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力行的道德楷模：罗斯福如何领导美国取得二战的胜利

作者：[美]杰伊·温尼克 著 李迎春 张园园 钱雨葭 译

4月12日下午1点15分，富兰克林·罗斯福举起手指了指他的后脑勺，说：“我的后脑勺痛得厉害。”然后他一头栽倒在地，再也没有醒来。“我一进屋子就听到沉重的呼吸声，这已经说明了一切。”威廉·哈西特不久后这么写道。当他走进罗斯福的卧室时，看见总统双目紧闭，嘴巴张开，呼吸困难……3点30分刚过，罗斯福就停止了呼吸。布鲁恩医生试过做人工呼吸，注射咖啡因苯甲酸钠混合液，最后直接将肾上腺素注入心脏。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3点35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宣告死亡。

“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

几小时后，当这个消息通过电报线路飞速传播时，震惊的哈里·杜鲁门正准备举行就职宣誓，埃莉诺·罗斯福前往沃姆斯普林斯，陪伴着她丈夫的遗体一同回家。此时此刻，一列载着109名犹太人的列车离开了维也纳火车站，开往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这是战争期间艾希曼部门进行的最后一次纳粹官方驱逐行动。几天后，盖世太保将在汉堡一所被不幸选中的学校地下室绞杀20名犹太儿童。

4月14日，当仓促布置的总统葬礼正在白宫东厅进行时，美军在另一处纳粹附属营区内发现了一个死尸火葬坑，坑内的木柴仍然在燃烧。4月15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海德帕克玫瑰园下葬的同一天，美军进入了诺德豪森集中营（Nordhausen），同时还有英军的一支小分队进入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一万具横陈荒野的尸体等待着他们。濒死之人和死尸一同躺在藏污纳垢的床铺上，几乎难以分辨。一名英国上校描述了他们路过时看见的场景，男男女女从床铺上跌落，然后倒在地上断气了。肮脏不堪、臭气熏天的营房里，医生们在那些认为还有生还希望的难民额头上做了红十字的标记。第一周每天都有300人死亡。在那之后的几周里，每天大约也有60人或更多人死亡。美国大兵们努力提供帮助，向那些瘦骨嶙峋的幸存者分发巧克力棒，但巧克力显然对这些人的身体机能系统而言太过奢侈，很多人都因此身亡。士兵们还分发了香烟。一些囚犯甚至没有去吸这些烟，而是直接把烟给吃了下去。

彼得·库姆斯（Peter Combs）是一名士兵，他盯着敞开的坟墓和“裹尸布”，在信中给家中的妻子写道：“我看见他们的尸体就躺在他们的栅舍附近，他们大概是踉跄着步子走出来或者爬到阳光底下才死去的。我看着他们虚弱地走完最后的旅程，一些人甚至就是在我看着他们的时候断了气……他们的结局已然注定，不可避免，他们距离死神太近，我们已经无法将他们带回阳间……贝尔森就是一处活地狱……也许对于那些质疑我们一直以来为何而战的人来说，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必要知道，这就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答案。”

我们一直以来是为何而战？这些话语一定会像轮唱圣歌一样不断回响吟诵。确实，囚徒对食物有多贪婪，就有多渴望美国人到来。无论美国人到哪里，胜利的场面都是一样的。这些场面引人联想起永远冻结在时间长河里的那一刻——当亚伯拉罕·林肯在1865年4月内战结束时踏上里士满大地的时候，一群欢腾的旧日奴隶兴奋地围绕着他。第71师的J. D. 普莱彻（J. D. Pletcher）曾协助解救贡斯基兴（Gunskirchen）集中营，他叙述了这一场景：“只要一名美国人出现在视线里，就会带来欢呼声、呻吟声和尖叫声。人群把他围得水泄不通，伸手去触摸他，去触摸吉普车，去亲吻手臂—或许仅仅是为了确认这是真的。那些行走不便的人会爬向我们的吉普车。而那些甚至连爬行都做不到的人，他们用手肘支撑起他们的身体，且不知为何，透过他们眼睛里饱含的所有痛楚和苦难，目光中流露出的是感激之情以及对美国人的到来所感受到的由衷喜悦。”每名囚犯都在谈论美国人的到来。那解放者自己有何感受？

