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体制：苏联解体20年祭

本文为旧作，原载《经济观察报》2011年5月4日，原标题“苏联解体20年祭”

作者： 金雁

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背叛”，就能掀起这场群众性的“愤怒声讨”运动吗，就能够葬送掉“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吗？就能够埋葬掉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吗？如果是这样，这个党岂不是太弱不禁风了？

梅德韦杰夫：“我不认为我们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

今年是苏联“剧变”20周年。20年前，这个具有93年历史、有1900万(占居民总数近1/10)党员、执政74年的共产党超级大国寿终正寝了。

提到这次“剧变”，我们虽然已经有关于苏联解体的不同解说，但是“领导人因素说”一直是最有影响的“主流”说法。我国许多论著习惯上总是说“苏联解体之痛、东欧剧变之苦”，这个“历史悲剧”都是“叛徒戈尔巴乔夫”惹的祸。“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句中国古代统治者装样子的“罪己诏”中常见的自责之语，常常被我们用在关于苏联解体的“罪他诏”上：千怪万怪，都怪苏联前领导“挑选接班人”不慎，把个“叛徒”扶上了宝座，于是苏联解体据说就“都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民主化’惹的祸”。于是有些人就从反面接受教训，一切行动都是要与“民主化”反着来，逆“公开性”而动，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对现存体制的“不利因素”，就可以保证“铁打的江山万年长”了。

然而很少有人问，为什么苏联的这个体制这样脆弱，它自我标榜的“政治正确性”与“合法性”为什么就这么经不起大众信息自由和“广场测试”(夏兰斯基：《“论民主：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威力》2004年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第三章)的考验？今天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提到俄罗斯有人也持类似观点，那些人说：“太遗憾了，我们当初没有按中国模式发展，那样就能保持政治体制的稳定”，而梅德韦杰夫断然否认了这种说法：“我并不认为，我们当时有别的可以选择的发展方式，所以我不认为，我们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麦德维杰夫与国际政治学家的对话”，见中央编译局主办：《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期，105页)。

显然，梅德韦杰夫认为苏联体制的垮台有其内在逻辑，并不能归罪于哪个个人。其实即便是铁杆的强硬派，当时也承认这个体制失去了民心。1990年，当时已经97岁的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元老卡冈诺维奇说“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只朝一边走”，公开性成了声讨控诉苏共罪行的“歇斯底里”狂潮。但他却没说这“双行道”该怎么走法？在“控诉”斯大林的同时也把他的“敌人”一块儿骂？他应该记得，就连他自己也曾险些成为“敌人”，即便是他和日丹诺夫这样的铁杆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时候，都可以随便地“被流放”和“被吓死”(1948年日丹诺夫的儿子小日丹诺夫因为反对科学权威李森科，被斯大林怒斥，日丹诺夫受到刺激死于心脏病突发，实际是被吓死的)。这些人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老百姓？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单行道”局面，原因何在？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背叛”，就能掀起这场群众性的“愤怒声讨”运动吗，就能够葬送掉“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吗？就能够埋葬掉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吗？如果是这样，这个党岂不是太弱不禁风了？

“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前些年我们有些人到俄罗斯去拍了一部大骂戈尔巴乔夫这个“叛徒”造成苏联剧变的电视片，他们见到老人和左派人士就问，“你给斯大林打多少分，给戈尔巴乔夫打多少分？叶利钦打多少分？”据说结果令他们很满意。但连陪同的翻译都认为，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做这种有选择性的调查是不负责任的、不具有客观性的。即便如此，他们在与一些亲俄共的学者座谈的时候，以为这些左派会说出他们想要的答案，结果没想到，却得到了这样一种答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不值得的”!

的确，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怀念苏联、不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左派群体中，也很少有人同意苏联的垮台仅仅因为出了“叛徒”这种说法。前俄共中央委员斯拉温就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这种说法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个人决定论”。他在交谈时指出：那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因为出了一两个“坏人”就崩溃、就变成资本主义了？而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怎么就没有一个因为出了几名“好人”就垮台、就变成社会主义呢？所以他认为批判叶利钦是可以的，但对旧体制的反思更重要。实际上，对于前苏联“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的反思如今即便在左派中也是流行的，因为它已成为“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当然不是所有的左派都如此，比如久加诺夫就说，“在最近一百年的现代化经验中，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最成功的榜样”。不过有意思的是，今天俄罗斯这样的“原教旨社会主义者”大都痛恨普京，而普京却是我们这些采访者心中的偶像。而这位好人普京一方面被另一位好人久加诺夫恨之入骨，另一方面他却是大坏蛋叶利钦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伟大的好人斯大林在杀光了一切疑似的坏人之后，千挑万选留下的接班人赫鲁晓夫，按我们那些采访者的说法却又是一个大坏蛋。呜呼!

