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要客观清醒地认识中国发展进程中的美国因素

来源：公众号-上海美国研究

1981年，17岁的苏州少年朱锋机缘巧合地开始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学习。彼时，中美两国之间交往正变得日益活跃。北京大学里的中美学术交流氛围浓厚，令他认识到美国是自己研究中最重要的切入点和背景因素。

1991年，朱锋博士毕业后留在北大任教，不过他很快感觉到国内学术训练还有不足，于是开始寻找继续学习的机会。从北京到香港，从日本到英国，后来又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用他自己的话说，“逮着机会就往外跑。”在这样的背景下，朱锋的学术生涯与中美关系的成长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对于过去几十年的中美关系，朱锋保持着一种相当公允客观的态度。在他看来，过去40年，美国因素是影响中国发展最大的国际因素。中美互动的过程，不仅是过去40年世界政治中最有意义的活动，而且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于当下和未来的中美关系，朱锋不无忧虑。在他看来，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美国对中国的心态已然改变，害怕失去世界主导地位的美国日益对中国崛起的势头感到担心。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美关系已经不能简单地以问题为导向来界定合作或冲突点，而是在多个领域既有竞争也存在共生共存的依赖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冷静、清醒、客观、科学地看待两国关系，不仅要看到其中的国际权力结构因素，也要在双边互动中更加灵活。

治学四十载，与中美关系同行

采访组：您1981年进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当时是怎么想到去学国际关系？后来为什么把美国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

朱  锋：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更多的是想要学文史哲，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未来的发展肯定更多地需要政经法等实用的社会科学人才，所以当年我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北大经济学。机缘巧合的是，那年来江苏招生的老师把我调剂到了国政系。刚进北大的时候我还考虑过转系，但是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国际政治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学科，所以我也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可以说，这是一种命运的选择，我就这样留在了国政系。

后来自己的研究兴趣跟美国有关，我想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80年代来北大做访问学者、教英语的外教，都是美国的访问学者和教授。加上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对知识的渴求非常旺盛，如饥似渴地学习，而那时和中国进行学术交流最多的，恰恰又是美国教授，所以我们受这些来访的美国教授的影响很大。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1982年中美发布《八一七联合公报》，台湾问题当时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后，我一直对美国的东亚政策、美国外交、安全、军事战略关注比较多。博士毕业后，我更多地关注东亚区域安全问题。因为对中国来讲，整个发展进程中的外部安全挑战，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或者说如何去化解与美国在地区政治，包括国家的军事安全能力发展中的各种安全议题。

所以这么多年来，我的研究一方面以地区安全为重点，另外一方面，美国又是最重要的切入点和背景因素，是中国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最重大的国际挑战和压力。

采访组：您后来也到美国的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去访学，包括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等，当时是什么让您产生了“走出去”的想法？

朱  锋：我记得大学时看过央视播出的一个片子，印象特别深，片名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介绍美欧日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社会秩序等等。从这种纪录片中所感觉到的美欧日发达国家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完全不一样。我们那一代大学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影响下，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就是追求知识的精神渴望，去探求中国落后的原因。所以，打开国门以后，意识到中国和西方之间巨大的差异，是激发我们去学习、去研究的非常重要的动力。

读完博士留在北大工作以后，我强烈地感觉到国内接受的学术训练确实有限制和缺陷：一是文献阅读量不够，二是语言训练不够，三是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范式和理论掌握不够。所以我就开始想各种办法出境学习，先后到香港、日本、英国、美国去进修，能逮着机会就往外跑，去练外语、读文献，把自己投身到更高水平的学术环境中。

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学的时候，老一辈的学者如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傅高义（Ezra F. Vogel）等都在，还有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等。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去听他们的课，一有问题就去探讨，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历。

我的个人成长经历很有意思，反映了80年代初那一代大学生求学的一个代表性经历。我是国内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国际关系博士，后来感到有欠缺，又抓住机会弥补短板。所以说，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反映了中国这40年来的变化过程，与中国这40年的改革开放非常契合，与中美关系这40年的发展也高度契合。

采访组：您多次参与或组织中美之间的一些“二轨”对话，您觉得这些“二轨”对话对中美关系有什么样的作用？

朱  锋：通过两国的学者和一些退休的官员来对一些重大议题进行更加深入、灵活、开放的探讨，“二轨”对话可以进一步培育和发展两国政策领域的智库、研究机构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最重要的是，“二轨”对话的成果可以形成政策建议，去影响政府和社会，或者倡导某种观念和方法。所以，在促进中美两国合作交流，特别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避免错觉误判方面，“二轨”对话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我参与了傅莹大使主持的《中美智库研究报告》，美方由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总裁何幕礼（John Hamre）和资深研究员麦克·格林（Michael Green）等牵头，该报告非常有影响力。我还主持了南京大学中国南海协同创新中心关于海上安全问题的对话机制，以及中美海洋安全“二轨”对话等。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去参加美方组织的各种“二轨”对话。

