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许成钢：我的自学生涯

本文节选自澎湃新闻2019年1月刊发的对许成钢教授的专访文章。

作者：许成钢（口述） 澎湃新闻记者柴宗盛（采访整理）

我的自学是从幼年开始的。

所谓自学，实际是自己发现问题，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在我还是幼儿，看见任何东西都要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有意刺激我持续地问问题,寻找对问题的理解，而不仅是答案。我的父亲是一位物理学史家、科学史学家，我的母亲是一位历史学家。

记得刚懂事的时候，北京天文馆刚建成。父亲带我去天文馆，给我讲解宇宙、太阳系、地球的常识，为什么有白天、黑夜、日食、月食、钟摆（引力）等自然现象。他的讲解并不是专门给儿童做的粗浅说明，而是面对普通成年人的科普，所以当时会有很多成年人跟着听。

在日常生活里，父亲会不断把我幼稚的问题引到基本的科学问题上。天底下的小孩都会提问题，我的父亲有意识地认真对待我的问题，对我的帮助非常巨大。在幼儿园阶段，我曾问过他，为什么开车的时候人会向后仰倒？为什么开车时，看到车外的东西都向后移动？他初步回答之后，告诉我这是物理学最基本的问题，以后会继续给我解释。

我之所以现在还能记得提过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这以后他不断根据我的理解力，继续解释这个问题。到念完小学，他还在给我解释这个问题，使得我在小学阶段已经知道这类问题与伽利略建立物理学的基础直接相关。这些刺激和教育是启发我自学的基础。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自发地比较系统的自学。那时中国刚开始生产晶体管，晶体管质量不稳定，就把劣等的产品放到市场上卖，许多小孩买回来组装收音机。多半小孩只关心做一个会出声的收音机。我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关心许多为什么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爱好的基础上，稍微进了一步，希望有更深入的理解，能自己设计电子设备。当时，我所在的清华附中有无线电实验室。清华大学有些被打成右派的教师，不可以上大学讲台，被下放到清华附中的无线电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有兴趣弄明白电子技术的原理，于是我就开始自学与电子线路相关的书籍，试图设计简单的电子设备。但在念初中一年级时，在电子技术方面遇到了不懂的数学。我的数学张老师（也是班主任）告诉我，那是高中才学的三角函数。出于对学习电子技术的迫切感，我那时已经自学了一点高中的数学。

我的另一部分自学是历史。我母亲是历史学家。我真正对历史感兴趣不是直接因为父母说过什么，而是家庭环境让我容易接触到历史书籍、文献。记得小学高年级时看电影《甲午风云》，讲中日海战，非常轰动，孩子们都很感兴趣。我在报纸上看到对这段历史的讨论，很关心这段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在暑假，刚看完那个电影，就跑到母亲所在的中科院近代史所（当时没有中国社科院）的图书馆，查原始资料，而不是看教科书，希望弄明白这段历史的史实。

这是我一生第一次自学：自己摸索着学会使用图书馆，查卡片，了解图书馆资料是怎么分类存放的，如何查到一个一个文献或档案，再接着顺藤摸瓜地查下一个，等等。读到了别人不知道的东西，讲给院子里和班里的孩子听，北京话叫吹牛，好不愉快。

这种自学没有专门的目的，是纯粹的好奇和好玩，好玩就是自学的最大动力。

当然，成长在历史考古研究的环境，是个自学的有利条件。在儿童时期，妈妈没有能力照看我，有时候就把我带到办公室，我在那儿胡乱写写画画，所里的同事全认识我，所以我才能够去图书馆查资料。

在“文革”以前，我在无线电方面的自学，与中学同学比，已经走得挺远了。除了学校的课程外，自己阅读书籍和刊物，了解无线电的前沿动态，不断地设计各种设备，有的设计实现了，多数只是空想而已。电子设计是需要计算的。有了想法，想要实现先要画图，把相关的数据计算出来。我那时候设计的东西都是电子线路，因为对音响感兴趣，也学了一点声学。

