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自由主义——被四面夹击的胡适
作者：李伟
在一个不断两极化和激进化的社会中，胡适试图去寻找一条超越阶级斗争，和平独立的发展道路。然而，时代偏偏无法给他一个正面求证的机会，他也无力给自己创造任何机会。
胡适的“非典型性”
胡适的一生都包夹在论战、攻击与争议之中。除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几乎和所处的每一个时代和阶段都发生了全方位的摩擦。他不断抗议也不断妥协。事实上，胡适的脾气很好，不然也就不会有“我的朋友胡适之”之说。他性格中几乎找不到反叛的因素，而这种影响则来自他的母亲。胡适的母亲几乎就是一个“非暴力不合作”的典范，总是用自己的隐忍和耐心化解大家族中所有的矛盾。
1928年10月，英国著名翻译家韦利（Arthur Waley）在《北京导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胡适是当世六大天才之一。
他说：“首先，他绝顶聪明，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聪明的六个人之一。同时，他天生异类，他的思考模式完全是欧洲式的。任何人只要跟他做几分钟的交谈，就会心服口服。说他的聪明绝不只是教育和后天的产物，而只能说是天生的禀赋。”
韦利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胡适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压根儿就不具代表性”。换句话说，胡适和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分野，尤其是在“思考模式”上。他既有别于鲁迅、钱玄同等留日派，也不同于和他有相似经历的蒋廷黻、丁文江、梅光迪等英美同学。当然，他与后者的共识更多。韦利也对此感到困惑，所以他认为胡适是个天赋异禀的奇葩。所以，不应该把胡适当做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来研究。
在这种观察下，胡适与时代的紧张关系有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因为他几乎就是不属于当下中国的人。但胡适又并非是一个孤独的象牙塔，正是因为他的特质，他的稀缺性，才使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破壁者，并在不断争议中成为一个时代的前瞻者与风向标。而他的格格不入，又使他不断陷入被夹击的中心。
因为他的不同，他给中国社会与思想界带来了新的空气。胡适订定了当时中国史学、哲学、文学研究的议题、方法和标准；作为白话文学的作者和批评家，他不只是推行了白话文，而是从根本上规范了新文学的技巧、形式、体例与品位；作为一个政论性杂志的发行人、主编、撰稿人，他塑造了舆论，设定了时代的话题；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最具影响力的董事，他通过拨款资助，让某些特定的学科、机构和研究人员得以出类拔萃。
而更重要的是，他把“自由主义”从书本搬到了现实中，形成了一场持久的社会运动。他以怀疑精神，推动理性觉醒，形成独立人格；以杂志为舆论平台，倡导自由、容忍、多元的价值谱系；通过个人影响力反对独裁，推进民主政治的形成。而他所有的努力，又都处于20世纪上半叶自由民主低潮、而专制主义时髦的时代。尤其是他的朋友们都开始为各种专制独裁鼓吹时，他依旧恪守着自由主义的理想。
在胡适周边，形成了一个个具备现代知识分子特征的新团体，包括努力社、新月社、独立评论社以及在台湾的自由中国社。在每一个圈子中，他都是天然的核心。胡适借此又帮助中国刚刚形成的知识分子们创造了一种新的传统——自由主义传统。
刘东在《衰朽政治中的自由知识分子》中对这种传统进行了有趣的描述：“他总是号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但又总是注意保持个人的独立地位；总是珍重自己对政治的发言权，但又总是超乎政治之外地不愿付出卷入其间的代价；总是强调个人的独立判断能力，但又总是愿意以社会共同利益为准绳；总是批评社会的种种弊端，但又总是保持一种温和节制的态度；总是和现存的政治组织离心离德，但又总是尊重和利用现行的法律秩序；总是要求社会制度的不断改革更进，但又总是不赞成使用激进的手段；总是祈望人类历史的不断进化，但又总是渴望看到这种进步能够取道于缓慢的调整；总是在内心深处对人的生存状态怀有强烈的价值理想，但又总是倾向于在现实层面采取审慎的经验主义方法……他在小心翼翼地、左右为难地维护着个人的自由。”
这种特质性，一方面来自他的美国留学经历。去美国前，胡适还承担着那个时期青年人普遍的救国压力，以及强烈的民族情绪。而他的学问之路，甚至也是一种革命的需要。他在《四十自述》中回忆，17岁那年，中国公学里的同盟会曾经商量过，“大家都认为我可以做学问，他们要爱护我，所以不劝我参加革命的事”。大概，当时的革命家们还不敢自信可以包治百病，所以还愿意跟朋友订下“我去革命，你来建设”的合约。
