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的“穷人观”为何不同？
作者：李小云
前不久，我应邀在位于纽约的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由胡适先生创办）与哥伦比亚大学的伽芬克尔教授，做了一个中美贫困的对话。对话涉及到了美国的穷人观和美国针对穷人的政策问题。从伽芬克尔教授的介绍中可以发现，美国对待穷人的政策与我们的想象完全不同，这让我想到了欧洲和美国在这方面的差异。
美国和欧洲大陆国家都是西方民主制国家，有着共同的文化和宗教基础，而且都是发达富裕的社会。我们也常常习惯上把欧洲和美国统称为西方，觉得欧美的政治社会文化应该是相似的，对于穷人的政策也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当我们仔细对比欧洲大陆与美国的很多政治和社会实践时，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很大。这就是李普塞特1996年提出的所谓的“美国例外主义”。美国例外主义的概念，揭示了美国与欧洲在诸多方面差异的原因。美国例外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相比欧洲大陆而言，美国例外的“穷人观”和针对穷人的政策。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阿莱斯娜和格拉瑟对此做过系统的研究，该研究以《美国和欧洲的反贫困》著作的形式，由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2013年再版。
欧美对待穷人的态度和政策，集中反映双方再分配公共政策方面的差异，进一步讲，欧洲大陆国家的累进税率远远高于美国，欧洲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和工会的活动相比美国更加倾向于保护低收入群体。在欧洲，一个处在社会收入最底层的人，一般来说比在美国会获得更多的支持。总体而言，美国再分配的公共政策远远落后于欧洲大陆。美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大致在30%，而欧洲大陆达到了45%，北欧国家甚至达到了50%以上。这一差距的三分之二主要是社会福利的支出差异。那么，对于具有相同文化传统和宗教基础的欧美，为什么会在涉及到人本问题上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阿莱斯娜和格拉瑟做出了比较系统的解释。
从理论上讲，在选举民主制度之下，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会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因为大多数穷人会通过选票支持向富人纳税。而美国社会的税前收入差距远远大于欧洲，但是美国的税率却远远低于欧洲。一个通常的解释是，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很高，一个人今天是富人，明天可能就是穷人，反之亦然；而在欧洲，由于社会流动性差，一个穷人很可能一直都是穷人。按照这个理论，穷人在美国很容易摆脱贫困，所以他们不大需要政府的支持。根据世界价值调查，71%的美国人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可摆脱贫困，而只有40%的欧洲人持相同观点。这也是我们对于美国的一般看法。但是阿莱斯娜和格拉瑟的研究发现，美国穷人向上流动实际上低于欧洲的同类群体，而且美国的穷人无论从工作时间和努力程度上都不亚于欧洲的穷人。很显然，上述理论均无法解释欧美针对穷人政策的差异。也有人认为，欧洲的税收效率高于美国，但是很难想象意大利的税收效率真的会高于美国。还有一个解释是，欧洲人比美国人更慷慨大方——但这显然无法解释美国在慈善社会行动中的高度热情和慷慨。
很显然，理解欧美在对待穷人政策上的差异，还需要从双方在其他方面的差异来分析。欧美都是民主制，但两者在如何落实满足大众愿望方面的政治制度则差异很大。除了英国以外，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的选举体制都是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左翼政党（如社会主义党和共产党）的成长，这样的制度倾向于很多的福利分配以及福利型国家的建立。而美国的单一多数制选举制度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新的、边缘性政党进入政治生活的主流。美国宪法下三权分立的体制的主要作用就是阻止政府对政策做出大的变动，这个体制对于增加福利的企图特别敏感，美国最高法院和参议院在历史上曾多次否决了扩张社会福利的提案。奥巴马政府医改过程的挫折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的比例代表制与美国的单一多数制差异是造成欧美在福利分配领域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欧美的这一选举制度上的差异，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的一些小国，如比利时、芬兰、瑞典、荷兰、瑞士，都出现了席卷全国的工人运动。由于这些国家的军队数量很少，无法镇压工人运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一些大的国家如德国，军队处于混乱状态，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积极推动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宪法改革。其中重要的标志就是比例代表制选举制度的逐步发育。但在美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一直没能推动美国宪法的改革。美国单一多数制的选举制度加上多层次的、相互制约的制度安排，排除了任何边缘性政党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宪法的可能性。虽然美国的宪法也有过修改，但宪法的主体还是1787年由富裕的白人起草的，这个宪法从根本上是保护白人的私有产权，而并不主要是维护社会公平。美国宪法长期维持原状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的缺失。
影响美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发育的要素很多。首先，美国历史上虽然也有过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如芝加哥工人大罢工，但是，美国地域广阔，而且首都又远离工人集中的城市，工人运动很难像欧洲那样席卷全国，而且也很难直接威胁位于首都的国家权力机构；其次，与欧洲大陆不同的是，美国地域广阔，人的流动空间很大，受到剥削的工人很容易逃离工厂，到其他地方谋生，很多人的确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富裕起来的，所以美国人相信个人努力；第三，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着种族高于阶级的现象，种族之间的庇护阻碍了了工人阶级跨种族的团结。马克思和恩克斯研究早期工人运动时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第四，美国维持其政治稳定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一直都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军队多次成功镇压了工人的罢工——如1894年，发生在芝加哥的普曼大罢工就是被美国联邦军队所镇压；最后，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本土从未发生战争，也未出现类似欧洲那样战后社会陷入动乱、民不聊生的局面，因此，基本上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育的土壤。
欧洲大陆和美国在对待穷人的观念上也有着显著的差异。美国人通常认为贫困是因为懒惰和不进取，而欧洲人则认为贫困是结构性的。这种观念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了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再分配政策。调查显示，凡是认为贫困是因为懒惰的，基本上都是反对社会再分配政策的。如上所述，欧美在贫困观念上的差异固然与其选举、政治体制相关，但是也和欧美在宗教上的差异有关。欧美具有的宗教的同源性，并不意味着两者是一样的。美国文化中的加尔文主义和新教伦理，让美国人更多地将成功看作个人努力的结果。很多逃离欧洲大陆到美国的移民，都持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价值，他们没有通过获得社会保护从而预防风险的预期。研究显示，风险防御与社会保障需求之间是高度相关的，低的抵御风险意味着对社会保障和社会分配的需求不足。从历史上看，欧洲大陆的天主教传统则坚持上帝对穷人慷慨帮助的义务的理念，这一宗教传统与社会主义思潮一道推动了欧洲的社会再分配政策的形成。
我们往往觉得欧美是一体的，很多时候也的确是。但是，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我们又发现欧美的差异很大，有时候甚至有冲突。当年欧美针对伊拉克战争就出现了重大的分歧。法国发生的“黄马甲运动”的结果则迫使法国总统做出了让步，这与美国的情况明显不同。在当前全球化处于危机的时刻，欧美再次出现重大的分歧。从全球化所产生的内部和外部不公平的结果来看，欧洲和美国受到的影响是一样的，甚至欧洲受到的影响更大，如难民问题等。但是欧洲并没有像美国那样转向极端的反全球化。欧美的差异很难仅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加以说明。欧美的历史，政治传统和社会文化等要素不仅是欧美在对待穷人的观念和政策上的差异，而且也是欧洲和美国在其他国际事务上产生分歧的重要因素。
来源：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