一位俄罗斯学者总结说，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现代化中，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可以有超过美国的核弹头总当量、可以有很多的钢产量，只要是国家认定需要的东西、事关脸面上的排场，全国自上而下地齐动员，一准能获得期望的效果。然而所有这些不过是冷战思维下的“冒虚火”，不要说在军备竞争中没有获胜，这些所谓的傲人成就又有多少是从人着眼？即便是在苏联最辉煌的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工人的工资水平仅为美国工人的31%，居民消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33%。在苏联“建立国家”和“攫取财富”是同义词，这种统治方式也叫做“从人民中获取满足国家行为的手段”，“社会主义不是被看作目的，而是被看作一种动员型的意识形态”。

因为这种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不是让国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往好里说是对“大国特殊责任论”的担当、是为了国家的安全战略，往坏里说是一种不自信的伪民族主义，是一种帝国模式的伪现代化，是一种没有“人”只有“国”的主观意志。这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苏联模式最大的失败。人民成为被政府绑架的人质，成为国家强大的牺牲品。瓦西里耶夫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它在皮鞭的驱使下在伪现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在伪现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认的数字成果后，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勉强达到非洲的水平”。这种以牺牲个体的充满血腥成长过程，“再现了等级制、人身依附等中世纪原则”，“这个事实成了俄国文明发展中最阴暗可怕的现象”。在和资本主义拼实力的过程中，是以苏联人的性命和不自由作为交换的，它一方面试图在经济上赶超西方，另一方面却在违反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自己，而且他也并没有使苏联变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

无疑，俄国学者们的这些反思不会出现在采访者所拍的政论片中。但俄国学者的这些“痛定思痛”的思考当真是可以忽略掉的吗？虽然俄共对采访者的亲苏共情结感到很亲切，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不管给历史人物打多少分，从目前的选情看，他们距离政权是越来越远了。恐怕这才是真正的打分吧。2010年5月初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所以他非常强调要搞“人的现代化”，过去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崇拜的现代化”以及为了“炫耀帝国光荣的现代化”，所有要让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

压制毁掉了真正的“理想主义”

俄国学者们强调，在这种与朝鲜“先军政治”类似的“国防意识高于一切”的概念下，国家强大是以个体作为整体的殉道者为前提的，在钳制和驯服的状态下“造成了人民政权的错觉”。因为这一模式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它的高度集权的“强迫”动员性社会是以压制性的恐惧政策和舆论统治作后盾的，它具体表现在社会单位化、单位国家化、国家政治化，社会只不过是苏共政权附属物，是没有任何主观能动性的被动的客体。戈尔巴乔夫把这种“国家控制、国家所有、国家干预达到无所不及的地步，几乎每一步都需要国家官员批准”的整齐划一的“官方国民性”称作典型的“苏联生活方式”。在这个国度里，所有的个体没有选择的余地，在苏联1940年出版的《简明哲学词典》中甚至对“个人”的词条下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群众，群众的解放是个人解放的基本条件”。个体的“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架里，人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一切需由当局代他们决定”(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132页)。

这种社会模式必然会造成了四个后果：

第一，它与理想背离，但又需要借助理想的号召力进行社会动员和欺骗，必然会导致理想模式的“空心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特殊的宗教”，这就造成了它的虚伪性。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权很快就发生了“理想主义蜕变”，与它所许诺的目标模式毫无共同之处，正如圣西门批评雅各宾专政时所说的，在争取自由平等的伟大目标下，产生了一种新的奴役形式，一个新的“黑白颠倒世界”。虽然1936年苏联宪法宣布：“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铲除”(《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84页)，阶级结构已经根本改观，作为苏联社会结构的核心的“两阶一层”都是“人民的范畴”，但实际上来自国家的剥削超过了1861年以前的农奴制时期，全体苏联人都处在变相的“普遍农奴制”状态。