而到了美国后，胡适逐渐从民族救亡的危机中解脱出来，开始自由生长。他很快就改变了专业，从以实业救国为目的的农业转到了自己喜欢的哲学。翻一翻胡适的留学日记，就可以发现他当年的阅读有多么庞杂，活动有多么丰富。他既读《左传》、《荀子》，也读柏拉图、培根、司各特、大仲马、狄更斯和各种俄国小说；他读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麦克白》、《李尔王》、《亨利四世》；他读谢灵运、杜甫、王安石，也读弥尔顿、济慈、歌德、海涅；读美国的《独立宣言》、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他研读拉丁文、法文、德文，寻找各种原版作品。他仔细阅读了自由主义的经典——密尔的《论自由》，和平主义思想家安吉尔的《大幻觉》。
他进入到基督教家庭中生活，并亲身参与到美国大选中。他研究“罗氏议事规则”，去华盛顿旁听国会，在纽约州的伊萨卡观察地方议会的运行，担任康奈尔世界学生会的主席，并出席国际学生大会。他坐着火车到美国各地去进行演讲，东至波士顿，西到俄亥俄的哥伦布城。他与各国的同学、教授讨论问题，每天都要写一两封信给朋友们。
这种复杂的学习内容、丰富的社会活动经历，不仅是国内青年无法想象的，甚至也是同时代赴日留学生们所无法企及的。胡适在一个最现代化国家的黄金时代中摸爬滚打，浸淫在规范化的民主政治体系中。很快他就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登上了更开阔的舞台，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观察思考中国。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
而稍早留学日本的鲁迅，成长环境完全不同。他的整个留学生涯始终处于日俄战争的阴影中，以弱国子民的心态吸收了转手而来不成熟的“民主制度”，最终在民族情绪的爆发中，发现拯救国民性的重要。因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不同的成长环境，胡、鲁二人最终也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
而另一方面，胡适的特质性来源于回国后的复杂经历。从1917到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上都一直居于中心位置，他一生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更广阔，因此他观察世界的角度自然也与众不同。
1948年离开北平时，胡适留在东厂胡同寓所的物品中共有500多封信件。往来的对象，几乎涵盖了国共两党的主要领袖、军政要人，从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张群到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张闻天等，民主人士包括宋庆龄、罗隆基、黄炎培等等。学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的信件更是名流荟萃，灿若星辰，无从举要。无论政治立场还是学术派别有怎样的差异，至少他们都曾有一个“我的朋友胡适之”。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耿云志是国内胡适研究的权威，也是胡适档案的主要整理者。他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细心阅读这些书信，广泛查阅有关资料，在《胡适与×××》的题目下，可以写成数十本有价值的传记著作。”
至于国外，仅在大使任内，往来冠盖，有美国总统罗斯福、美国国务卿及其司长、各国驻美使节、美国名流与富豪显贵、访美的王公将相，也不胜枚举；学术上，往来唱和的是杜威、罗素、王国维和梁启超。
在20世纪上半叶，胡适是一个交通枢纽般的人物，他所获得的信息量与视野是同时代中国人难以达到的。他的个人世界也是整个时代的缩影。所以，胡适并非一个不识时务、思想迂阔的书生。
恰恰是因为他的特质性，才使他显得如此突兀，以致“不合时宜”。他的“非典型性”使他总是陷入角色的紧张中，无论作为校长、舆论家、政府顾问，都会挑起争议。而一旦脱去这些职务，回到日常生活中，他又成为一个笑呵呵的好人——“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年轻时写过一首白话诗《老鸦》，把自己比喻成告人凶吉但遭人讨厌的一只“老鸦”，终不肯“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天寒风紧，无枝可栖。”胡适的一生都感到自己的孤独与寒凉，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找不到可以栖息的树木。但他却不肯放弃号呼而鸣的天赋职责。
如同北洋大学学生陈之藩给胡适的信中所说：“过渡时代的人又生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任务太艰巨了。”
秩序与共识
胡适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庞杂而混乱的格局：它是一个最原始的角斗场——军阀割据；面临着最深重的灾难——亡国灭种；陈列着最肮脏和丑恶的黑金裙带——四大家族；却模仿出最现代化的政局结构——民主共和；上演着最时髦的政治理想赛跑——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做着最美好的设想——乌托邦梦幻；寻找着最根本的方法——彻底解决。
