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海盗、航海家与亚洲秩序
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今年是新加坡莱佛士开埠200周年，各方进行着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纪念活动。对新加坡来说，其意义在于认识过去、了解今天和知晓未来。
不过，历史地看，莱佛士开埠新加坡的意义则是大大超越了新加坡本身。人们完全可以说，莱佛士开埠不仅仅是近代新加坡的开端，而且也是近代亚洲秩序形成和发展的里程碑。这个历史遗产到今天不仅仍然影响着新加坡，而且也影响着整个亚洲秩序。
近代亚洲秩序是从欧洲的海盗活动开始的。这倒不是说近代之前亚洲不存在自己的区域秩序，而是说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亚洲秩序，是从欧洲人来到亚洲之后才开始的。或者说，欧洲人来到亚洲之后，就彻底改变了原来的亚洲秩序。这个新亚洲秩序的形成就是两“海”——即地中海和南海互动的结果，而印度洋则是作为两“海”之间的连接线。
最初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通过印度洋到东南亚，之后是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今天被人们称之为欧洲航海家的欧洲人其实都有海盗背景，但这些人的航海活动一旦有了国家（国王）的承认和支持，具有了国家（国王）的目标，他们的身份就从“海盗”转型成为“航海家”。无疑，这些航海家的活动便是欧洲人海外拓展殖民地的开端。
欧洲人的航海活动造就了近代最初的全球化，带动了全球层面（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和经济交往。更为重要的是，跨洲际的贸易带来了诸多经济和贸易制度的创新。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东印度公司等之间既有雷同，也有差异，但每一种形式都是制度创新的产物，很多近代制度包括股份、保险和政府企业关联等等都与此有关。
进而，后来人们所看到的国际法，也和欧洲人到东南亚的贸易密切不可分。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近代荷兰思想家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就是根据欧洲诸国在东南亚的商贸经验发展出其“国际法”思想，今天人们仍然强调的公海航行自由的思想就是来自格劳秀斯。
尽管近代亚洲秩序和这么多的欧洲国家都有关系，但英国在这方面的地位非常特殊。英国是典型的海洋国家，尽管其所建立的“大英帝国”是一个全球帝国，但在欧洲本身，英国从来就没有确立起其领导权。历史地看，英国人似乎对欧洲大陆没有多大兴趣，总是向欧洲之外的地方扩展。不过，这也是因为英国没有足够的能力向欧洲大陆发展，而是发现向欧洲之外的地方发展，较之向欧洲大陆发展更为容易。
海洋时代开始之后，英吉利海峡的存在使得英国避免了来自大陆的影响和征服。二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甚至想到，如果英国本土被德国所征服，英国也可以动用其海外大英领土和德国进行斗争。从这个角度看，今天英国的脱欧运动并不难理解——英国是欧洲国家，但其心态从来就不是典型的欧洲国家。
欧洲殖民者和亚洲的接触不仅造就了早期的全球化，更是影响了亚洲国家的内部制度模式。在这方面，英国也占有主导地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等殖民者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甚至后来的美国也没有留下什么，现在人们所见的大都是负面的遗产。唯独英国不同，李光耀先生在其回忆录中，就英国留下的遗产列了很长的一个单子。不过，笔者认为英国人有两项遗产对国家治理来说迄今极其重要，即“法治”和“植物园”。
英国人所到之处，都会发展这两个“项目”。从今天看，“法治”是为统治者所需要，而“植物园”则为老百姓所需要。当然，这不是说英国殖民地的所有遗产都是正面的，有很多方面是极其负面的，例如亚洲国家的很多“边界问题”（包括今天造成中国和印度边界纠纷的“麦克马洪线”）都是英国人造成的；再如，英国殖民者对各民族进行的“分而治之”，严重地恶化了亚洲国家内部的种族问题，即使是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度”，也是因为英国人的“分而治之”政策（法律）而得到强化。
中国无能力形成近代亚洲秩序
与欧洲殖民者相比，中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尽管中国一直是一个大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并没有能力形成类似欧洲人那样的近代亚洲秩序。今天人们认为，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中国有自己的亚洲秩序，那就是“朝贡体系”。不过，经验地看，朝贡体系的历史和经验被夸大了，因为很难说这是一个“秩序”。
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说。首先，当时的“朝贡体系”不仅中国有，而且日本也有，越南也有，其他在次区域内稍大一些国家都具有自己不同版本的“朝贡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朝贡体系与其说是区域秩序，倒不如说是中国处理周边较小国家关系的方便安排（如果不是说无奈之举）。
其次，至少就中国而言，朝贡体系仅仅只是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其他国家向中国皇帝“叩头”，就要求和中国贸易，中国皇帝基本上都会同意。但中国皇帝显然没有要求这些国家也向中国开放市场，不仅不要求，中国皇帝一直是禁止中国商人“走出去”的。近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朝贡体系”表明中国历史上的“扩张主义”，但这是西方人把自身的扩张逻辑加于中国之上而己，因为事实上刚好相反，朝贡体系表明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具有内敛倾向，毫无向外拓展的取向和文化。
