且往往也是文明的输出国，对周边或临近的国家产生了重要的文化影响。比方说在鸦片战争之前，亚洲有一个以中华儒家文明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中国人的“天下观”，中国人所坚持的“夷夏之分”等等，都是这种朝贡体系的产物。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国和华夏的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高峰，是有着强烈优越感的。包括日本在内，一些亚洲国家都有长达千年的“慕夏”传统。日本从公元646年的“大化改新”开始，就比较系统地接受中国的儒学思想，并用这套思想构建了日本的政治制度。随后，日本从中国学习了汉字，引进了儒学、佛教和国家典章律令。
然而，儒学虽然有极高的精神价值，但是它并没有完成类似像西方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过程。对于轴心文明国家来说，是否完成宗教改革，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西方通过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实现了两个最重要的目标：第一，人成为衡量社会正义的唯一价值标准；第二，实现了工具理性和终极关怀的分离。任何一种轴心文明，如果不能完成它的现代宗教改革的转型，是无法得出这两种结论的，而往往会在工具理性和终极关怀的分离当中遇到极大的困难。
这种分离有什么意义呢？轴心文明如果不实现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分离，会有什么问题呢？最大的问题就是终极关怀压制工具理性。人们对科学的探求，对人的民主自由的诉求，往往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压制。中世纪基督教就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人们在科学领域的探索，比方说宗教裁判所对日心说的惩罚等等。
中国的儒学同样面临这样一个困景，它虽然曾经辉煌，但是因为没有完成一场宗教改革，所以以终极关怀来压倒工具理性的案例比比皆是。传统儒学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民主制度基本上是排斥的，这一点可能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当中遭遇到巨大困境的相当重要的文化方面的原因。中国在“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要修铁路，那些保守派认为火车的巨大的轰鸣声会惊扰祖宗在地下的灵魂，所以修铁路是对祖宗不敬。还有架电线，人们认为电可以把人电死，也就可能会把地下祖宗的灵魂电击身亡，同样不能做。李鸿章从申请修铁路到后来开始修第一条铁路，中间整整讨论了18年!为什么会有这么长时间的讨论？因为革新派和保守派的博弈，这就是用终极关怀压制工具理性的典型实例。
在这一背景之下，因为要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这个“体”不能动，基本的政治制度不能动；当“体”和“用”发生矛盾的时候，“用”就必须给“体”让路。毫无疑问，这种让路严重地阻挠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速度。
这样的事情在日本有没有呢？有一些，但是没有形成主流。轴心文明国家坚持的所谓道统，和非轴心文明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轴心文明国家失去了道统，就失去了自我身份的认同；而非轴心文明国家则不然。日本“脱亚入欧”，放弃儒家文明，它照样还是日本，只是从原来的向中国学习，转向全面拥抱西方。这不仅没有改变日本的角色，反而使它成为西方现代阵营当中的一员。但是，中国如果失去道统，以儒家为核心的这种朝贡体系的崩溃，就意味着失去了身份的认同，这是他们非常害怕的。
这是我分析的第一个维度，从文化的角度，分析轴心文明国家难以解决向西方学习的正当性问题的原因，这也是我们遇到的巨大的障碍。
“后发优势”：“中体西用”的新马甲
我再说一下政治层面。
假如“中体西用”这个口号是张之洞提出来的，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张之洞为什么不提“脱亚入欧”呢？原因很简单，张之洞并非仅仅是一个学者，一个思想家，他还是朝廷的高官，是一个大臣。他提出一个口号是要基于一种政治考量，他和福泽谕吉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福泽谕吉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我刚才讲到，他既不和民众站在一起，也不和明治政府站在一起，他是从民族大义出发，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需求出发，他不会看某个人的脸色去提口号。但是，张之洞不一样，他自己非常明白，他提出的口号必须在慈禧太后、在朝廷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张之洞是否意识到了中国也必须要“脱亚入欧”？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如果张之洞提出“脱亚入欧”，估计他马上就会被朝廷罢官。我们再向前追问，为什么慈禧太后认为祖宗的成法不能变呢？是她出于民族大义，基于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提出来的要求吗？不是，慈禧只是为了要保住爱新觉罗一家一姓的江山社稷，她说“祖宗成法不能变”，是出于私心，而非出于公利。所以张之洞去迎合一个出于私心的慈禧太后，首先他在精神上就矮化了。在这种背景之下，张之洞是不可能站在福泽谕吉的高度的。张之洞的矮化导致了一个民族精神的自我矮化，这种矮化使中日两个国家从开始竞争的第一天起，就决定了中国的败局。这种深刻的教训说明，国家最高领导人如果出于一家一姓的利益，将会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
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入欧”，他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整个明治志士们接受了福泽谕吉的“文明是一个整体”的思想，决定要全面学习西方，所以日本走上了近代立宪主义的道路。“岩仓使节团”出使西方十五国，既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技术，也学习了西方的现代政治制度，包括制定宪法、设置议会，召开国会等等。岩仓使节团返回日本以后，责成伊藤博文制定宪法，这部宪法在1889年就公布了。
150年过去了，日本早就完成了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但是，回看我们的今天，是一个什么状况？
我们连续三年组织日本明治维新主题旅行和读书，包括今年12月29日还会组织一次关于“纪念明治维新150周年”的研讨会，请一些学者到会发表演讲。我们和东京大学、庆应大学的学者交流，发现日本学者对明治维新的兴趣不是特别的浓厚，因为对他们来说，这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但是明治维新话题在中国还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比方说“中体西用”这个口号，又穿上另外一个马甲重新登台，这个新的马甲就叫“后发优势”。
我们知道，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1995年前后到处大讲后发优势，什么叫后发优势呢？他们认为后进国家只要模仿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就可以实现快速的发展，后来居上，而无需改变基本制度。他们用中国30年的发展来论证这个道理，有人甚至还提出了所谓的“中国模式”，即把这种靠后发优势、模仿先进而得到的经济增长总结为一种模式，认为这个模式具有普适意义，可以在发展中国家推广。
在这样一片形势大好的乐观情绪当中，也有一个人像先知般地站出来，大讲“后发劣势”，这个人就是杨小凯。杨小凯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迟缓，模仿空间很大，很多东西根本不用创新，可以直接模仿发达国家。他认为这种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后发国家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改变的情况下，通过技术的模仿，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杨小凯认为，这绝对不是什么优势，而是一种诅咒。为什么说是一种诅咒呢？杨小凯认为，由于巨大的落差所导致的巨大模仿空间，会使很多后进国家只重视模仿生产、管理和技术，而不去认真地进行国家制度层面的变革。这种模式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由于没有根本制度的变迁，会给长期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隐患，甚至造成发展的失败。
杨小凯还进一步警告，在不改变制度的前提下，技术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治的机会主义，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的企业会贪腐成性，经济发展活力也必然会被蚕食。
我们不得不佩服杨小凯这种先知式的预言。其实他这些话都是在十几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讲出来的。今天想通过所谓的后发优势，想不通过改变基础制度而获得发展的模式，和当年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几乎如出一辙。所以，我们今天来研读和讨论明治维新，其实就应了一句西人所说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