作为一个学者，特别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要靠接触、对话才能形成真实客观的判断和了解，才能更好地进行实证研究。任何良好的政策研究，一定要有良好的学术和理论研究作为支撑。同时，好的学术理论研究一定需要有政策研究实证的深厚经验。可以说，学者参与“二轨”对话本身就是做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美国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大国际因素

采访组：回顾中美建交40周年的历程，哪些事情可以真正称得上是中美关系中的转折？

朱  锋：从我们这代人的理解来讲，1979年中美建交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80年代我在北大求学时，很多美国学者都到中国来，他们不仅是要做中国研究，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也很有兴趣。

另外一个转折就是冷战的结束。冷战结束后，关于中美关系的去向产生了很多的疑问。但那个时候中美双方政治和社会基础都比较牢固，经历了八十年代末的短暂波折之后，老布什政府很快做了调整，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问北京，双方关系又重新开始趋向稳定。其实当时美国国内对中国政策的辩论已经展开，布鲁金斯学会的何汉理在1992年出版的《非友非敌：90年代的对华政策》（Neither Friend Nor Foe）一书就对冷战后人们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和定位有很重要的分析。

整个90年代，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新阶段。在后冷战时代，克林顿政府希望借助接触政策更好地推动中国变革，让中国变得对美国友好，并在地区安全和全球事务中都有所贡献，进而从中美关系中受益。所以，在中国“入世”问题上，美国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引导者角色，也扮演了施压者的角色。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也出现不少问题，但是总的来讲，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对中国来说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合作方，还是一种重要的压力来源。合作和压力产生的作用都是双重的，一方面当然给中国带来挑战，但另外一方面也是拖着拽着让中国向前走。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双方就如何共同推进全球和地区反恐产生了广泛共识，对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些新的活力。在此之后的两个重要事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奥巴马上台以后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过去40年，美国因素是影响中国发展最大的国际因素。中美互动的过程，不仅是过去40年世界政治中最有意义的活动，而且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的中美关系，也注定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我们一定要看到，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有维护这种“一超”地位的决心。因此，中国今天在处理对美关系的时候，同样需要更新我们的思路，要具备新的战略高度，对于中国未来的利益目标要有整体的规划。

采访组：90年代到现在，中美关系经历了很多危机事件，在危机处理方面，您觉得中美双方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朱  锋：在危机处理方面，我觉得有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如果出现不测事件，双方还是要冷静，避免过激的行为，避免误判。危机出现后，静一静缓一缓很重要。

第二，要有及时有效的沟通机制。2001年空中撞机事件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没有预先设计好相关机制，没有迅速介入危机处理。

第三，未来危机可能出现的性质、范围、影响大小，都会和前几次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一定要预先有“二轨”对话或军事交流合作管道。2001年中美在南海海上力量对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今天中美在西太平洋海上、空中军事力量对比有比较大的改观。在中国军事能力取得实质性长足进展之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空中撞机或者海上撞舰，这种危机事件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怎么去预判今后可能会出现什么危机？危机发生后第一时间该作何反应？如今的情况与20年前“炸馆”和“撞机”事件相比都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我认为现在处理中美危机更需要双方保持沟通和交流的渠道，能够有一些热线电话。同时，作为第一反应，双方仍要继续强调自律、克制。

中国崛起后导致的中美结构性矛盾亦非无解

采访组：您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不可降服，是美国最大的心病”。中美之间的种种摩擦可以归因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吗？

朱  锋：美国的战略选择是一定要保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所以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担心，不只是对中国军事能力的担心，很大程度上在于看到了中国的崛起势头，看到了中国在未来10年到20年间有实质性缩小和美国实力差距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在于美国对于今天中国政治的判断。美国觉得现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可能真的是在瞄准美国。不是简单的追赶美国，而是要超越美国，有着“勃勃野心”。

所以，从去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到《国防战略报告》以及《核态势评估报告》，美国担心或者恐惧的不只是今天的中国，而是担心中国力量崛起会使得美国失去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性地位，失去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讲，与其说美国是在担心中国，不如说美国是在担心自己，这恰恰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利益竞争关系。