当时被打成右派的父亲被迫在农村劳动改造。劳改之余，从事爱因斯坦研究和编译爱因斯坦文集。与父亲的大量通信，启发我从初一开始自学物理和哲学。

“文革”使得我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在“文革”期间，我的思想受到的一个巨大冲击来自于一个辩论：什么是“文革”的性质？当时的官方说法是，“文革”是阶级斗争。但什么是阶级斗争？我被这个挑战性的问题激励得如醉如痴，希望要弄明白，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产生出新阶级。从逻辑上，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可能过渡到共产主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开始理论探索。在对政治经济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自学了大量的马克思著作之后才意识到，在马克思主义里面，研究阶级和阶级起源的领域是政治经济学。这就是我自学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这个自学，并不是因为我要自学这门学问，或有任何什么目的，只是因为我有问题想要解决。

为了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中国会产生新阶级，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在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之前的一年，我主动去了农村，到了黑龙江的农场。但是，在“文革”那个时代，因为探索政治经济学，我在农村被打成了“反革命”，被迫停止了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探索。我以为大概一辈子要呆在那里，作为“反革命”接受劳改。

如果精神没有寄托，作为“反革命”，活着还不如死。剩下的问题只是活着还是死去。如果活着，还能干什么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在求生的欲望和寻找精神寄托中，我找到了一个缝隙，就是回到过去曾经着迷的电子工程上去。因为不涉及政治，而且对农场的工作和人们都有用。这个努力得到了允许。

在那个残酷的时代，自学，成了我精神寄托。数学物理中学到的规律美好而和谐，对我的精神像是一种宗教。同时，我的技术能力对我的处境起了很大的改善作用。

我所在的机械化农场，有大量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我有一些想法，希望以技术发明来大幅度提高效率。但实现这些想法，需要坚实的工程设计能力。为了系统地自学工程，我自学了高中到大学的数学、物理，电子工程、自动控制。经过一段时间自学，我把中国大学的教科书都读完了，自认为都掌握了。但是理解水平仍然很低，不能达到进行设计的要求，无法实现我的发明。

有一次，我跟当时在同一个连队（村子）的同学王贞平提到这件事情，他建议我去读国内影印的美国大学教科书。但我只念过初二，英文不行。他说，英文很容易，建议我读已经懂得内容的英文的电子学教科书。因为已经知道内容，所以英文就变得很容易。之后，再去读没学过的电子学的教科书。我的第一本英文教科书是《现代电子学》（Morden Electronics），美国1948年出版的大学二年级教科书。这本教科书的内容对我来说很浅，所以这一本书读完，我就可以用英文自学电子学了。除了自学《控制理论》、《模拟计算机》、《数字计算机》等之外，也依赖英文自学了数学、物理等。

那些英文书籍都是我母亲从北京寄来的。在监督劳动下，所有寄过来的东西都要历经检查，确认无害再转给我。我给母亲的信，也需要交给他们读过，然后由他们寄走。他们看寄来的书有很多数学公式、电路图，等等，就不再限制。此外，我帮他们修理电子和电器设备，让他们很高兴。本来作为一个“反革命”被监督劳动是很残酷的，但是能够帮他们修理机器、解决难题，他们就放松了对我的管制。

“文革”结束我获得平反。在恢复高考时，我自认为我已经自学了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学主要课程，不应该浪费时间读大学，因此没有参加高考。后来全国研究生考试也恢复了，我考了工程方面的研究生。我原本更有兴趣考政治经济学，但我不愿意死记硬背官方的政治经济学标准解释。所以我宁愿考工程，因为数学、物理、工程的考试，更侧重的是分析能力。

在清华念工程研究生期间，我大量时间还是自学。我是第一个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做计算机辅助设计（实际上是有限元分析加非线性规划的组合）的研究生。而清华是国内最早做这方面工作的，所以没有人做过这方面工作，也没有相应的教学安排。我自己找来的最主要的文献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包括著作和刊物。当时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提出算法和把算法变成可以执行的软件，用来计算结构力学的问题。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清华很希望我留下来做博士论文。1981-1982年，新成立几年的中国社科院，组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需要既懂政治经济学又能操作计算机的研究人员。我决定毕业后去中国社科院。虽然我对工程仍然有很大兴趣，但是兴趣远没有对经济学那么强。中国社科院新组建的这个研究所，一个研究室来自于经济所，是以前研究投入产出的学者。代表人物乌家培，是这个新组建所的第一任所长。另一个研究室来自工业经济研究所，朱镕基就是那个研究室的，是从工经所过来的。后来他被调到经委（注：国家经济委员会）去了，但他一直带研究生。他在我们所的研究生是楼继伟。还有一个研究室是从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过来的。在组建期间，杨小凯曾经是我们所的同事。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这个名字是从苏联来的。所谓数量经济，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所谓的投入产出，是从计划经济里衍生出来的一个学科。所谓技术经济，也是苏联的概念。在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下，任何大的工程项目，在计划期间，都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苏联把成本效益分析叫技术经济学。所以，组建这个研究所时，所里学术比较强的人，很多是留苏背景的。即便不是留苏，使用的方法和思考的角度也是从苏联学来的。

