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的“后万科”人生：赛艇、大运河与生命终点的思考
已进入人生“最后一个三分之一”的王石，似乎已把昔日纷争甩在身后。正在耶路撒冷读书的他在回国间隙，与我们聊了聊赛艇、“大运河”与生命终点。
作者：王昉
与王石的下午茶，在他密密匝匝的行程中，被安排在了他在扬州的一次商务旅程间隙。我们提前一晚到达扬州，我向他的助理表达了对采访时长的担心。助理说，正在以色列读书的王石，每次回国，行程都是这般高度紧张，想了想又说，正好，明早他要去瘦西湖晨练，你们一起来吧。
晨练，想必是划赛艇了。这一两年与王石相关的报道中，扬州数次出现。把这位昔日中国地产“教父”与这个运河古城联系在一起的，是王石在他的“后万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赛艇。划赛艇，是68岁的王石在惜别各种极限运动之后，最热衷的一项运动，而扬州密集的运河水道，不仅是划赛艇的好去处，更呼应了他的再创业激情——王石已公开表示，“大运河”将成为他创造的第二个品牌。
翌日清晨，还在沉睡的扬州瘦西湖景区，晨光熹微，大雾白霜，正是隆冬腊月，寒气逼人。早七点，王石和他的几位朋友陆续到达水边。我们混在几位工作人员中，裹紧大衣呵气跺脚时，他们脱衣、伸展、高抬腿，几分钟热身后，分头坐进两艘四人赛艇。随即，在低沉的教练口令和簌簌的推桨声中，两条赛艇刺破水面与浓雾，很快拉起了速度。艇身流畅的工业线条，掠过雅致的亭台水榭，现代与古典，相映成趣。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王石，最直观的印象便是：精瘦。在谈话节目《十三邀》中，王石曾对访问者许知远透露年轻时对自己身高的不满。时至今日，在中年男性多在同圆润和油腻作战时，他应该很有理由为自己的体型与力量感到满意。就在前一天晚上，王石主持的一场晚宴上，饭后的压轴活动，就是他带领几位男嘉宾，坐上几台被称作“赛艇模拟器”的测功仪，在宾客欢呼声中拉了好几分钟的桨。
王石令人羡慕的，或许不止体型。在卸任万科董事会主席一年半后，他似乎已把昔日纷争和职业经理人的日常甩在了身后，提前过上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生活。尽管头衔和事务仍然繁多——他仍是万科荣誉董事长，去年还出任华大基因、远大集团两家公司的联席董事长，此外还在几个公益、环保组织身兼数职——但这些都不妨碍他再次回到校园。去年十月，他正式入读希伯来大学，计划用两年时间研究犹太文化。这是他继美国哈佛、英国剑桥之后的第三段游学生涯。如今他在微博上晒的日常，多半是他在耶路撒冷的读书、思考、美食和运动。他仍不时出现在一些国内的活动和采访中，但形象已悄然变化——从一个管理者，变成了一个思考者、演讲者、布道者。
回到扬州瘦西湖畔，一小时的晨练后，已是旭日初升，大地回暖。整八点，王石被掐着表的助理们带走，开始了他一天的日程，据说是几场背对背的会谈。我们被安排在他下午与当地官员会面的扬州迎宾馆待命，并得知他四点左右就要赶去搭高铁。直等到三点敲过，我们焦虑渐增之时，王石突然走进了采访间。
气氛顿时有些紧张，两位随他一起快步走入的助理抓紧转场机会，压低声音问候和请示。王石话不多，自带威严，径直落座，看上去还未走出前一场的状态，随时可以开启下一场商务会谈。我再次求助于赛艇，寒暄中提起早晨的瘦西湖，他定睛看了看我，神情舒缓下来，我们就从赛艇聊起。
我问，是什么让他在50岁之后，迷上了这项运动？
“准确来讲是52岁，我2003年登上珠峰之后，”他答。“一开始我是在电视上看奥运会划赛艇，它非常美，非常有韵律，整齐划一，碧水蓝天。我以前一直觉得这项运动和我很遥远，单纯是一种画面的欣赏，但是登上珠峰之后——人都是这样，珠峰都上去了，当然就信心大增。”
讲到最后一句时他短促地笑了，带点自嘲，又掺杂着一丝自得。毕竟，能把珠峰挂在嘴上的人不多。王石曾在52岁和59岁时两度登顶珠峰，保持着中国人登顶珠峰的最年长纪录。他也是完成过“七加二”（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以及徒步到达南北极）的唯一一位中国企业家。
在感觉身体不再能承受登山跳伞这类极限运动之后，赛艇成了王石在健身房之外的主要运动。不仅如此，赛艇似乎也成了他的某种思考之锚，让他体悟中西方文化之差别、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被他解读出相当多的象征意味。
比如，他说，赛艇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处处体现精准和效率。他把沙发比作赛艇，向我比划，赛艇的桨架如何可以支撑更长的浆，滑座又如何能调动运动员的全身力量。
