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在中国司空见惯的事情，在美国都是违法的
作者：林达
住的时间越长，越发现这里法律法规比中国多得多。大大小小的公共场合行为细节，都有各种法在那里照管着。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执法很严。一旦违法，不管作为新移民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的法，都没有通融余地，一旦给警察逮个正着，没人向警察求情或陪笑脸，因为这都白搭。更没谁吃了豹子胆给警察递钱上去，因为摊上贿络警察的罪名，事儿可就大了。
美国的自由不身临其境是很难想象的。要写美国的自由，必须从它的不自由写起。在中国的时候，我觉得周围的人都认为，美国既然是以自由而出名的地方，那就是行为可以非常放任，没有什么约束。我差不多也是带着这样的概念踏进这个国家的。
但是，才住没几天，一个女孩子告诉我她的一个好朋友被拘留了。前一天是周末，那个年轻人和朋友在自家河里划船钓鱼，但他们越出了自己的地界，由水路进入了公园范围。结果被警察发现，宣告他们违反了当地两条法规，我只记得其中一条是没有事先取得在公园钓鱼的许可证。总之，两条罪名在我当时看起来都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按当地法律完全符合拘留条件(当然拘留是有时限的)，这样的违法行为不是很严重，可以交保候审，但规定的保释金不低，所以那小伙子最终还是选择坐在拘留所里候审。初到美国，这件事使我感到很意外。
住的时间越长，越发现这里法律法规比中国多得多。大大小小的公共场合行为细节，都有各种法在那里照管着。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执法很严。一旦违法，不管作为新移民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的法，都没有通融余地，一旦给警察逮个正着，没人向警察求情或陪笑脸，因为这都白搭。更没谁吃了豹子胆给警察递钱上去，因为摊上贿络警察的罪名，事儿可就大了。一般都是公事公办，该接传票就接传票，该接罚单就接罚单。这也是大量移民天天涌进美国，却还是能够维持不乱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原来的法制基础很强，可以有能力把一些“不定因素”迅速纳入原来的法制轨道。除了联邦法律之外，各州市县镇都有各自的法律。从一个新移民的眼光来看，一切都相当严格。
我是从一个以酒文化自豪的国家出来的，一开始感到反差特别大的，就是有关酒的法律。比如说，几乎所有的州法律，都不允许卖酒给21岁以下的年轻人，纽约都是如此。由于执法很严，所以即使是中年人买酒，都会被要求出示驾驶执照，因为那上面有出生日期，可以确定年龄。如果让警察看到一个21岁以下的年轻人从你手上买到一罐啤酒，你肯定得去法庭。一个朋友在餐馆打工时就是因为一时疏忽，没有查看驾驶执照就卖了一瓶啤酒给一个看上去很“老相”的年轻人，被传到法庭，判罚了500美元罚款。最近，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已经立法规定18岁以下的年轻人不能买烟。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美国就没有21岁以下的年轻人喝酒。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是最有逆反心理、也是最想做一点“违禁”事情的，这全世界都一样。但在美国如果这样做，不能毫无顾虑，万一给警察抓住也只好认罚。每年在佛罗里达州海滩，警察总能抓住一批这样的年轻人。今年夏天，我就在电视里看到一些这样的年轻人，交了不低的罚款之后，十分沮丧地步出法庭。
另外，商店在周一到周六，晚上11点以后不准卖酒，星期天商店整天不准卖酒。这里也是每周休息两天。人的活动显得相当有规律，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是放松玩的时候，到了星期天晚上交通流量急剧减少。也许，当初立这条法，也是让大家在这一天收收心，好好休息，准备迎接下一周的工作吧。我住的这个州，直到去年刚刚修改这条法律，允许有卖酒许可证的饭店在星期天卖酒，其它零售店依然不行。
同时，法律规定，不允许在工作时间喝酒，因此，你不会看到美国人在工作的地方午餐时喝啤酒，因为午餐时间也在工作时间之内。很多州的法律也不允许在公共场所喝酒，因此，在公园里野餐，只能带些不含酒精的饮料。甚至在大街上拿着一个打开的酒瓶都是违法的，不管里面是空的满的还是装了半瓶酒。同样，在汽车上，在驾驶员伸手可及的范围内，有一个打开过的酒瓶，也是同样违法的，哪怕这只是一只空酒瓶。由于执法很严，一般人都很小心，有一次一个美国朋友要搬到其他州去，大家一起聚会送他，一个女孩子送了他一瓶好酒，他当场打开让大家尝尝。分手已近半夜，他拿着剩下的半瓶酒上了车，但是马上就跳了下来，把半瓶酒放进车后行李箱，笑笑说，“我可不想惹麻烦。”
