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政治经济模式及其未来
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和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分离模式不同，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演化出了另一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国文明从来没有在知识层面把经济视为一个独立领域，在经验层面，经济也从来不是一个独立领域。经济活动从来就被定义为政府责任的内在部分，政府把推动经济发展作为己任，同时也从这个过程中产生政府的统治合法性。
尽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形式不同，但经济活动是政府的责任这一政治经济哲学，从古代到当代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社会层面，老百姓的文化心理，直到今天仍然对政府的经济责任抱有高度认同。
确切地说，在东方，经济从来就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有效手段。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文献《管子》中，首篇“牧民”就论述了经济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尽管有不同看法，但对政府的经济角色并无异议，在这方面各派之间不同的，只是政府和经济的关系有多深的关系。自汉代的《盐铁论》以降，中国基本上对政府的经济责任，及其政府如何承担这个责任有了共识。
西方近代以来，很多学者把中国视为“水利社会”，进而把“水利社会”视为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社会根源。这是单纯从近代西方经验出发的，因为正如本栏上周所讨论的，自近代以来，西方走了一条政治和经济分离的道路。“水利社会”仅仅是中国政府经济责任的表现之一。
今天，西方把中国看成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如果人们梳理一下从汉朝到当代中国的经济形态，就会发现中国几千年来“吾道一以贯之”，存在着一个比较有效的政治经济体制。人们叫它“资本主义”也好，叫它“市场经济”也好，中国一直以来至少有三个市场共存（或者有三层资本）的大结构。顶层永远是国家资本；底层都是自由民间资本，像今天的中小企业；还有一个中间层，就是国家跟民间互动合作的这部分。
在这个结构中，有些领域主要关系到国民经济主柱的领域，国家一定要占主导地位，但是大量的经济空间要放给民间自由资本；同时在中间层，政府和民间资本积极互动，有合作也有竞争。通过三层资本结构，政府维持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履行经济管理的责任。
在中国那么长的历史中，只有四个比较短的时期走了极端，变成了经济国家主义化，即国家完全占了主导地位，市场被有效扭曲甚至被消灭。第一个就是两汉之间的王莽改革时期，第二个是宋朝王安石变法时期，第三个是明朝朱元璋的改革，第四个就是改革开放前那段时期。
在这四个时期，国家跟市场完全失衡，偏向了政府。除了这四个时期以外，中国的国家跟市场基本上都是相对平衡的。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即使是在这四个时期，政府的出发点仍然是更有效的经济管理或者更快的经济发展。
这三层资本共存的结构也决定了，在中国，市场一定要服从国家治理规则的规制。市场存在着，但不是西方早期资本主义那样的完全自由市场，而是被规制的市场。近代以来，西方的市场尽管也是被规制的，但基本上还是资本占据主导的市场，即使政府也要服从市场原则。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最好的经济学著作就是《管子》。如果要解释中国经济几千年的经济历史，《管子》比西方任何经济理论都有效。例如，西方经济学讲供需关系，但供需主要是靠市场调节。后来的凯恩斯主义有点不一样，即强调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扮演一个角色，但市场仍然是主体。《管子》不讲“供需”，而讲“轻重”，但调节“轻重”的角色便是政府，而非市场。
近代以来，面临来自西方的挑战，中国各方面快速转型。但在很长的时间里，至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要解决的是“国家与革命”的问题，而非“国家和发展”的问题。这个顺序并不难理解，因为只有确立了政治秩序之后，经济发展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等把政治秩序置于优先地位的主张，即使放在中国的背景中也不难理解。
近代以来，在解决“国家与革命”问题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都有自己的主张，但日后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成功的。这个关键便是中共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要解决的，便是在落后国家如何通过革命，确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的问题。毛泽东一代革命家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列宁的学说成功应用到中国革命上，在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中胜出，确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
建国之后，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也曾经想继续用“革命”手段来解决“发展”问题，但并没有预想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当代世界少数几个最成功解决了“国家与发展”问题的国家。实际上，改革之所以成功，在潜意识上，便是对中国传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回归。从传统看，中国的改革不是“无源之水”，而具有必然性。这种深远的长传统，使得中国和其他国家区分开来。
和西方区别开来，因为中国尽管向西方学习市场经济，但不会放弃作为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手段的国有企业。或者说，中国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经济，使得政府不能有效干预经济活动。中国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因为中国不会像这些国家那样，通过简单的政治手段（政治开放和民主化）和“大爆炸式”的经济手段（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和激进私有化）来幻想谋求经济发展。中国也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幻想通过依赖西方经济来谋求发展。