中国的发展似乎进入了一个死循环，用胡适的话说就是：“兵化为匪，匪化为兵，兵又化为匪，造成一个兵匪世界而已。”
胡适给这个时代开出的药方，其实是一个态度——“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这句话在梁启超的《政治家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中也说过，胡适曾经在日记中大篇幅地抄过其中的内容。其典故来自《孟子·离娄上》，要治病，必须要有三年的时间蓄积药材（艾草）。胡适眼中，中国是一场大病，必须要有时间诊治，准备药材，这是治本的路。
在当时那种危如累卵的局势下，人们听到胡适这话，可以说是急性子碰上了慢郎中。胡适认为，急也没有用，如果三年都没耐心，不如坐下来等死。退一万步，这种态度即使不能立竿见影地救亡，却能慢慢地为中国造下“不能亡之因”。
所以，胡适回国后首先做的并非制度性设计，而是推动人的独立，不遗余力地倡导自由、独立、怀疑、宽容的价值谱系。他认为，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没有个人的觉醒与解放，就没有民族的觉醒和解放。他甚至打定了用20年的时间做“思想基础”的决心。
在方法上，胡适以法治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基本点，主张和平转移政权，反对暴力革命。他痛斥旧社会的罪恶，并致力于呼唤改造旧世界。但他认定改造旧社会、创造新世界的理性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呼唤民众和平抵制。他毕生从事的便是催发思想的觉醒和抵制专横的压迫。
他认为凡是用暴力推翻的，结果还是暴力。所以他始终对“革命”——这个20世纪最时髦的词语——保持警惕。他甚至认为，革命的结果必然是“革命尚未成功”。他的老师杜威就说过，社会的进步本质上是“零售生意”，而不是“批发买卖”，社会的发展本是个极其缓慢的过程，毫无捷径可走。
在20世纪的中国，胡适是始终对民主不曾失去信心的人。当30年代民族危机已经淹没了民主自由的追寻，他的自由主义的同志，包括丁文江、蒋廷黻、钱端生等人都在政治上倾向于“专制”、“独裁”了；在经济方面，翁文灏、钱昌照等人也认为只有倾向于“独裁”或“专制”才有利于有计划的工业建设；而胡适在当时是唯一坚持民主和法治的人，也是宪法、宪政最坚定的鼓吹者。他认为个人的生命无论如何长，总比不过基础巩固的制度。胡适在这方面的努力和关怀，用他自己喜欢说的话是“功不唐捐”。
但问题是，时代的形势与人们的耐心是否可得？如鲁迅说：“改进最快还是火与剑。”
今天抽离来看，那个时代患的是一种“综合症”，既需要泻，又需要补；既需要开刀手术，又需要慢慢调理。任何一个专家即使做尽了他力所能及的事，也不可能独力回天。然而，这无论如何也构不成嘲笑胡适的理由，因为社会的兴旺发达，端赖其每个成员各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自觉效命和积极参与，否则就是“同则不济”。
但胡适的悲剧就在于，在一个衰朽的政治中，偏偏要去做一个只有在正常有序的政治中才能发挥作用的自由知识分子。他认识到了自己在一个合乎理性的民主制度下应该扮演的角色，却看不出自己在一个不合理性的专制制度下应该何去何从。他过多地寄希望于舆论的监督作用，却没有想到在一个不尊重公意的政权眼中，舆论是可以置之不理的。
在一个不断两极化和激进化的社会中，胡适试图去寻找一条超越阶级斗争，和平独立的发展道路。他致力于学术独立，科学救国，以至于每次重回北大都带着一个雄心勃勃的长远大计。然而，时代偏偏无法给他一个正面求证的机会，他也无力给自己创造任何机会。
就像美国学者杰罗姆·格里德所说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本身没有抓住为他们提供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标准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
胡适的成功在外部有赖于秩序与共识，而在那个年代，秩序与共识却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当人们对现状的耐心消耗殆尽时，革命便成为主旋律。这种语境下，胡适越做越“错”，做多“错”多。因为按照周恩来的话说：“他（胡适）所打的图样是要在破漏将倾的房子上添补丁，添那不可能的补丁，这不但徒劳无功，且更阻止革命的发展。”
所以，无论胡适怎样批判政府都是“小骂大帮忙”，怎么也逃不掉“奴才”、“焦大”、“粉饰”、“为贾府好”之类的骂名。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但却在不断激进化中落伍。他是那个急进转型时代的宠儿，也是时代狂躁的悲剧承担者。
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
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的文章中谈到了对新社会的设想：“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但这只是一种遥远的描绘，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可以操作的纲领。