普莱彻认同库姆斯所说的：“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斗，终于知道战斗的意义何在。”

1944年的果实

豪华的葬礼花圈已经枯萎了，被捡走了。埃莉诺原本没有要求鲜花，但那些花还是送来了，先是送到了白宫，又送到了海德帕克。现在公园里草木郁郁葱葱，玫瑰抽芽吐芯。几周内，第一批花蕾就会膨起，一朵接一朵逐一开放。这些花朵四周围绕着一圈高高的常绿绿篱，就像一条毯子，驱散微风的凉意。富兰克林·罗斯福终于得以安眠。

海外盟友和国内政敌当即表露了悲痛哀思之情。股票停止交易，棒球比赛暂时取消，教堂的钟声也敲响了。整片欧洲大地上，就连身经百战的战士也不禁落泪。对许多人而言——这些人多到难以计数——这是他们人生中最悲伤的一天。总统列车载着罗斯福的棺椁从沃姆斯普林斯出发，沿途驶过800英里路程，最终抵达国家首都，铁轨两旁有成千上万的人垂首而立。丝绒般柔和的天色下，沿途送葬者云集，人群沉默地注视着，异常凝重。他们注视着，泪水夺眶而出。他们看着，双手紧握，一言不发。篝火点燃时，他们肃穆地站立着，沉默不语，从农场到种植场再到城市，人群一路目送着列车如幽灵般缓缓驶过，最终抵达华盛顿。

送葬队伍缓缓从宪法大街挪步到第十八号街，最终抵达白宫，几架军事飞机从高空疾飞而过，人群抽泣了起来。葬礼以一首总统生前喜爱的雄浑赞歌《我们父辈的信仰》为开端，在白宫东厢完成了一项简单的仪式，最后以总统具有历史意义的话语落幕—“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随后总统的遗体就被运往了他心爱的海德帕克，那里的天空一片湛蓝，白丁香怒放，鸟儿啼鸣歌唱。这是纪念勇气和回忆的一刻。炮声响起，陆军学员向空中齐齐鸣枪三次。最后，由牧师乔治·安东尼（George Anthony）吟诵道：“我们将他的身体交还大地，土归土，尘归尘。”

然而，总统的遗体一下葬，华盛顿官方的哀悼仪式就很精简了。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回忆起来，罗斯福葬礼后的那个周日下午，他乘上了从海德帕克出发的回程送葬列车。“那些在政治上居心叵测的人怕是有不少事务要奔波处置了。返程途中，火车上原本压抑的气氛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他注意到了这些，并用轻描淡写的语气补充，“政客们一向择佳木而栖，忠诚易主，变节迅速”。现在总统是杜鲁门，而国外仍有一场战争等待取胜。

经历了五天的激烈战斗，巴顿的部队终于在4月21日占领了纽伦堡。眼下，艾森豪威尔表示，德国人已经见识够了盟军的轰炸实力，足够他们记上100年。此后，截至4月25日，柏林丧失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纳粹中最卑劣可鄙的希姆莱和戈林都曾公然试图与西方同盟国达成停战协定。希特勒下令将两人撤职。德国军队现在开始估量自己在战场上的处境，希望可以向美国投降，而不是向对纳粹恨之入骨的俄罗斯军队投降。

