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映射发展模式的一面镜子
作者：吴晨（《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
飞机降落，新德里的雾霾甩出北京几条街，飞机刚刚从霾中穿出就重重地落在了跑道上，能见度大概只有十米。全世界最污染的大都市，果然名不虚传。
距离上次去印度，已经过了十多年。可是机场外的道路仍然和十年前一样挤着满满当当的车，单向三车道至少有五辆车并行，还穿梭着突突车、摩托车和自行车。转过街角，一群年轻人无所事事地扎堆，一个人旁若无人地在墙角小便。
午餐是在五星级酒店里吃的，在新德里和北方邦交界的近郊，紧靠着轻轨站，可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社区，窗外仍然是大片的农田，天上有上百只老鹰在盘旋，据说这里的屠户会直接把牲口的下水扔在地上，成就了老鹰的美餐。印度第二大河亚穆纳河就在附近，河面上漂浮着各色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垃圾杂物，污染触目惊心，但是远处还是有人在河里洗被子，铺开的被单五颜六色。
晚上在一间号称印度商场（MallofIndia）的巨大购物商场的爱尔兰酒吧就餐，商场内美轮美奂，和上海、香港的购物街没有什么两样，门口排满了接主人的豪车，司机拉开门招呼提着大包小包满载而归的太太小姐们上车。
如果在哪里能几个小时内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景象看个遍，那一定是印度的新德里。没有人口流动约束的印度，把财富不均、分配不均、各种差距都挂在脸上，就好像三轮车、摩托车、塞满了人的面包车、各色小轿车以及豪车同时堵在路上的情景。土地私有的印度，也一定给人以混乱的印象——五星级酒店之外的农田就是例子——因为规划不容易。一线大都市到五线乡镇的融合，全部堆砌在首都，也揭示了一条道理：发展一定是很多对的取舍，想要光鲜亮丽的秩序，就需要忍受人的三六九等被区分，被区隔；想要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就必须容忍经济发展的层次不齐和文明节拍的不同韵律。
但是千万不要忽视混乱中产生的自发的秩序。四车道上可以挤进六辆车，却很少擦碰的事故，也很少因为事故造成的阻塞，这就是一种混乱中的秩序。摇下车窗，听到各色的喇叭声（并不是那种万马齐喑的喧腾，而是有着各自不同的节奏和韵律，传递出有效的，也只有车流中的司机才能理解的讯息）、人声、车声，伴随着车流的涌动，挤压，穿插、挪动，给人留下的是另一种韵律，仿佛吃完大餐之后的麻辣烫，却并不令人反感。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今天，印度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大国，GDP年增长率超过7%。同样，当中国的手机消费已经陷入低迷的今天，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智能手机增量市场，小米和OPPO摩拳擦掌争夺市场头名交椅，虽然只能说几句英文的出租车司机还用着只有数字按键的老人机。2019年是莫迪担任印度总理的第五个年头，他即将在4迎来大选，莫迪式的铁腕改革，古特拉邦的发展模式（莫迪担任总理前是古特拉邦的首席部长，其发展模式与东亚模式类似）是否会得到大多数印度人认可，都将给出答案。
在去新德里的飞机上，我读完了华尔街日报前驻印度记者瑰柏崔（JamesCrabtree）的新书《亿万富翁统治》（TheBillionaireRaj）。书中对印度经济的梳理恰好可以作为我访问的背景。另一个参照系则是中国。印度的改革开放始于1990年代初，晚中国十几年。当今的印度，与中国的差距大概也是这么远。但是印度又很独特，因为它是从第一世界到赤贫阶层全景展示杂糅在一起的世界，被瑰柏崔形容像夹杂了加州的非洲。印度的繁荣始于二十世纪90年代初IT外包的兴起，这也促发了弗里德曼在二十一世纪初写出了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007年，印度经历了和中国一样的股市大跃进，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也同样经历了债务大爆发，有难以改革的国有银行坏账问题……印度恰好是映射中国的一面镜子，因为它给出了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发展的不同样本。
发展的不同样本
曾经供职于麦肯锡，后来又加入印度政府的经济学家辛哈（JayantSinha）给印度经济把了这么一个脉。他认为，如果从经济构成上来看的话，印度经济可以被分成三块。
一是国有经济。这是尼赫鲁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尼赫鲁坚持中央计划、自给自足、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强调要保证国家对战略经济的管控。在印度开放之后，所谓的战略领域已经逐步缩小为钢铁能源这样的传统行业，以及金融业。和中国一样，以国有为主体的金融业如何改革，如何化解金融业中的坏账危机，是印度经济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即使铁腕如莫迪，第一任下来也仍然没有给出满意的答卷。