但如果说中国的“国家”没有能力造就近代国家秩序，华人却一直是亚洲秩序的一部分。移民在中国国家内部形成和扩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移民同样在亚洲秩序形成和扩张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已经发现的史料来看，中国早在唐宋期间，就和东南亚国家有紧密的商贸关系。元朝蒙古人出征东南亚，但以失败告终。
明清实行闭关守国政策，但朝廷还是没有能够完全禁止中国商人的商贸活动，形成了王赓武教授所说的“没有帝国的商人群”（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欧洲殖民者到东南亚之后，华人和华商仍然是地方商贸的主体，欧洲人往往寻求华人和华商的帮助和支持进行商贸活动；没有后者，前者在东南亚的商贸拓展会困难得多。
在很大程度上说，近代国际秩序是海洋国家造就的。这一点直到今天对中国仍然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借鉴意义。中国沿海的“海盗”现象较欧洲至少早两个世纪，到了明朝更是达到顶点。在明朝，中国的海上力量无论从政府层面还是民间层面，都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顶峰。当时，东南沿海的海盗“猖獗”，这些海盗中有日本人（即所谓的“倭寇”），但实际上海盗的主体是浙江、福建的民间海商。因为政府禁止他们的海上活动，他们永远都是“海盗”，没有像欧洲的海盗那样得到机会成为航海家。只有郑和是官方认可的航海家，因此才有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郑和下西洋的故事。
但郑和多次如此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并没有带来一个区域秩序，因为其航海的目的并不在商贸，而在于政治。官方主导的航海活动无论对中国本身的商贸活动，还是对东南亚诸国的商贸活动，并无任何实质性的贡献。更有甚者，身为穆斯林的郑和似乎有其自身的目的，因为他帮助当地的穆斯林打败了非穆斯林人口，促成了穆斯林在东南亚的扩张。（这当然是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不管怎样，明朝是近代西方海洋时代的开始，中国朝廷的“海禁”政策使得中国失去了海洋时代。
实际上，中国既是陆地国家也是海洋国家。就海洋商贸来说，唐宋不可说不发达。就技术来说，无论是造船技术、指南针和火药，中国在很长历史时间里都是最强大的。在西方，正是这三者的结合造就了西方强大的航海能力，后来演变成近代海上霸权。
但在发明指南针和火药的中国本身，火药被用来放鞭炮，指南针被用来察风水，完全被日常生活化了。也就是说，最终，陆地文化战胜了海洋文化。统治阶层以农业社会为主体的意识形态、既得利益、朝廷政治斗争等因素，排挤和打败了原本可以兴盛起来的海洋文化。
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的不同
一种内陆文化是很难构建起一个国际秩序的。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近代以来，陆地文化往往轻易地被海洋文化所打败。经验地看，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具有不同心态、文化和发展取向。统治陆地更多的是依靠权力与等级。拓展陆地并不容易，每一寸土地上都有人的存在；依靠强力拓展出来的陆地需要一个高度等级的秩序，才能得到治理和获取安全感。而海洋文化则不一样。拓展海洋比较容易，在拥有航海技术条件的情况下，没有多大的阻力；同时，海洋国家也比较容易防御外敌。较之陆地国家之间的关系，海洋国家之间具有更多的平等精神；在统治其他国家的时候，也更多地利用当地的秩序，而不是强行地把自己的秩序加于其他国家之上（例如上述英国的“分而治之”）。
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间层面，中国都表现出要向海洋发展的心态。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而大部分贸易都是通过海洋进行的。今天中国的海洋战略也迎合了中国作为商贸国家的需要。
不过，毫无疑问，直到今天，传统的陆地国家心态仍然影响着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关系。在向海洋发展过程中，一旦遇到瓶颈，就很容易转向陆地。不管如何，如果海洋文化是新近的事情，那么陆地文化则已经具有很长的历史了，根深蒂固。并且就地理来说，陆地仍然对中国的稳定至关重要，甚至较之海洋更为重要；海洋的重要性更多的是体现在未来发展方面。
就是说，如果继续用陆地文化来应付海洋上所出现的问题，就会显得非常吃力，甚至没有效率。这些年来，中国在东海、南海和印度洋上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和麻烦。这里的因素很复杂，但如何把握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则极其重要。例如如何有效处理南海问题？很显然，如果采用陆地主权概念来解决海洋问题，不仅解决不了海洋问题，反而为解决海洋问题创造阻力。
实际上的情况正是如此。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亚洲国家，都仍然在秉持西方近代主权国家原则来处理海洋问题。例如在南海问题上，无论是13海里的安全线还是200海里的经济区域概念，无一不是西方的遗产。但很显然，如果把这些西方概念机械地应用到南海问题，没有人可以说，能够解决海洋问题。
今天，美国等国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印太”概念。这一方面具有对中国的“海洋国家梦”进行围堵的味道，同时又企图把中国“滞留”在陆地国家或者打回到陆地国家的状态。如何有效解决东海、南海和印度洋问题？如何在美国等国的“印太战略”过程中不被排挤？如何真正成为一个海洋国家？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表明，这不仅仅是实际能力问题，更是海洋文化发展问题。
一句话，如果没有海洋精神，就很难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中国如何“复兴”其传统中的海洋精神、如何根据现实的需要来发展新的海洋文化？这是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来源：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