1938年苏联实行“劳动登记册”制度，复活了沙皇时代就已经废除的农奴制特征“连环保”，所以苏联坊间里把联共(布)称为“第二次农奴制”，(联共(布)的俄语缩写“ВКП”与“第二次农奴制”的俄文缩写“ВКП”恰好是相同的)。自从斯大林提出“靠内部积累发展国家的工业”以后，整个苏联时期的积累率都保持在26%-40%的高水平，靠从民间汲取发展国家是当时的发展战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居民的总纳税额增加了2.3倍，1929年没有加入集体农庄的所谓富农纳税额是集体农庄庄员的17倍，而从1929-1938年的10年间物价上涨了近6倍，远远大于沙俄时代。苏联为了负担欧洲规模最大、开支最多的常备军，就需要不断地消耗国家的财力，从农民身上抽取资金，甚至牺牲农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集体化的1930年代初在哈萨克斯坦，农村人口缩减了30.9%，在伏尔加河流域人口减少了23%，在乌克兰自然减员20.5%，在北高加索减少了20.4%，而1933年运往国外1800万公担谷物，如果停止粮食出口就可以避免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就可以有700万人的性命存活下来，但是斯大林拒绝这样做。他认为，政权与民众的关系不是“政权依靠人民，而是人民依附政权”。为了国家的强大，必须要以一代人作为代价。

这一模式是以强制作为后盾的，它用恐惧社会的压制性和舆论统治来震慑社会、规范人们的行为、控制人们的思想。正如帕斯捷尔纳柯在《日瓦戈医生》中所说的，这种体制“教育人们不要思考，也不要做出判断”，只要求服从。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我们虽然说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主要体现的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叛就等于饿死”。官僚集团的上层排除了在协商基础上解决社会矛盾，当时苏联提出的口号是“既然进行阶级斗争，那就需要恐怖，既然阶级斗争会加剧，恐怖自然也会加剧，一天不搞恐怖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就会灭亡”(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257页)。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选举100%的人都无条件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但是阶级敌人的队伍却在不断扩大，据苏联内务部统计，从1921-1954年仅记录在案的被判处“反革命”罪的罪犯就达约380万人(塔斯社1992年1月23日电)。

“面具人”难以充当体制的基础

第二，强制措施的时效性。谁都知道，强制社会“只要压力减轻便会很快丧失了自身的潜力”，政权只有不断加大对民众的控制才能保持住，即便在统治者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源保持对民众的控制力度时，严控的效应也会递减，收效也难以长久，因为人们对恐惧感的麻木程度也会增加，通过舆论控制和个人崇拜只能在某一个阶段凑效，而且不可以重复使用。它只能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越来越大的成本用来控制自己的人民，只要这种控制稍一放松，就如麦德维杰夫所说的，它“释放出来的自由的火花就像丛林大火一样迅速燎原，从而将一个帝国的大厦烧毁”。比如后斯大林时代，尽管勃列日涅夫“重新斯大林化”，也在大搞个人崇拜和严刑峻法，他所推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压制思想的程度和力度并不比任何一个时代减少(196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组建了专项负责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克格勃第五局，它的任务是“纠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离倾向”)，但是人们的“免疫”程度却大大提高了，人们已经厌倦了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而金字塔顶端的腐败与伪装，使政府和政治家没有了早期领导人的道义感召力，他们的“刚性”因为官僚主义的实用哲学和“去意识形态化”物质追求和权力追求而显得“底气不足”了。

由于恐怖效应，这种体制必然会造就大量的“面具人”和“两面派”，在这种社会内的人可以分为四种：认同当权者的既得利益(忠实信仰者虽然也有，但人数很少)者；公开表明观点的持不同政见者；不赞成当权者做法，但是处于恐惧中不敢公开发表真实想法的“面具人”；逃避国家的控制、反政治迫害的“地下人”。其实，在这种体制能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第一种人和第三种人、第二种和第四种人是无法区分的。人们看得见的只有两种人，即铁杆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两头都很少，中间大多数是那些可以随时改变信仰的被迫者或趋炎附势者以及蛰伏于地下的“民间力量”，他们都在根据政治天平摆动伺机而动，大量的口是心非者和“面具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大特点。

比如在1985年时对苏联人进行民意调查，99%的人都会表示拥护苏共的领导，1988年12月苏联新选举法通过后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差额选举，1989年4月选举结果，苏共的拥护率马上就减少了1/3，叶利钦、萨哈罗夫、波波夫、索布恰克这些民主派纷纷当选，之所以还有不少共产党员当选，是因为他们“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强调自己是共产党员”(尼·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250页)。到1990年苏共支持率更进一步降到不足1/2。是不是这些人仅仅过了几年想法就改变了呢？当然不是，唯一改变的是，庞大的两面派阵营不再害怕表达他们真实的信念。“虽然不可能知道一个社会内部到底有多少两面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管制性的社会里人们不能自由地表达思想，把越来越多的忠实信仰者推向两面派阵营，而他们一旦不再恐惧地与政权疏远，这批人就再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阵营中了”，“面具人”的“生存智慧”是可以根据政治力量的平衡转化成“反体制”的“斗争智慧”的，原本就热闹非凡的“地下活动”也会随之浮出水面而公开化。1988年末，“多党制”还是个具有负面意义的词汇，到1989年6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时，在近700个接受调查的与会者中，约有42%的人称他们反对“一党专政”((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70页)。