这个研究所里能读英文文献的人很少，我是那里极少能主要依赖英文文献工作的人，实际这也是个自学过程。

1984年，哈佛燕京学社来国内挑选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国内的候选人来自中国社科院、北大、复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我被所和中国社科院选为候选人。哈佛燕京学社通过面试，平均从每三四个候选人中挑一人，资助去哈佛访问。那年的面试官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副社长贝克（Edward Becker）。他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到美国以后，他们对我说，你还年轻，如果愿意念博士学位，他们提供奖学金。哈佛燕京学社是个独立的基金会，需要我自己申请，申请到任何顶尖学校他们都出钱。我申请了六所学校，得到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录取。我最后决定到哈佛。

在申请进入博士班的时候，我计划的研究题目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技术创新。计划使用的研究方法与格瑞里克斯（Zvi Griliches）的工作密切相关。我已经做了些工作，发表在数量所的杂志上。在申请博士的时候，我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创新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制度不同，许多在市场制度下发展的理论模型不能简单应用。我并不知道，当时哈佛经济系的系主任正是格瑞里克斯。我的申请得到了他本人的回信，他说非常高兴我到哈佛从事这个研究。格瑞里克斯是创新经济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人们都认定他要得诺贝尔奖，很多他的学生都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他去世早了一点，没有得到诺奖。

我原来想从经济计量学的角度，研究为什么计划经济在创新方面很差。进入哈佛后，听了马斯金（Eric Maskin）（2007年诺贝尔奖得主）讨论激励机制的课程改变了我的兴趣。我发现研究与激励机制相关的制度问题，是我真正从来都想干的事，只是过去没有找到理论的切入点。

一方面，我的兴趣似乎不断改变。另一方面，我兴趣的最基本的内涵一直没变。不断在变的是具体内容，但骨子里的基本问题一直没变。创新与制度的问题我关心了一辈子，现在仍然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在长江商学院讲课还讲这个。

我对很多东西有兴趣，我现在研究人工智能，我不可能成为人工智能的专家，但我的知识背景和我的兴趣，决定了我乐于比较扎实地掌握人工智能一些最基本的内容，知道它是怎么样发展过来的，用什么办法，能解决什么问题。我现在和这方面的专家在合作，做实际的人工智能应用工作。我们不光讨论人工智能的影响，还用人工智能技术做一点技术研究工作。

在多数人的概念中，学生应该是学校教出来的，自学是很少的人能做好的。但如果我们讨论的不仅仅是学生，还包括研究工作者，那么，所有好的研究工作者的研究能力都来自于自学。因为任何研究都包括自学的过程。一个人能不能自学，决定了这个人能不能做研究。任何必须有人教的人永远不会做研究。

做研究一点不稀奇，也不少见，小孩子都可以做，任何人都可以做。专业的，业余的，都可以做。大量的发现、发明、创造是业余的人做的。当然，作为职业，现在通常是通过上课学习、考试，直到拿到了博士资格之后，才开始研究。但人完全不需要局限于这个形式和阶段。要创造机会，让孩子从小就自学，但国内教育方式是灌输式的，可以很早就训练一些技巧，但许多最重要的能力，远远超出训练得到的技巧。而且，几乎所有可以训练的技巧，早晚一天会被人工智能超过。但是，任何人，掌握了超出训练得到的能力，人工智能就追不上了。

犹太人可能是出人才最多的族群。他们的教育是要孩子从小就要学会挑战，甚至连念经书都要挑战。他们父子之间，师生之间都不是服从的关系。小孩子从学校回家，父亲往往会问，今天你问了老师什么问题？你挑战老师了没有？他们从小教的是挑战。如果强调服从，人不可能有什么创造力。这种问问题、挑战的精神，是自学和探索的起点，也是动力。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