4月28日，柏林的夜空因轰炸变得一片火红。希特勒的防空洞直接受到了俄军大炮的攻击。炮弹如雨点般落下，墙壁和天花板都在地面的爆炸下瑟瑟发抖。第二天早上，元首下令将氰化物胶囊分发给他的工作人员，还有爱犬布隆迪。元首和他的副官们一一握手，安慰一番之后，口述了最后一道政治谕令——任命了他的继任者，并最后一次谴责了犹太人。然后，他急急忙忙地和爱娃·布劳恩结婚了。现在有消息传来说纳粹已经没有更多坦克了，德国人几乎弹尽粮绝。他们至多再抵挡俄罗斯军队24小时多一点。可以想见，希特勒最后的诏书是一份自杀协定。到4月30日下午3点30分，爱娃·布劳恩趴在沙发上吞下毒药，阿道夫·希特勒咬开了一枚氰化物胶囊同时扣动了他的手枪扳机，吞枪饮弹。讽刺的是，他几乎是和罗斯福同时死去的。元首的遗愿扭曲又可怕，他希望他们的尸体会被放到院子里，淋上汽油，再放一把火烧掉，正如希特勒手下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一样，在火葬场或空地上让大火吞噬干净他们的肉体和骨头。

翌日，一名会讲俄语的德国将军冒险现身，举着一面白旗。但他没有获得授权同意无条件投降。战斗一直持续到弹尽粮绝。当苏联军队无条件接管了柏林驻防区，戈培尔夫妇两人毒杀了自己的孩子，随后自杀身亡。到了这个时候，当一名俄国士兵孤身挥舞着苏联国旗，将它插在德国国会大厦的屋顶上时，整座城市大部分都已成了残垣断壁。仅苏联红军就有30万伤亡。柏林的平民伤亡达到12.5万人。而这些却远不及最惨重损失的万分之一。

当一队俄罗斯士兵在柏林偶然发现小群被隔离的幸存犹太人时，一名士兵坚持认为他们不可能还活着。这些数量稀少的最后幸存者，不是长期卧床不起，就是濒临死亡边缘，他们用昏昏沉沉的眼睛盯着这名士兵问道，为什么这样说？俄罗斯士兵用磕磕绊绊、不连贯的德语骇然回答：“Nichts Juden. Juden kaput.（你不可能是犹太人，犹太人都死光了）。”

德国所有军队于5月7日正式完成了无条件全面投降仪式。第二天，兰斯（Rheims）的一间简陋校舍中，人们大张旗鼓地正式宣布了欧洲的胜利（胜利日），很快便激起了人们的回应。在莫斯科，不论是身穿睡衣还是皮草大衣的人，都汇集成群，涌入了红场，高呼：“伟大的美国人，万岁！”整个世界都欢呼雀跃：伦敦、巴黎、纽约、安卡拉、布鲁塞尔、莫斯科，还有美国各地，从华尔街到华盛顿，从洛杉矶到芝加哥，五彩纸屑像雨点般洒下，礼炮隆隆，人们都涌上街头，欢呼庆祝，手舞足蹈。人群徘徊了几个小时，久久不愿散去。庆祝活动中，丘吉尔热情高涨，将这场盛典称作“人类历史上最热烈的狂欢”。的确如此。

这些就是1944年的果实。

然而，南斯拉夫的德军残余部队直到1945年5月15日才偃旗息鼓。直到8月中旬，罗斯福倡议使用的拥有改变世界之力的核武器投放出来，太平洋战争才真正结束。

“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

疲惫的亚伯拉罕·林肯在世时看到了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举行的令人感动的投降仪式，但富兰克林·罗斯福却没有活到见证攻陷柏林或东京崩溃的那一刻。不过，他知道这些终究会来临。几乎是自打投下第一颗炸弹、打响第一枪时，他的目光就无比坚定：柏林会被攻陷，东京也会崩溃，和平终将到来。这是非凡的远见卓识。他最后的话语写在了那篇永远未能发表的杰斐逊日（Jefferson Day）演讲稿里：他将永不放弃，仅仅征服了敌人对我们而言是不够的，他并不只是想要结束这场战争，而是想杜绝所有战争的开始。由于二战期间的死亡人数估计已达到3600万人（其中1900万为平民）罗斯福的心情可想而知。像那些在他之前与之后的许多人道主义者一样，他想要“永久的和平”。