缺乏公开性损害了政权自身

第三，这种体制形成的“社会国家化”的同构性结构组织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脆弱性。1922-1928年，内务人民委员会禁止了120多个全国性社会组织的活动。斯大林说，“保证党的领导”是这些非党社团“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和最最重要的一点”。在这种体制下的群众组织只不过是官僚机器上的衍生品。人所周知，铁幕国家没有社会，人们只知道政府，而不知道政府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组织。托洛茨基就说过，国家可以“强制性的干预公民生活的一切方面”。从1929年以后，苏联工会唯一的任务是动员劳动者完成国家计划。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苏联可以说没有一家真正的社会组织，所有的个人都是被国家“绑架”的人质，社会的主动性被斩断，“对业余空间的侵犯、对日常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政治化”是一种常态。1930年代的所谓社会组织是200万党员、400万共青团员、1200万国防建设促进会会员、1700工会会员和300万工农通信员，所有这些社会组织都必须严格地服从国家政权的命令，不能展现自我发展机制的社会功能。社会束缚于政权之下就等于斩断了社会的自愈能力和修复功能，窒息了社会自身的创造性因素，这种同构性的社会结构既稳定也脆弱，就像没有牢固地基的整体框架的建筑物，因为承重结构单一不分散，立在那里的时候光鲜高大，稍遇地震就会“呼啦啦的大厦倾”整体垮塌。苏共对社会的改造是以控制为主，党控制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使单位的触角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组织无所不能地侵吞着个人的私人空间，毁掉了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民间生长的土壤和运行机制，卡死了民间的活力，把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视为反动组织而取缔，剪除了传统村社的自治功能，使社会自救模式成为不可能、自愈能力和修复功能统统丧失。因为在管制型社会中，整个社会肌体处在被动状态，并造成官民对立的体制内的“弱政治参与”和体制外的“泛政治化”取向的逆反状态。

2010年10月，我们在与俄罗斯《祖国历史》的主编梅杜舍夫斯基的座谈中，他说俄国的学者也在反复讨论，国家的公权与个人信息自由之间的界线在哪里？统治者总是以为把所有的事情都把握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就可以做到有效的防范和治理。殊不知这样做造成的逆反效果先不说，就从统治者的立场看，首先是阻碍了领导者自己的眼界，造成他们信息来源的单一化。比如说各个地区反映上去的信息都是有利于自己“政绩”的。其次，在高度控制的社会中，信息的链条中间环节过多会降低决策的灵活性，也会影响到领导者的判断力。比如，斯大林就因为信息量太大而分不清主次，不能快速做出有效的判断，他大量工作“无效化”，使这个体系陷入瘫痪，靠惯性运作。在勃列日别夫时代，监视和窃听持不同政见著名人物的有几套班子，致使索尔仁尼琴的卷宗多达105卷，萨哈罗夫的卷宗多达505卷，这几套系统内部的意见常常不统一，人人都是替自己盘算而算计着让别人承担责任，于是就注定了效率低下和被动局面。勃列日涅夫有一个围绕他的20多人的秘书组和写作班子，而在他两次中风以后，基本上处在不“亲政”的状态，这个写作集体最大的工作就是对勃列日涅夫进行“读心术”，靠揣测勃列日涅夫的意图进行“领导讲话”的编写工作，勃列日涅夫唯一的任务就是不出错地朗读好这些稿件。而写作团队本身又分为好几派，他的政策也就表现得“荡秋千”似的两边晃悠，而且因为写作班子是个集体行为，最后的定稿往往是把有锋芒的地方都磨掉后的妥协产物，导致空话、废话、套话、假话连篇。