如何达到这个目的？胡适说：“我们……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自觉地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下一点一滴地收不断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达到目的之时。”这依然是一种主观的愿望，没有具体的内容。
在一个建立了共识和比较安定的社会体制中，这种主张也许可以博得很多人的拥护。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各党派对于如何“改变世界”这一重大问题，无论在目的或方法上都存在着根本而严重的分歧，胡适的说法自然很难发生作用。
1930年前后的梁漱溟，正从事“乡村建设”活动，他读到《我们走那条路》后，很快在他主办的《村治》杂志上发表题为《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严正地批评胡适。
梁漱溟在信中说：“先生凭什么推翻许多聪明有识见人共持的‘大革命论’？先生凭什么建立‘一步一步自觉的改革’论？如果你不能结结实实地指正出革命论的错误所在，如果你不能确确明明指点出改革论的更有效而可行，你便不配否认人家，而别提新议。”
值得注意的是，梁漱溟本人也不是“大革命论”者。但他和“大革命论”者都持有一种共同的假定，即中国的形式已经急迫万分，我们必须立刻提出一套根本彻底的“改变世界”的方案以及具体的行动纲领、计划。
但改变世界必然涉及解释世界。
梁漱溟希望胡适能够给出一个对当前中国社会与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他在信中说：“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还存不存在……革命家的错误，就在于对中国社会的误认，所以我们非指正说明中国社会是怎样的一种结构，不足以怯革命家之惑……”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文中，余英时认为，梁漱溟的质问实际上击中了胡适的思想要害。作为一个实验主义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作为其基本态度，那么要他立刻提出一个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的全面论断来以为行动的指南，这相当于要他只保留了“大胆的假设”，而取消了“小心的求证”。他也就无法给出“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这样的全面性的论断。
这是他在那个时代遇到的巨大困惑，是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思想难题：科学方法要求他不武断，对于尚未清楚的问题不能随便提出解决方案，当然更不能盲目地行动。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逢千年未有之变，迫切地需要答案、看法、判断和解决方案，有许多急迫的实际问题需要当下做出决定。生活不能静止不动，那么这些决定便只有参照以往的经验进行选择了。
然而，在10年之后，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与改造世界的方法都给出了清晰的答案。毛泽东提出，中国社会本质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
从某种意义上，胡适回避了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然而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近代中国，摆在国人面前最急迫和最首要的任务不是争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权利，是解决劳苦大众吃饭的问题，是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与自由。
价值选择中，“平等”优先于“自由”。这也就是为何“反帝、反封建”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于是，胡适不管怎样谈“解决问题”，谈改良，谈宪法，谈学术救国，都无法获得太大的回声。因为，他既不能回应民粹主义的深刻挑战，即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社会公正问题，也远远游离中国社会底层的最基本需求，也就是罗斯福著名的“四大自由”中所称的“免于匮乏的自由”。
“被杀死的摩西”
在台湾，胡适度过了人生的最后4年，也是他被四面夹击的4年。他与时代的摩擦达到了高潮。他为自由而去，但在台湾他依旧没有得到“自由”。他甚至对朋友叹息说：“宁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1959年，胡适在日本东京接受记者司马桑敦采访时，曾有一段分析大陆学者吴虞的话：“在五四运动前后，他被指为左派，后来变为中间偏左，而逐渐的中间偏右，现在则成了右派，左右挨打，站在夹击的中间了。”