和平确实到来了。诚然，战争几乎无法根除，世界仍是一个无情的、危险的地方。罗斯福致力于实现的联合国往往是软弱无效的，甚至还会适得其反。但自此近70年来，世界范围内一直没有再出现大规模冲突。接下来发生的全球性冲突是伴随着紧张的平衡和思想斗争的冷战，但并没有出现大量的生命损失。而当代世界的恐怖主义是罗斯福几乎无法想象的，

尽管“9·11”事件很可能会使他想起珍珠港。这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罗斯福所设想的和平可以用很多方式来维持。

然而，罗斯福一生的行事都有种奇怪的节奏，充满了悲怆和悲剧的色彩。富兰克林·罗斯福通过了结战争，完成了捍卫民主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历史性目标，但却错失了见证解放和自由的重要时刻。内战是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战争，但最后上升为一场解放奴隶、实现人类自由的战争。亚伯拉罕·林肯享受了他在安提塔姆（Antietam）取得的耀眼战果，并以个人言行付诸实践。当他起草《解放黑人奴隶宣言》时，战争不再只是关于联邦主义、各州权利甚至是保留联邦的简单冲突，而是关于自由，乃至结束人性枷锁的苦难之源。这个国家从未代表黑人支持战争，在北方强烈反对，甚至是在自己的党派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林肯还是做到了。何况，林肯勇敢地一马当先，一旦他走了这一步，就再无回头路可走。相比之下，罗斯福讲了许多漂亮的话，并极力歌颂民主和人的尊严。正如《纽约时报》描述的那样：“他的领导鼓舞了世界每一个角落的自由人带着更大的希望和勇气而战斗！” 然而，罗斯福并未明确地表示过他将纳粹控制下的二战视作欧洲的人道主义悲剧，也不会将其视为试图将一类人种从世界扫除的恐怖计划。与内战不同，二战最终还是只关乎胜利，而非别的什么更高尚的东西，至少直到这场战争完全结束为止，就这样而已。1945年4月，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奥尔德鲁夫纳粹集中营首次瞥见“最终解决方案”的冰山一角时，他尖锐地写道：我们都知道美国士兵并不知道这场战斗的意义。但现在，至少他们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战斗了。

无法见证解放的时刻是件更悲伤的事情。罗斯福在历史上许多公众人物中独树一帜，他既体现也拥抱了人道，还有强大的鼓舞人心的力量。杰克逊法官后来从最高法院离任，担任纽伦堡国际战争罪审判中幸存的纳粹高级指挥官的首席公诉人。他如是描写这个让他内心敬佩的人：“我们无法估量他的离世对人类命运的影响有多大。”杰克逊和众多其他人一样，认为罗斯福有许多值得敬佩之处，有一种非常吸引人的人格魅力，是一个慷慨大方、见识渊博的人，有一颗温暖而善解人意的心，一种强大独立的精神。共和党人罗伯特·塔夫特（Robert Taft）则重复了很多人对罗斯福的评价，称罗斯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

在国土防线上，战争使罗斯福面临团结国家的棘手挑战，大体上他做到了。“那些曾与总统不共戴天的生意人仇家都应征到了总统手下，担任各种职位。那些曾不信任他的人成为他的追随者。反对他的人也都向他靠拢。”杰克逊补充道。或者又如以赛亚·伯林的公正评断：“罗斯福是20世纪或任何世纪以来都难得一见的政治家，似乎从不恐惧未来。”

这个观点让人无法不信服。罗斯福像其他人一样，清晰地见证了纳粹德国崛起带来的威胁—或许除了丘吉尔之外。随着时间流逝，当冲突在国内蠢蠢欲动之时，他巧妙地驾驭了每一股孤立主义的情感潮流。他的租借法案是个精彩绝伦的高招，成了英国和苏联日后的救生索，该举措还给美国创造了将其巨大的生产力和人力投入战争的重要机遇。冲突一旦发生，他就建起了一个庞大的、不可战胜的民主兵工厂，还将其军事资源越来越多地投入反纳粹机制中去。