二是自由开放的经济，这里指的是最为全球化，最为受科技进步所推动的经济。自1990年代开始IT外包业的盛行，IT外包是印度企业发展的一股清流，产生的亿万富翁，被誉为最干净的亿万富翁（比如说Infosys的老板）。现在自由经济的代表则是移动互联网（数字经济）中的弄潮儿，包括电商、APP和移动支付等。印度数字经济的发展是中国企业淘金的最佳市场，因为这里与中国有着五到十年的差距，让投资人可以穿越到过去，以便“预见未来”。而且印度的商业氛围更浓厚，一两亿会讲英语的中产阶层消费升级的速度也可能更快。中产阶层的技术敏感度也更高，小米主推的广告竟然是移动充电，而OPPO强调的是10分钟40%的快充，感觉着力点都在码农身上。
三是裙带资本主义，这是印度所特有的，也是去监管改革之后政商关系的一种新的畸形扭曲。商人在土地和审批（比如说电信讯号使用权的审批）上与官员一起寻租，而在2007年经济快速发展之后更体现在集团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的某种“共谋”。这种共谋刺激了印度企业家的风险偏好，也让很多家族企业盲目扩张。然而经历了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这种盲目扩张积累下来巨额的坏账，已经有1500亿美元之巨，成了横亘在印度经济头上的沉重包袱。一方面这种债务危机导致好几年的经济发展下滑，因为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不足；另一方面，这种债务危机破事让银行私有化，或者釜底抽薪地解决融资不透明、融资寻租问题，变成了监管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种经济杂糅在一起，也是面向未来和留恋过去的不同发展模式的大杂烩，更是旧财富与新财富的相互融合和竞争。旧财富是英国殖民时代就积累起来的家族财富，在尼赫鲁时期进一步强化为与政府勾连的财富，形成一整套寻租方式。新财富则是在印度二十世纪90年代去监管和开放之后快速积累起来的财富，尤其是在钢铁、发电、电信、油气加工、汽车、航空等行业中积累起来的财富。而这种财富的积累也形成了一种共谋——产业与国有银行资本的共谋，或者更具体一点是雄心勃勃风险偏好很高的企业家与保守求稳风险偏好很低但名义收入也很低的银行家之间的共谋，其代价当然是当经济（尤其是全球经济环境）发生问题的时候，坏账风险被转嫁给大众。创新创业在移动互联网经济中的确是亮点，但是夹杂在两种历史包袱称重的经济之中，难以独撑大局。
经济发展与制度建设
印度经济的发展，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制度建设和政府改革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印度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首先，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更好的制度建构。相反，制度建设和政府改革仍然需要很多人的努力，如果不努力，在经济发展羸弱期就积累起来的弊病，比如官员的贪腐和寻租，就可能再上一个数量级，从零售变成批发。
监管者和研究者并不是不知道印度裙带资本主义的难题。印度面临的改革挑战是如何从一个做交易（官商勾结）为基础的经济转变成一个遵守规则的市场经济，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监管鼓励竞争，不会有政策扭曲市场，纠纷可以有公开透明的法治程序来解决。而确保这些，都需要制度建设。
问题都很清楚，但是印度的去监管改革，远不彻底。如何与官僚共谋，仍然是很多商人的生意经。他们虽然不直接向官员行贿，但是可以给予官员和他们的亲属很多方便和便利，比如帮助官员子女免费上私立学校、为亲朋提供免费医疗保障、为亲属结婚提供免费场地等等。收受企业家提供的各种方便并不被认为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反而成为官商勾结的潜规则或者润滑剂。这也是为什么印度很多成功的商人都愿意生意多元化，去控股一些学校、医院和酒店，最好还能去收购一家当地报纸或者电视台，这样在官员选战的时候也能帮上忙。
IT外包的兴起曾一度让人以为印度的创新企业可以完全摆脱过去的模式。但是最近十年，也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在是否能成为亿万富翁仍然很大程度取决于与政治的贴近程度。而在这十年间积累下来的债务问题也是企业与国有银行走太近的原因。开放、自由市场经济就能带来政府的改革，这样的想法在印度同样落空了。
法治同样并不那么容易构建。当商人习惯于和官僚做交易的时候，想要构建一个保障经济运行的公开透明的制度框架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印度法治面临的最大挑战有两点，一个是诉讼时间太长，另一个则是判决执行很难到位。最近的一个判例就很有代表性。信实电信（RelianceCommunication）的老板亿万富翁安巴尼（AnilAmbani）被印度最高法院判决藐视法庭，信实电信欠了爱立信一大笔工程款，迟迟不付，官司打到法院之后，安巴尼本人承诺最晚2018年9付款，结果到了2019年仍然欠债不还。