吴虞是胡适的老朋友。40年前，胡适给吴虞的书写序，提出要把孔子的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但时过境迁，人到暮年的胡适与老战友吴虞的命运却惊人的相似——“左右挨打”，“站在夹击的中间”。他对吴虞的评说，看起来更像其夫子自道。
大陆方面曾经掀起过两场对胡适的批判。从政治高度把他树立为“人民公敌”，与蒋介石“一文一武”分工合作，是美国文化的“买办学者”、“文化帝国主义”代理人和旧中国学界的领袖。胡适几乎所有的门生旧谊都写文章清算自己的思想，与胡适划清界限，都说过一些在今天看来会后悔的话。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形容说：“一犬吠影，十犬吠声。”
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早在大陆时期，蒋介石就明确表达了对自由主义的否定态度。他在《中国之命运》中，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认为这两种思想“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不切合国计民生，有违民族文化。他甚至认为，“自由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马前卒。
在台湾，蒋介石站稳脚跟后与“自由主义”者的蜜月期就结束了。自由主义思想构成了威胁其政权的离心力，蒋经国化名为“周国光”，通过“国防部总政治部”发布了绝密的特种指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
其中不点名批判胡适，“制造人民与政府对立，破坏团结，减损力量，执行分化政策”。其“目的在散播和推广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好叫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者的大师，由他领导来批评现实，批评时政，批评当政者，促进所谓政治进步，造成与自由民主的英美国家一样。这是他不了解中国当前革命环境，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
1958年，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回台湾时，一本《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已散发到台北各机关。这本攻击胡适的书虽是匿名文字，既无出版地也无发行人，但杀伤力极大。它将丢失大陆的罪责归咎于胡适，认为因胡适提倡自由民主思想，反对孔子，才破坏凝聚力，涣散了人心、军心，最后导致“学运”不断，军队望风而降。而胡适则是“国民政府”败退的思想罪人，“剿胡”应该纳入“反共复国”的总体战略中。
胡适逝世前两年，雷震因《自由中国》案而入狱，从某种意义上即是为了胡适一生宣扬的自由民主的理念而坐牢。胡适知道，有生之年恐怕要以失败而告终，他有一种强烈的破灭感。这年底，他给朋友张佛泉的信中沮丧地说：“生日快到了，回想起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无数管制不住的努力打消了，毁灭了。”
胡适去世前一年，他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变革》，再度激怒了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及新儒家学者。对胡适的文化立场攻击，又如雪片而至，铺天盖地。参与围剿的既有“立法委员”也有曾在胡适面前谦称后学的文化人。
此时，无论在政治、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各领域，胡适都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即使在自由主义者的阵营中，他也因“雷震案”中的妥协和不够激进而备受指责。胡适的健康也急剧恶化，去世前很长时间都必须住院养病。
胡适一生都是在批判与论战中度过的，这种冲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达到了高潮。而在其身后，争议仍未片刻平息，直至今日还未结束。
胡适死后，张爱玲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回忆：“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格（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不免联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
那么，胡适是不是那个被杀死的摩西呢？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胡适已经逝世50年。就像我们去年对鲁迅的回顾一样，他们无法互为准绳，但都可以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