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冲突：非理性态度只会产生更大矛盾
作者：商灏
细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的重磅新著《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深感其强大的思想力量和逻辑力量，非常同意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在该智库1月21日为这本书举行的分享会上所说的一句话：当前国际形势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提出了挑战，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更需要具有穿透力的洞见和新的视角。
作为盘古智库顾问委员会高级学术顾问，王缉思到场就这本书的写作和观点发表感言称，当前学界热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力不足的问题，这种现象造成国际关系学界失落感的同时，也促使我们反思，如何能够提供一种新的范式来解决这种困境，因此需要一种能够得到普遍理解的话语和新视角。
笔者因此问他，怎样看待当前世界政经格局演变背景下中美经贸磋商中出现的矛盾冲突？他回应说，解决中美之间的经贸冲突，非理性的态度只会产生更大矛盾。但什么是理性的态度？中国有人以为中美之间的经贸问题，是更多花钱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就能解决的问题。王缉思认为其实这只能解决很小一部分问题。因为在美国人看看来，中美贸易对美国来说是不对等、不公平的贸易。对他们这种未必正确的指责，中国人必须给予正确的回应。我们过去的回应是接着更多买美国的商品，现在的回应如果还是这种路数，还是这种想法，则可能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进一步增加矛盾。因为，对美国人脑子里的很多东西的认识，是我们中国人按自己的逻辑去推论出来的，但美国人并不接受中国人的这种逻辑。所以，中国人对外讲中国的故事，首先要理解对方的逻辑。显然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是拿钱就能摆平的，所以我们要把思想从既有的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同时，也要清晰认知对方的基本概念，把握对方的基本逻辑。全球化把世界上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中国只有成为一个包容的国家，才能够真正成为世界大国。他说，本书正是力求将国际政治的五大基本概念和基本逻辑阐释清楚。
如何理解当今世界政治？
《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一书，被认为是王缉思教授从事国际政治研究40年来思想沉淀的成果。书中从安全、财富、信仰、自由、公正这五大目标的视角出发，对全世界主要国家的政治生活全面巡礼，探讨了不同的政治目标如何影响全球政治版图。在长期的研究、访学和国际交流过程中，王缉思教授感受到了中外文化和社会观念的差异，开始对世界各国构建政治秩序的标准以及人类社会是否存在亘古不变的终极目标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为当今中国人理解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提供了新视角。
毫无疑问，这是一本非常有思想价值的书。
王缉思是学界泰斗王力之子。这是笔者首次在会上见到王缉思，这位名学者说话很实在也很有分寸。他发表写作感想时特别强调，在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五大终极目标中，除了安全问题、财富问题，中国人的公正问题、自由问题怎么解决？尤其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怎么解决？中国人需要建立一种普世性的信仰体系。——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之后，才会真正受到世界的尊敬。
在本书中，谈到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王缉思说，识别哪些政治目标是终极目标（或终极价值），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正是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同时也是很有意义而又很容易引起争论的政治实践问题。他引用研究政治哲学的英国学者戴维·米勒在《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一书中的几段话，做出自己的解释。
——假设我们去问一个政治家他有哪些目标，他所属的政治团体想要实现哪些目的或价值。如果他身处当代西方社会，那么他也许会提出一个料想中的清单：法律和秩序保障、个人自由、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以及另外一两个目标。一个政治哲学家对此会做出什么反应呢？他首先会把关注焦点放在这些目标本身上，探究哪些才是真正终极的目标。比如经济增长，它究竟是一个价值上自足的良善目标，抑或其好处仅在于为人们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或者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健康快乐呢？我们能否假设更多的增长总是好的，抑或增长到达某一点后就不再对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有所助益了呢？对于充分就业也可以提出相似的问题。我们重视充分就业，是因为我们相信人们从事有酬劳的工作具有实质性价值，还是因为人们没有工作就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呢？但如果后者是正确的，那为什么不让人人都有一份收入而不管他们是否工作，再把工作变成那些爱好工作的人的一项自愿活动呢？
——我们的政治哲学家还会问，政治家所列出的不同目标是怎样相互联系起来的。政治家很少承认自己可能必须牺牲一个目标以便实现另一个目标，但事实上他们也许会这样做。以法律和秩序保障与个人自由为例，我们能否通过限制个人自由让街区更加安全——比如给警察以更大的权力去逮捕那些他们怀疑将要从事犯罪活动的人？如果这样的话，何种价值具有更高的优先权？当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精确地说明个人自由的含义。它仅意味着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还是指只要不伤害他人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呢？这对我们所提的问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王缉思认为，在提出这些问题和暗示某些答案时，政治哲学家没有（或者不需要）借助于任何深奥的知识形式。他们鼓励读者对自己的政治价值观进行反思，弄清在终极分析中自己最关心的价值是哪些。沿着这条道路，他们也许会添加一些新的知识信息。例如，在对经济增长的价值进行深入思考时，也有必要看看物质生活水平迥异的人们在生理指标（譬如健康情况和死亡率）和心理指标（譬如对生活的满意度）上情况如何。因此，政治哲学家需要很好地掌握社会和政治科学知识。
如何判定终极政治目标跟个人价值观有关
“我认为这几段话里最值得注意的有三层意思：第一，政治家会提出诸如秩序、个人自由、经济增长、就业等目标，他们也许不愿意承认这些目标之间可能相互矛盾，需要牺牲一个去实现另一个；第二，政治哲学家需要去探究哪些是真正终极的目标，这些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第三，如何判定终极政治目标跟个人价值观有关，这没有现成的固定答案。”
王缉思说，在《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这本书里，米勒显然对于把经济增长作为“终极目标”的观念很不以为然，认为个人自由、权利、平等也同样重要。无独有偶，以色列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也辛辣地讽刺了当代各国领导人把经济增长视为宗教般的“最高价值”的观念。赫拉利说：“资本主义深信‘增长’这一最高价值，可以说其第一条训诫就是：投入利润，促进增长。资本主义绝不会在某个时刻忽然说：‘好啦，增长已经够了，我们轻松点吧。’”赫拉利主张，为了保护地球生态和人类文明，需要适当放慢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脚步。