不过即使被判藐视法庭，最高法院还是给安巴尼留足了余地，并没有直接把他扔进监狱，还是给他一个付款的宽限期。
这个案子凸显出印度很多集团型企业公司治理存在太多问题。家族管理、老板一言堂、任用私人，是一方面问题；控股公司旗下企业相互交叉持股，信息不透明，向银行借款的抵押资产层层担保，是另一方面的问题。经济发展好的时候高增长一美遮百丑，企业发展面临问题的时候就会利益链交错复杂，一损俱损。安巴尼曾经一度问鼎印度首富，可是最近几年因为扩张过度经营不善，身家缩水了99%，此次欠债不还也的确是因为旗下企业资金捉襟见肘，自己的股票又大多质押给了银行。
第三，印度的案例也证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其实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奇迹或者弯道超车。世行前行长萨默斯曾经认为印度可以构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一条不同于依赖发展制造业出口的东亚模式的新路。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种新模式是IT外包和咨询的模式，可谓藏拙，因为印度能培养出大量廉价的工程师，而铁路、公路、电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却不是那么容易。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种新模式是则强调新崛起的一代印度中产可以拉动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
翠鸟航空（KingfisherAirlines）是这种弯道超车构想的最佳代表。这家由亿万富翁马洛亚（VijayMallya）在2005年创办的航空公司宣称要把全球领先的服务与低廉的价格结合起来，推动印度航空市场爆发式的增长。我在2007年曾经乘坐过翠鸟航空，每位旅客附送一副包装精美的耳机，的确印象深刻。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整个印度经济会像翠鸟航空一样很快成为全球领先的经济体，把贫困和低效抛在脑后。
经历了一段快速扩张期之后，翠鸟航空最终因为债台高筑而关门大吉。翠鸟航空只是一个幻像，虽然曾经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它的勃兴和衰败也从侧面证明，这种片面关注跨越的发展模式空间其实很有限，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一定需要补短板。
亿万富翁马洛亚在最鼎盛的时候，不仅经营翠鸟航空，还拥有“印度力量”F1车队。翠鸟航空的破产也让他惹上了欺骗银行欺诈小股东的官司，不得不流亡到英国。瑰柏崔在《亿万富翁统治》中就评论说，马洛亚就是印度经济的缩影，经营的业务雄心勃勃却缺乏纪律，有所创新但又常常想走捷径。
发展，其实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改革者莫迪
印度总理莫迪2019年4将面临竞选连任的大考。
莫迪在第一个任期内有两大主要改革，一项是有点瞎折腾的货币改革，在限定时间内换钞，希望打击现金为主的地下经济，另一项则是商品服务税（GST）改革，希望打破各个州之间的税收壁垒，把印度变成一个真正的统一市场。
印度缴纳所得税的人凤毛菱角，相反以现金交易的地下经济却大为盛行，甚至买卖二手车也愿意通过中间人现金交易，为的就是逃避政府征税。这也是为什么莫迪要在2016年底使出雷霆手段进行币制改革的原因。
当年新政出台的严格保密，史上罕见。莫迪希望限时换钞的举动能迫使那些从地下经济中获利颇丰的富豪与贪官，要么坦白黑钱来源，要么损失惨重。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印度的地下经济占印度GDP的约五分之一。
迫使地下经济浮出水面，打击“黑钱”之外，新政也试图“一石三鸟”：一方面藉此机会鼓励更多印度人使用银行体系，交易的电子化可以更清楚地去追踪交易流程，有利于税务机关将地下经济纳入监管之中，增加税收；另一方面，新政也试图推动与国际接轨，加入以电子货币取代纸币的洪流之中，鼓励移动支付等创新在印度的普及；此外，印度央行更寄希望能藉此发一笔横财来“劫富济贫”。央行估计那些无法及时洗白或者不愿洗白的“黑钱”会占所有流动大额旧钞的五分之一，因为担心引“税务人员”上门，这20%的钞票不会存入银行换新钞。这意味着印度央行在兑换日期终止之后，可以将这笔空降的财富用于新的财政刺激。
新政的结果是几个印度老百姓都忙着排队换钞，富人们却很容易就找到人肉换钞的办法。尽管有点瞎折腾，印度老百姓对莫迪并没有怨声载道，因为“劫富济贫”的口号在他们听起来很受用。
这么一折腾，莫迪“不按牌理出牌”的强人形象更加稳定。他有权威，有感召力，能办事，却很不在意规则。