“而我们中国人喜欢的龙舟，是农业文明之花，讲究热闹、欢庆，可能大家哇哇哇，很热闹划了半天，没往前走三厘米，赛艇已经子弹一样射出去了。”
继而，赛艇让他反思国民性格：“中国人的性格，要么就是强制的集体行动，要么就是个人自由主义，而赛艇运动是一种自愿的集体主义，不太符合中国人的个性。现在到了工业时代，甚至后工业时代了，但我们的欣赏情趣，我们的消费观念，我们的议论形式，还停留在划龙舟水平。”
划赛艇多少改变了他自己的个性。他坦承，在登山岁月中，若同行人中有女性或较弱的队员，他都会很不情愿，生怕他们拖自己后退，是赛艇这项“没有明星的运动”让他反思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
最近几年，王石甚至创办出一种独特的“赛艇上的商学院教育”。2014年，正在剑桥游学的他被邀请进校队参加赛艇训练，多年来习惯了被拥簇在“C位”的他，头一次感到自己成了弱者，要仰仗年轻高手们对他的谦让，“不是客气的谦让，是帮你划出你的最高水准。”
这让他明白了，为什么赛艇能在剑桥和牛津这两所牛校之间比拼了一个半世纪，而且两所学校的商学院都开设了与赛艇相关的管理课。受此启发，他创办了一个面向中国企业家的短期训练营，每期把学员送去剑桥或牛津闭关一个月，接受赛艇集训、英文授课和沉浸式的生活体验。
训练营取名“深潜”，一层含义便是，让学员潜入真正的西方文化——包括现代工商文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协作，以及源自古希腊的、心智与体魄并重的精英培育传统。迄今“深潜”训练营已办到第九期，学员人数过百，包括了冯仑、徐小平、毛大庆等一众明星企业家。
王石的助理告诉我，“深潜”是目前王石在读书之余最关注的业务，也是他要打造的“大运河”概念的重要组成。“大运河”的提出意味着，“深潜”不仅会将培训基地扩展至国内，也会把目标延伸到精英企业家之外的人群，比如普通白领和大学生。同时，划赛艇有促进水质改善的作用，可以和王石多年来花费了许多精力的另一项事业——环保——结合起来做。
以我们在扬州两日的观察，“大运河”是个相当巧妙的构想。中国的运河系统，若算进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串起了八省近三十座城市，其中不少城市在运河文化衰落的工业时代增长乏力。“大运河”讲述的健身、竞技和环保的“故事”，恰恰能为这些城市提供亮点，很容易与当地主政者一拍即合。
比如在扬州，去年建成的扬州深潜大运河中心，就让城市东郊寂静的太平河畔忽然热闹起来。这里不仅已经举办了包括英国剑桥大学在内的中英名校赛艇邀请赛，也成为江苏省省运会的赛艇场地。凭借在各界的广泛人脉，王石能为当地带来更多。我们采访前夜，他就把他担任中国区主席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中国年会晚宴，放在了大运河中心，同场布置了一个极限运动摄影展，邀请来一位五次登顶珠峰的美国摄影家、一群艺术家、环保创业者、外交官和当地政要。一位中心工作人员私下兴奋地告诉我：这么高规格国际范儿的活动，她在扬州还很少见。
迄今，“深潜”尚未盈利。据说王石这些年来把大部分的商业代言费，都用来补贴它。一直有做教育情结的他，很乐意学员们称他为“校长”。虽然他也曾表示，作为企业总得盈利，“大运河”能撬动他在国内的更多资源，或许对盈利有所助益，但他对此似乎不是很着急。
“从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意义来讲，我认为，大运河的意义要比长城大得多。工业文化曾经让运河文化衰落，但到了后工业时代，运河文化显然会再一次兴起，”他对我说。
对文化，尤其是古老文化，王石这几年似乎兴趣日增。我们开始聊起他在耶路撒冷的学生生活。他说，再次回到穿梭于寝室、图书馆和健身房的生活，让他十分享受，为了了解犹太宗教，他正在学习希伯来文。“一学就觉得真是引人入胜。它还是两千年前的书面语，没什么变化，你读它，就像在和两千年前的文明人对话。”
从后工业时代的美国，到创造现代文明的英国，再到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以色列，王石的三段求学生涯，好像在一步步回溯人类文明的脚步，兴趣日渐从“术”转向“道”。我问，是什么让他对宗教发生了兴趣？
他答，西方文明有所谓“两希”的源头，一是希腊，一是希伯来。希腊文明中的科学精神，中国人已经全盘接受，而希伯来的宗教精神，对大部分国人来说还相当隔膜。