他表示，“根据我对若干政治学著作的理解，以及对现实世界政治的观察，我暂且设定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是世界政治的五大终极目标，并在本书第三章至第七章中一一做出求证。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这五大政治目标，是各国政府、从事政治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普遍追求的，在世界各国的宪法和官方文件中都不难找到。”
王缉思教授认为，世界政治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切入。纵向是世界历史的角度，世界政治可以分为四个时代：第一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农耕时代，社会生产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财富来源和扩张主要靠掠夺土地、人口。第二是以掠夺和奴役为主题的工业化时代，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动力使航海业得到发展，西方由于占领了技术高地而占据世界舞台中央，开始了其殖民扩张的时代，同时也推动了全球化。第三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技术的发展及西方的殖民扩张导致了全球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富国愈富穷国愈穷最终导致的反抗，以及各国内部的矛盾加剧使得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第四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其特征是西方市场规则占了上风。在和平与发展的关系上，王缉思教授认为，若生产力不发展，就不可能有和平，因为生产力欠发达条件下掠夺领土和进行战争是必然的，而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不平衡加剧。十九大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也值得思考，“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主要集中于物质生活层面，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既有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也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衡，而解决这种不平衡不仅需要经济发展，更要兼顾教育、医疗等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横向则是指不同国家的角度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和目标。王缉思教授认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在本书的推荐语中概括的“诸善冲突的悲剧感”很好地诠释了本书的主题，不同国家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候追求的侧重目标也不尽相同：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追求的是经济发展与财富；美国霸权的逻辑背后是对西方式自由的追求；而伊斯兰国家追求信仰；欧洲国家追求尊严，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俄罗斯追求安全。
王缉思教授还强调，中国人讲好中国故事是讲给外国人听，在理解和把握受众的思维逻辑的同时要兼具说服力与可信性，展示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不必然是讲中国故事的唯一方式。而在信仰层面，我们也需要培育更具包容性的信仰体系。
需要正视思想领域面临的挑战
多位担任盘古智库学术职位的学者在当天的会上高度评价王缉思这本新书时所说的话，都坦承这本书对于认识和思考中国与世界变化的现实，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基地执行副主任王栋认为本书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价值。“王缉思教授从两三年前开始对此书进行构思，他对待学术写作的态度和对世界政治理解的创新性和高度在学界树立了典范，值得后辈学者学习。”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党委书记倪峰表示，王缉思老师对很多问题的观察都有先知先觉。当今世界政治的复杂性使我们需要以更宽阔的视野看问题，王老师的作品从兼具开拓性与启发性的世界视角看世界政治，启发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对于国际问题研究、区域国别研究等都非常有价值。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明昊表示，十九大所提出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仅在于经济层面，还要解决思想市场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中国在经济、技术领域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也要正视思想领域面临的挑战。他认为王缉思老师的此书与基辛格的《世界秩序》一书恰好形成关联：人类努力建构世界秩序的前提是要把握世界政治的底色，即要把握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他说，对于中国外交而言，要解决中国外交的价值观困局即“理念之惑”，我们看世界的角度需要改变。此外，“理念之辨”即厘清基本概念、“理念之争”即对理念理解的差异、“理念之进”即保持对理念的进步趋势也非常重要。
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扬发言中提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称，从政治历史的角度来看，世界格局是具有惯性的，要考虑不同的影响变量。随着世界GDP增速的逐年下降，依赖做大蛋糕来分配财富已经到达极限，承受不了国际秩序的变化。财富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也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思考的逻辑驱动力。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社长皮钧结合自身工作发表感悟认为，当前青年人特别需要通识性的读物来划出知识的边界以弥补精神建设的欠缺，具备对基本概念的了解和辨识能力才能支撑起背后的逻辑。青年人需要事实与逻辑，学者要说出事实、感受与方案并渗透到青年人中去。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梁亚滨表示，逻辑的力量很重要，中国人讲道理、讲中国故事更需要有逻辑力量。价值观是本性的追求，这五大终极目标作为一种理念很有意义，它是指引我们向更好的世界前进的动力。
面对当今国际政经格局乱云飞渡，世界秩序遭遇沉重变革压力，去全球化、反多边主义声浪汹涌，大国竞争态势加剧，越来越多的人担忧，史上民族国家彼此对抗或相互杀戮的“丛林”大战会否再度上演？也就是说，如果贸易大战解决不了问题，军事大战会否一触即发？据笔者了解，王缉思教授正在撰写的《理解世界政治》一书，将对世界政治的最新走向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来源：公众号-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