其实莫迪本人的背景非常有意思。他是第一个来自低种姓的总理，从小生长在古吉特拉邦的小城，曾经在县城火车站做过卖茶和咖啡的小摊贩，受教育程度低，英语也是在竞选总理之前才突击进步的。小时候家里给他安排了包办婚姻，但和鲁迅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一样，莫迪结婚后一天也没有在家里呆过，而且很长时间并不承认自己包办婚姻的妻子的存在。不过他这么做并不是要去争取自由的爱情和婚姻，毋宁说他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莫迪所倡导的古吉拉特邦模式，强调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引进外资、营商环境改善、出口加工业等等。但是他又与当地的大亨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成为总理之后，很多人寄希望于莫迪能打破政客、官僚、国资与企业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也的确不负众望，上台之后对马洛亚的重拳打击给那些习惯了官商勾结（裙带资本主义）的老板们一个下马威。但是莫迪的施政仍然缺乏长效机制，并没有能够进行好的制度建设。甚至连他的古吉拉特邦模式也没能在全国推广。
未来是否是中美印的三国时代
印度还是一个贫富差距日趋拉大，发展日益不平均的社会。这是研究印度的一大关节，因为印度的贫富差距就摆在脸上，好像孟买巨富的摩天大楼豪宅俯瞰着孟买的贫民窟那么刺眼。《亿万富翁统治》把印度与美国100年前的新镀金时代做对比。
在印度人自己看来，拉大的并不仅仅是贫富，还有基础设施投资的不均，文明习惯改变的步伐不一致，阶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这也不是印度所特有的，所有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类似的问题。
但是展望未来，印度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优势。
首先是人口结构的优势。印度很快将超越中国成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印度的人口结构比中国要年轻得多，印度的平均生育率仍然在2.1%以上（非官方数据），这意味着印度要应对老龄化的风险，至少还有一代人的时间。
受教育的年轻人家庭和育儿的观念也在发生巨大改变。他们保持有传统的一面，结婚后儿子都和父母同住，三代同堂，养儿防老的观念没有改变。但受教育的中产阶层，很多人并不急于生孩子，生儿子生女儿一视同仁，而且很多人只愿意生一个孩子，这些都体现了经济进步带来的观念的改变与全球趋同。保守与改变同时存在，恰恰是转型的特点。
印度的年轻人，尤其是受教育的下一代，也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参观甘地陵的时候，有很多身穿校服的中小学生冬游，看见我黄色的面孔，都要围拢上来打招呼。一群小学生甚至排着队从我身前走过，每个人都击掌而过。这种开放的热情是非常很少见的。
印度仍然拥有巨大的潜力。印度的海外移民遍及全球。美国全国三分之一的汽车旅馆都是由古特拉邦的海外移民经营。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对印度经济的贡献，无论是投资、贸易还是观念的改变，都将越来越重要。
印度央行前行长拉詹（RaghuramRajan）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长期执教芝加哥大学，2005年就率先指出全球金融创新可能引发危机的风险，一度出任印度央行行长，现在又重归教职。他对印度经济的批评一针见血，担心企业家钻营自然资源和政府许可，鼓吹监管改革。而在印度任职的经验，也让他对发展经济学有了新思考，在他的新书《第三支柱》（TheThirdPillar）中提出社区对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如果和中国对比，印度最大的差距仍然是基础设施。研究者预测印度如果要真正发挥其经济潜力，需要在未来二十年投资4.5万亿美元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印度其实已经开启了建设模式，随处可见新建的道路和桥梁，基础设施和十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德里到阿格拉之间的高速公路，与中国的高速公路已经没有了多少差别。
如果印度能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持续投资基础设施并非难事。难的，其实是如何将如此大规模的投资管理好。如果没有稳健的制度保障和管理能力，基建投资很可能成为寻租的天堂。
瑰柏崔预言，全球经济的未来的竞争将是中、美、印三个大陆大国（洲际经济体）的三国演义。虽然印度对于很多人还很陌生，但是如果从它的发展轨迹和潜能来看，此言不虚。印度其实不止是映射发展模式的一面镜子，也将是中国创新企业当下的机遇，和中国未来的竞争对手。
来源：经济观察报，原标题-《印度是一面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