“但是改革开放会让你很明显感觉到，现代化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个产物，东西方文明很大的差距就在宗教信仰上，”他说。“我想了解西方文明的起源，就要了解它的宗教，不是从信不信的角度，而是从它究竟是什么的角度。”
我开玩笑说，在大部分中国年轻人的眼中，犹太宗教和希伯来文，可能要被归入“无用”的知识。
王石笑笑，先岔开去，讲了他在几十年前初涉房地产业时的一段轶事。那时他不惜代价要拿到第一块地，开了很高的价格，但又不想被批评为不负责任乱出价，就想了个法子，说是“风水”让他看上了这块地。
“但我又不懂风水，就临时买了四五本有关风水的书恶补，第二天跟记者访谈，我就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侃了一通。”他停了一刻说：“我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所以我不会再从谋生实用主义的角度考虑。”
但旋即，他又露出调皮的神色说：“话又说回来了，真的没用吗？”
他说，几年前在哈佛时，哈佛文理学院和研究生院的两个院长一起请他吃饭，让他觉得“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两位院长上来就问了他两个问题，一是，他真的登上了珠峰？二是，作为一家公司的现值董事长，他是怎么找到时间来哈佛的？
“我没想到因为登上珠峰，我的地位一下提高这么多。如果为了这个荣誉我去送死，这个荣誉是不值得的，我不一定会登山了。但登山对我来讲就是兴趣，我就是愿意冒险，我从来没想到这和我的社会地位有什么关系。人生过于追求功利主义，我觉得是对自身的一种局限。”
王石的助理已频频向我们示意采访时间将尽。我赶紧跳到下一个话题。举国上下正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而这段国家历程中，王石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提起《纽约时报》几年前关于他的一篇人物报道，里面将地产业对中国的意义拔得很高：中国人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被允许拥有私人房产，而人只有拥有私产才有自由，因此地产业——尽管不时背负污名——却是中国社会重获自由的一个象征，而王石是这个行业没有争议的领导者。
我问王石，他怎么看对这个行业，和对他的这种评价？
他答得很实在：“房地产本身是起到了这个作用，但很显然在这个作用当中，一个发展商的角色是无足轻重的。允许老百姓拥有有限的产权——土地是国家的，房子是自己的——这是决策者的决策。至于说王石去建还是李石去建，这都不重要。”
这一两年来，王石多次提到，他已进入人生的“最后一个三分之一”，这固然包含了他要抓紧时间让“精彩继续”的期待，但也意味着，他已在打量生命的终点。他对宗教的亲近，让我觉得他不会在意我最后的问题——他是在为死亡做准备了吗？
“当然，”他不假思索。“本身三个阶段的界定就已经非常明确，这个阶段就是做好死亡的准备。”
他说起第二次攀登珠峰时，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在海拔8000米的位置上，他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心下恐惧，喊了一声“我失明了！”呼唤大家来救他。这时，他身边的一位伙伴轻轻摸了他两下，他立刻就平静下来。
“我的感觉很简单，就是孤独比死亡还可怕。”
对孤独的惧怕，我想，可以解释他牵手一位年轻有活力的伴侣，也可以解释他拒绝过一个寂寂无闻、无人喝彩的人生。在《十三邀》中，许知远敏锐地观察到，王石身上有成长于集体主义年代的人们身上的一个特质，那就是无法自我放逐于社会评价体系之外，他做每一件事，都要考虑其社会意义，也始终在意外界看他的眼光。王石也说，在离开万科之后他做的很多事，是要向那些认为他已“自废武功”人证明，自己的功夫还没废。
不过，这个角度已来不及探讨。在助理催促下，王石准备起身。不过他有点意犹未尽，说起他在西方参加过的追思会和在中国参加过的追悼会，反映出的两种文化对于死亡迥然不同的态度。
“中国的哀乐是真的要不得，太可怕了，好像是说，我不想死啊！但还是死了怎么办啊！可是你看西方的弥撒曲，比如说莫扎特的《安魂曲》，我是非常喜欢的。你听了它就会感到，你这一生应该是怎样度过的，有辉煌，有幼稚，也有悲伤，但是你都要勇敢地去面对。”说罢，他与我挥手道别。
来源：FT中文网，原标题“与FT共进下午茶：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