美国这次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称作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其实并不是美国对中国定位的一个巨变，这个过程从2000年以后一直都在延续。但是，报告把中国称为“修正主义国家”，这是第一次。“修正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是指一个国家违背原有的条约承诺，想要改变领土现状，甚至不惜通过战争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把“战略竞争者”和“修正主义国家”放在一起，代表了美国对中国看法在观念上和战略上的根本变化。

采访组：随着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崛起，未来中国和美国该如何互相调整各自的位置和行为，达到一种平衡？

朱  锋：中国军事力量在西太平洋的崛起确实很快，但美国又不愿意收缩自己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和影响程度。奥巴马就曾称自己是“太平洋总统”。美国现在不仅不愿意收缩，而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动向高度怀疑，积极着手对中国进行新的防范战略，就是“印太战略”。美国要着眼“印太”这个更加广大的地理概念，来实现进一步防范中国的目的，必要时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目标。

对于未来的海上形势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急剧变化，或者说将出现什么新的危险性因素，是中国现在对美研究必须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四年前我离开北京大学，到南京大学来主持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也是因为我在学术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判，就是中美已经不可能再打一场地面战争。随着中美双方在辽阔的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不断成长，中美如何更好地和平相处，避免新的地缘战略分裂和地缘政治竞争甚至对抗，这还是一个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历史上也没有先例。所以中美在西太或者印太地区的海上安全问题，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也是我现在努力在做的研究工作。至于到底怎么去避免出现对抗，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这确实是未来20年中美关系最大的战略挑战。

采访组：过去我们常说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稳定器”，现在却已成为中美摩擦的一个焦点。未来中美新的合作领域在哪里？

朱  锋：今天的中美关系不是简单地以问题为导向，来确定什么是中美关系的缓和因素，或者什么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美今天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国际体系中，“老大”和“老二”的关系常常是最复杂、最敏感、最具有冲突性的关系。所以如何去稳定未来的中美关系，不能简单地靠以前的一些经验，因为现在中美在经贸领域竞争性也在上升。

但是，当今的中美关系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现实，这也是中美关系复杂性的背景因素。中美在经贸、社会、文化、教育，包括在外交和政治方面都有难以避免的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还在深化。今天不管全球化出现了什么样的挫折，国际体系向全球体系发展的进程是不会被改变的。

所以，今天中美关系不能简单地说是悲观还是乐观。中美关系不断发展，既有传统地缘战略意义上的竞争冲突，又有全球化时代共生共存关系的依赖加深这些因素，它导致了从政策、社会心态，到战略等很多具体的变化，我们应有足够清醒、准确、科学、客观的判断。

因此，我们今天对中美关系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去重复一些历史的经验，要根据当今全球和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新现实，给中美关系提供新的诊断，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政策认可的解决方案。

采访组：您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有哪些期待和担忧？对中国的中美关系研究的发展有什么期望？

朱  锋：作为一个学者，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学术研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它也反映了我们这代“60后”学者对于整个国家未来的一种思考和担心。今天中国所有的工作，说到底就是统筹国内建设和对外关系的两个大局。而对于一个崛起的大国来说，它的战略挑战或者崛起进程发生根本逆转的原因，往往是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出问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中美关系研究不仅仅是要稳定两国关系，更深刻的一个话题是，在未来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整体发展变化过程中，我们究竟将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做什么样的战略设计和调整，让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可以延续下去。

因此，未来的中美关系到底怎么发展？美国研究应该怎么做？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我们要科学、客观、准确、清醒地解读美国因素对中国方方面面的影响和冲击。虽然我主要研究中美海上安全，但我也非常关心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思考它未来可能对政治和安全带来的影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上大国对抗常常是起因于经济、市场和贸易的冲突。其实中美就是一个整体，需要我们有一种高度的战略透视力来观察这层关系。

第二，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今天中美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美国不仅经济实力是第一，在科技等方方面面都领先，最重要的是美国还有强大的同盟体系。所以，我并不觉得中国崛起已经开始实质性地改变中美力量对比。因为，判断国家间力量对比的不仅是两国的实力，同盟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所以，中美关系的研究需要超越中美关系。我们需要稳定中日关系、中韩关系，需要稳定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需要去改善和印度的关系。越是要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中国越是要在周边外交有作为。我们周边外交越有作为，周围的邻国对中国就越信任，美国可以牵制中国的战略抓手就越小。

第三，中美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如果我们觉得美国人不好，那首先我们要问问自己好不好？如果我们要求美国人对中国好一点，我们也要问自己，能不能对美国人好一点？如果我们要让美国对中国的担心下降，同样要问我们能不能去有效及时地回应、建设性地引导，甚至调整自己，来应对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和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