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有饭吃也不能代替民主

第四，仅仅发展经济是不够的，人们常说，苏联剧变是因为经济没搞好，它倾尽全国之力去和美国搞军备竞赛，过高的积累率导致人们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引起人民的不满导致了剧变。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对。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已经迈过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工业开始反哺农业，消费被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加推广。但是当局把生活定义为没有任何客观、内在的意义，它们对幸福的理解就是对物质的保证，对身体主观需求的满足。这些人以自身的利益和生活方式想当然的认为，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就可以抵消掉“反体制”冲动，“被禁锢的头脑”是可以用物质手段收买的，国家既然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提供了公共服务，人们就会满足于过自己的小康日子，拿个人自由与安全作交换，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苏联到1970年代有免费教育、收费极低的儿童保育、廉价的住房、便宜的休假制度、稳定的养老退休制度、免费医疗；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居民的工资收入增长了1倍，远高于物价上涨水平，苏联每10户人家拥有9台电视机，4辆汽车，工作10年以上者81.3%的人可以解决长期住房，租房的费用只占月平均工资的2%-3%，(目前中国工薪阶层房租占到了工资收入的1/3)；文化事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1987年苏联人均的影剧院座位名列世界第一。从统治者的角度看，有平等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人们在谈论持不同政见时说，“他们缺什么？高工资!公寓!他们本来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先锋呢？”这个道理就像几百年前但丁所说的：我个人有足够的面包吃，我并不是为面包而呐喊。120名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都是衣食无忧的贵族，沙皇就一直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造反。所有的统治者一直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执政者适应历史的面貌，而不可能使历史的面貌符合执政者的观念。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上述这些人并不是为物质利益而呐喊，并不是为个人呐喊。对一般人来说，很容易把“民主与福利混同起来”，但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就个人而言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麦德维杰夫在没有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之前的个人工资远远高于苏联的人均平均工资。麦德维杰夫说，“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过去因为欺骗愚民，在人民有了知情权以后，对于过去的罪恶是要揭露”。因为这种恩赐的福利既没有制度的保障，也缺乏合法的来源，萨哈罗夫说，苏联遗产的首要部分是人的不自由。自由思想是人的自然属性，人民与当局的关系如同是对聋哑人的对话，这个社会抵触情绪已经接近饱和，若不是社会自身渴望急剧变革，若不是社会的忍耐已超过了极限，靠着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忽悠”或者所谓的“西方的和平演变”，是不可能使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突然间由于并不猛烈的冲击开始削弱和瓦解，这个强大国家的命运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这座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其内部结构也有许多缺陷。如果基础被冲毁或削弱，如果承重结构被侵蚀和破坏，那么无论看起来多么坚实和宏伟的建筑都会倒塌，1991年正式发生了这样的剧变”(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278-279页)。

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就看到了这一点，当民粹派说均贫富比言论自由更重要时，他们受到了列宁的如下痛斥：“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实际就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中央编译局编：《列宁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46页)。他还说“如果把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结社自由的要求完全去掉，那就是发疯!”(《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46页)但是他掌权后，自己恰恰就进行了这样的“背叛”。直到1988年，苏联结束书报检查制度，对开放和透明的渴求使公开性被各个阶层所接受，尤其是知识分子最欢迎公开性。仅仅改善物质条件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求进一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赫鲁晓夫打开后的铁幕透出了一线的缝隙，勃列日涅夫又合上了这扇窗口，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打开的窗子可以合上，但开启在人们心灵中的窗子却关不上了，反而愈发吊起了人们的胃口，他们愈发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统治者这才意识到，斯大林时代是回不去了。人们没有说什么的自由、写什么的自由，但是有不看什么的自由、不听什么的自由。他们没有宣传自己思想的权利，但是可以有避开官方文化的充分自由(1980年代末苏联有一篇文章叫“‘真理报’没有读者”)。正如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所说的：“假如人们自己感觉到不自由、不公正，那就是没有民主，或者是民主出了问题，只有当公民本身认为自己是自由的，那时才开始有民主”。

据美国学者鲁道尔夫对1968-1970年538份地下出版物的抽样分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7个方面：政治民主、民族权利、人权-社会法制、宗教自主性、创作自由、发展和理性、生活质量。这里“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这些诉求中的最后一项。到苏联末期这一点更加明显：1988年7月3日《莫斯科新闻》报道了一个民意测验，测的是“对现状的不满是来源于商品匮乏、法律不健全，还是缺乏社会正义”。结果大约有半数的苏联人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有社会正义的社会中”，缺乏社会正义占了第一位。可见，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有饭吃也不能代替民主。吃得再饱的奴隶也还是渴望自由的。其实，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剧变前，剧变后的时代也一样。200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召开的东欧剧变20年研讨会上，哈维尔一再强调东欧“剧变”主要并不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同样在剧变以后评价转轨时，他也一再说，仅有市场是不够的，应当“少迷信经济学家”，转轨成果除了经济学指标外，也要在人们精神生活的丰富与活跃方面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