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聆听民国》：一场游戏一场梦

作者：杜君立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年底，刚刚复刊的《东方杂志》在主编胡愈之的策划下，举办了一期“征梦”活动，请全国各界人士谈谈中国的梦想和个人的梦想。活动共收到160多封来信来稿，在接下来的两期《东方杂志》上陆续刊出。

当时的中国正值处于战争乱世，日军已经占领东北，南方也陷入淞沪抗战，同时还在江西进行第四次军事“剿共”；全国各地的军阀与土匪正打得昏天暗地，饥荒和瘟疫到处肆虐。相对而言，生活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知识分子群体处境要好得多，因此，他们成为这场说梦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或者说，从发起者到响应者，这场没有超出知识精英的集体说梦本身就是一场自娱自乐的游戏，这不免让人想起“痴人说梦”的古话。

胡愈之在征稿文中写道：“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出路了吗？我们绝不作如此想。固然，我们对现局不愉快，我们却还有将来，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把梦当作“所有神圣的权利”，这种心灵鸡汤式的文字基本上确定了说梦的基调。果然，在接下来的征文中，田园牧歌乌托邦成为这场中国梦的主旋律。面对千疮百痍的中国，酒足饭饱的文人雅士们一起展开想象的翅膀，幻想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宗教、没有阶级、没有货币、没有家庭、没有犯罪、没有战争的世外中国。看看书，种种菜，这种心情是如此迫切，以至于有人盼望回到秦始皇时代，有人盼望中国赶快诞生一位墨索里尼。

更有甚者，幻想未来的中国不仅是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而且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被严格设置，一切都犹如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一般。暨南大学教授李石岑说得更到位：“那时红楼梦，纳兰词及曼殊大师的名画之类，都在被焚毁之列。”

毫无疑问，1933年正是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独裁主义方兴未艾之时。就连胡适也颇有几分恶搞地说：“我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我在那里面受十年或十五年的监禁。在那里面，我不许见客，不许见亲属，只有星期日可以会见他们。可是我可以读书，可以向外面各图书馆借书进来看，可以把我自己的藏书搬一部分进来用。我可以有纸墨笔砚,每天可以做八小时的读书著述工作。每天有人监督我做一点钟的体操，或一两点钟的室外手工，如锄地，扫院子，种花，挑水一类的工作。我想，如果我有这样十年或十五年的梦想生活，我可以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岂不快哉！”

犬儒化的小清新之所以盛行，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完成现代启蒙，他们仍然是一群充满士大夫情结的传统文人。《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就这样说：“我以为政治制度是没有关系的，问题完全是在人。”

在这些梦想中，涉及民主宪政、法治文明和公民精神的寥寥无几。实业家穆藕初指出：“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马相伯认为，未来中国应当是“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所谓民治，决非官督民办，亦非一党代办”。楼适夷的梦想是“做一个未来中国的公民，为着这国家的建设与成长，而尽我所能尽的力量，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享受”。李宗武说得非常直接：“我希望我们能杀尽一切贪官污吏。我希望中国的司法能真正独立。”梁园东说得更详细：“我梦想的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而不要再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那么我就梦想一个政府，它至少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现在我们往往因为讲话，触犯了‘我们的政府禁律’，我们因此常常怪政府不懂言论自由。但其实这不应当怪现在的政府，因为现在的政府本来是时时怕人推翻了的。”

有些来稿则非常现实，简直谈不上是什么“梦想”。章衣萍说：“我理想中的中国，最低的限度，要大家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路可走。”彭芳草说：“饿不死，卖得出书稿，买得起必要的书籍，并且有时间看，如是而已。”对比当下，就会发现有些梦想颇有远见，比如艾逊生的梦想是将来上海“完全由中国人管理”，如今上海没有租界了，但有了“自贸区”。社会学教授周谷城说：“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条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在一个连吃饭都解决不了的年代，就想到了大便问题，这无疑是一桩最富想象力的梦想。但其实，直到30年前，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叫抽水马桶。

一个糟糕的年代，一群以智力自负的成年知识分子，凑在一起谈论梦，这本身就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因而也遭到一些理性知识分子的反对。俞平伯说：“我没有梦想。”章乃器先生指出：“政治问题是不容许我们随意梦想的。”陶孟和批评道：“我国人做梦的人很多，对于如何达到梦想，却是很少的计划实现，实在是最重要的。”罗叔和讥讽道：“近年来的中国确实使人哭笑不得，没有法子说话，也不敢说话，于是只有做梦了。”

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中国的现实既是噩梦，未来又怎么能不是噩梦。钱君匋、巴金、老舍、茅盾等一些作家艺术家处于一种集体绝望状态：“中国怕是没有希望了”；“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中国是没有未来的”。何法更是道出了一个可怕的“中国梦”：“新式‘洪秀全’复活，率领了新的‘太平军’，‘天朝’的历史一页一页地翻开……”

虽然鲁迅在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但他很快就此事写了一篇文章——《听说梦》，发表在4月15日的《上海文学》上。“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早在1923年，鲁迅就忠告中国的年轻人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

“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鲁迅的这段话既像是对这个活动的总结，又像是预言。半年后，那个梦想着大同世界的杨杏佛即遭当局暗杀，邹韬奋逃亡海外避祸，而这场活动的策划者胡愈之被迫离开《东方杂志》之后，秘密加入共产党。对残酷的中国现实来说，梦想不仅是奢侈品，更是危险品。

时隔整整80年，那一代中国梦想者均已作古，如今中信出版社将这些曾经的“梦想”整理出版，编成《1933，聆听民国》。在一个“中国梦”甚嚣尘上的年代，面对这本已成历史的旧文字，实在让人分不清哪些是梦想，哪些是现实；哪些是过去，哪些又是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