在所有的发达国家，美国大概是对酒管制最严的国家。也许，这和美国的历史也有关系。美国最初的一批移民是受到英国宗教迫害逃出来的清教徒，他们比天主教徒更重视对“十诫”和其他宗教诫律的实行，更重视“修身养性”。因此，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完全禁酒的时期。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完全禁酒已经不可能做到，绝对禁酒的法律反而给酿私酒和走私酒的人造成暴富的机会。因此，才逐步有所放开。但相比之下，依然管制严格。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公路和汽车的发展，人们移动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美国法律对于酒的严格管理，确实有效地减少了由于酗酒而产生的车祸。
当然并不是仅仅与酒有关的，才有那么多法，美国法律的触角几乎伸到每一个角落。去年去凤凰城住在一个老朋友那里，他们也来自中国。到了这里，就遇到在中国从来也没有过的新问题。问题来自他们读小学的女儿，在中国时，她和所有的双职工子女一样，脖子上挂一把钥匙，放学了自己回家做作业。在美国，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儿童必须时时有人照看，以免发生由于孩子不懂事而导致的危险。离开学校以后，家长自己不能照顾的话，必须托给别人照顾。所以在美国有大量的各类托儿所，念中学的女孩子利用假期替别人照看孩子，也是她们打工的一项重要内容。
朋友当时经济尚不宽裕，更由于习惯了中国的做法，觉得付这笔托儿费够冤的，决定冒险“违法”。天天孩子放学，走到家门口就会非常小心地四处张望，然后一溜而入。接着，这孩子遵照父母的关照，不开门，不接电话，唯恐被人发现孩子是一个人在家。如果被人发现了，美国人完全有可能出于对孩子安全的考虑，好心去报警。这么一来，孩子将会被带到专门的福利机构，暂时被政府收养。不通过吃力的司法程序，你很难把孩子要回来。孩子12岁之前，他们会一直都为此感到担心。
今年就发生过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妇的婴儿被政府收走的情况。婴儿的母亲出差，父亲临晨被孩子吵醒，换尿布冲洗孩子时，两次失手使孩子从手中落入浴缸。此后孩子一直啼哭。这位父亲到下午三点看到孩子依然哭闹，怕他有伤就带他去了医院。医院发现孩子有骨折等问题，了解整个过程之后，马上就去报警了。孩子治疗之后就由政府暂时收养，理由是他受到了虐待。孩子的父母除了失去孩子，还可能面临虐待罪的起诉。他们不仅赢得周围同胞的同情，连美国的中文报纸上都报导了华人对此感到的愤愤不平，说他们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儿子，怎么可能虐待。
中国人的虐待概念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主动性，但是在美国，这只是一个法律概念，不考虑动机，只察看行为和后果。它自有它的法律逻辑：一个婴儿被摔了两次，却长达近十小时不能得到检查和医治，美国法律认为，这种情况只能够叫做被虐待。在这件事情上，还可以看到一般华裔的观点和美国法律的差异。华裔同情的焦点几乎全部在这一对“不幸的父母”身上，觉得他们孩子已经被带走了，居然还要面临一场官司，确实不幸之极。但是，美国的法律在这一类的问题上，关注的焦点几乎全部在孩子一边。它也有它的道理：孩子还不能保护自己，法律当然要站在孩子这一边。
许许多多在中国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里都是违法的。比如，孩子哭闹，家长上去给一巴掌的话，是违法的;在公共场所发生争执拉拉扯扯，也是违法的，周围的人很可能马上就去报警。也许，正因为这样，我们来了那么些年，居然一次也没有在公共场所看到过这样的情况。