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统帅，他与盟国的领导人主宰了峰会，这是不小的壮举，因为他的伙伴是重量级的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难以估量的难度规模上，他鼓励了军事工业发展：战争期间，美国生产了200万辆卡车、30万架战机、10万多辆坦克、8.7万艘军舰、5000艘货船，超过2000万支步枪、机枪和手枪以及4400万发子弹，相当于每月修建两条巴拿马运河的发展成果。他亲自做出进攻北非的艰难决定，然后不停地输送原料到东部前线。当丘吉尔在意大利开战时，他提供了援手，甚至在自己健康状况不佳时，还是视察了诺曼底登陆日的行动准备，“霸王行动”胜券在握的时候也依然保持清醒。他借助着如此完美的说服力和无以匹敌的直觉成功完成了所有一切，以至于美国人毫无保留地追随着他。

他们听着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好像罗斯福正亲自与他们每一个人交谈一样。他们挤在无线广播周围，被罗斯福闪闪发光的人格所打动，仿佛罗斯福是他们的私人朋友。他们从来没有在战争中失去信念，因为罗斯福从没有失去信念。虽然罗斯福无法轻易地走入人群，手拉手地近距离与人们接触，但他的声音替他去了那里。他还发现了如何用文字与他无法触碰的人们接触。自林肯后，从未有这样一位能够打动国家的总统。

美国人民对罗斯福的热爱之情自然是远远超出了美国海岸的辖域。国务院顾问查尔斯·波伦几乎是狂热的罗斯福党派，他提到过，总统在与外国领导人协商时几乎总是占据上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世界各地享有的巨大声望，甚至在那些他从未去过的国家亦如此。在国内，他比战时的重要前辈亚伯拉罕·林肯、伍德罗·威尔逊以及约翰·亚当斯都更受人民敬爱。此外，和林肯不同，他不需要为公众的喜爱而死。纵然岁月流逝，也没有把罗斯福的伟大光辉从公众和历史的记忆中消磨多少，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对战争的全盘引领若不是一份巨大成就，就什么都不是了。

而尽管出手已晚，罗斯福和他的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还是营救了数十万受害者，否则他们可能就会死于纳粹毒手。英国接收了一些难民，苏联则接收从东欧逃出的犹太人，但都未有意展开大规模的营救工作。

对于超群脱俗、对时间异常有掌控力的罗斯福而言，似乎没有什么是他办不到的，或是他无法解决的，又或是他想不到的。只除了一件事情—一场大屠杀渐渐在众目睽睽下展开。他没能看到战争的迫切性与勾勒战后和平框架的迫切需要之外的情况。

鉴于公众对他的敬仰如此深切，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罗斯福曾经想过把这场战争的目的变成反抗“最终解决方案”、实现人类解放，或是结束难以想象的纳粹暴行、拯救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无辜生命，他将借此获得美国公众毫无疑问的追随。1944年他有这个机会，但他选择不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这也是他最重大的决定之一，一点也不亚于他那最伟大的军事行动。于此，战争既荒诞又宏大的一面显露了出来：当枪声渐落，胜利的游行最终逐渐消失，国旗在微风中再次得意洋洋地飘荡着猎猎作响，当街头的舞蹈停止，炽热的城市灯光最终熄灭，大屠杀的全景才清晰起来。

时至今日，光阴的甬道里仍有回响，时而沉寂，时而喧嚣—撕裂又沉痛，那是百万亡灵留在历史里的悲吟。

也是1944年的另一枚果实。

• 本文摘录自《1944：罗斯福与改变历史的一年》。［美］杰伊•温尼克 著，李迎春、张园园、钱雨葭 译，理想国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