今天，西方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从西方的意识形态出发的。另一方面，中国怎么变也的确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中国还会继续是上述三层资本、三层市场结构，互相协调着往前发展。较之西方体制，这一结构有它自身的优劣。跟西方市场经济比较，中国一些经济部门主要是国有部门的效率会差一点。
但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西方的公共部门（相当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其效率也是成问题的。再者，中国经济的效率和创新能力在其他两层，即底层的自由企业和中间层，并不比西方的低。就中国的优势而言，中国三层结构经济体能够预防大的经济危机、能够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能够大规模有效扶贫等。
西方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不可避免地会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比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1997年／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2007年／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等。中国过去40年基本上没有经济危机，这跟这个政治经济体制的调控能力有关系。
东西方政治经济模式 各面临不同挑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很短时间里已经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从邓小平所说的“贫穷社会主义”提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不过，中国对人类共同体更有意义的事情，并不仅仅是中国已有多少人致富，而是已有多少人脱离贫穷。
在过去40年里，中国已经促成7亿多人口脱贫。这个社会奇迹远比经济奇迹更为重要。如何理解这个奇迹，就是这里所论述的中国文明的政治经济观念，及这一观念所演化出来的政治经济体制。
广义上说，东亚经济模式也是中国文明的衍生。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被世界银行视为“东亚奇迹”。人们发现，二战后，在仅有的十几个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中，东亚就有这五个。而这五个经济体就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文化圈”内。在儒家文化圈内，一个普遍意识就是推动经济发展是政府的责任。这五个经济体对政府如何推动经济发展也有不同看法，但没有人会怀疑政府要推动经济发展，它们的一个共识便是：发展是硬道理。
进而，这五个经济体的政府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还做出巨大努力，通过社会建设，培养中产阶层，实现了社会转型。今天，其中一些经济体（尤其是台湾）因为效法西方民主，政府和经济开始分离，政府无力继续推进经济发展，结果造成类似西方的问题。这个趋势也是值得观察的。
今天，东西方两种政治经济模式都面临问题和挑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来说，西方面临的问题须通过结构性再造来解决，而中国面临的属于在现存结构上调整和改进的问题。
在西方，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政治经济之间的再关联，也就是政治如何再次对经济行使权力，使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政治的需要，从而在经济和社会之间实现再平衡。西方目前内部民粹主义崛起，对外经济民族主义崛起，主要是要解决内部经济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经济结构并没有变好。主要的问题是，在政治很难作为的情况下，结构性调整光靠经济力量本身就很难实现。
这些年来，美国政府在经济上比较有所作为，包括再工业化、技术创新、保护本国产业等，不过，包括和中国进行贸易战在内的很多方法，并不能改善内部经济结构，从长远来说，也必然产生更多的新问题。北欧少数国家开始试行“一人一份工资”模式，但很显然这也不是什么新思路，而只是福利模式的扩大版。西方如何能够像当年建设福利国家那样，再次进行重大改革和调整来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再平衡，有待观察。
对中国模式来说，经济发展一直是政府的责任，这一点不仅不会放弃，而且会更加巩固。中国可以改进的地方也很多，但主要是围绕三层市场之间实现平衡这一目标。无论是国家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还是市场主义占据主导地位，都会导致失衡，进而发生危机。如何实现平衡？这需要产权、法治和政策各个层面的共同努力。
就产权来说，光强调私有产权的明确和保护远远不够，国有企业的产权、国有和民营合作的产权和私有产权同样需要明确化，需要具有同样的权利。对法治来说，法律必须平等地适用于三层资本。应当强调的是，在这方面，现有政治或政策保护远远不够，急须把政治和政策的保护转化成法治保护。
对政策来说，主要是根据三层资本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失衡情况进行调整。这就决定了政府在必要时，对不同资本进行扶持和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厘清，哪些领域必须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哪些领域可以大量让渡给民营企业，哪些领域可以政府和民营企业进行合作等问题。
政府须要促成国有企业追求自身的发展能力，而不是通过现有方法（例如垄断、政策寻租等）。政府更须赋权社会本身培养自身的发展能力，包括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使得社会有能力平衡资本的力量，而不是仅靠政府平衡。
来源：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