那么，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当老板的是不是就非常自由呢?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找工作去面试，雇主问你的年龄，是违法的;问你是不是有什么残疾，是违法的;问你的婚姻状况，是违法的;问你的出生地和移民情况，是违法的;问你有没有孩子，是违法的;问你是否被逮捕过，是违法的，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国进一个工作单位所填的正常表格，上面总是有年龄、籍贯、性别、民族、本人成份、家庭成份、何时入团、何时入党、何年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等等条款，如果在美国一个雇主给你递上这么一张表格，你拿着就可以对他说“咱们法庭上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首先是源于1964年的《民权法》。六十年代是一个全世界都骚动不安的年代。对于美国，六十年代几乎是一个历史分界线。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美国，非常非常不同。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结果不仅仅是立法取消了种族隔离，还使得自由派思潮广为流行。六十年代之前，美国大致是雇主说了算。但是此后，保护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的观念浮到表层，尤其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比如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等等，权利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民权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1964年的《民权法》中有关雇主的规定，涵盖了所有25名以上雇员的企业，该法禁止因雇员的种族、宗教、肤色、性别以及移民背景，而在雇用和工作条件等方面予以歧视。因此，如果雇主问了这些问题，他拒绝雇你的真正原因就有可能是“移民歧视”“种族歧视”，担心妇女有孩子要影响工作……，而以这些原因剥夺一个人工作的权利，都是违法的。所以，干脆法律规定，这些问题都不准问。1967年的“雇员年龄歧视法”，又规定了不得对年龄40岁以上的公民在雇用上歧视，从此，雇主就连年龄也不能打听了。
到了1972年，美国又制定了著名的《平权法案》，更规定了所有的政府机构和超过15名雇员的私人企业，都必须在招工、技术培训、升迁等机会上，给弱势群体一定的比例。否则是违法的。顺便提一下，平权法案还扩展到大学招生。例如，美国的大学招生是没有体检这一关的，有残疾的年轻人在平权法案的保护下，比一般年轻人更容易入学。我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考大学时，就有一个一起工作的年轻人，考得非常好，却因为一只手有一点残疾而落选，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却无法忘却发录取通知那天他的目光。这真是很不公平，华罗庚还脚有残疾呢，凭什么他就不能上学?
1990年，美国又通过了《能力缺陷法》，不仅涵盖了有身体和智力缺陷的人，还涵盖了有传染病的人。雇主不仅被要求不准歧视，必须提供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还被要求提供必要的条件和设备。例如助听器、助读器等等。比如说，一名雇员被查出有爱滋病病毒，只要尚不影响工作，雇主不得解雇他，还必须为他提供必要的防止传染的条件，否则是违法的。
1991年，美国再一次制定新的民权法案，把雇主和雇员在发生民权官司时，提供证据的负担重新放到雇主一边。比如说雇员告雇主性别歧视，那么，法庭当然需要证据。证据有两方面，一是雇员拿出受到歧视的证据，二是雇主拿出没有歧视雇员的证据。如果法律规定证据的负担在雇员一方，那么雇员拿不出受到歧视的充足证据，就判雇主无罪。但如果规定证据负担在雇主一方，那么雇员不必提供充分证据，而是雇主必须拿出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没有歧视雇员，雇主拿不出，法庭就可以认定你有歧视行为。当然，证据的负担在哪一方面，就对哪一方面要求更高，更不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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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节选自林达著《近距离看美国 》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