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失败的隐秘线索
太平天国是一场叛乱还是革命？外国势力的角色作用如何？历史是国人的宗教。如何跳出以中原为核心的正统叙事？
作者：徐瑾
唯有在对比之中，历史才充满了探索的可能性。
在清宫戏的流行中，大家惊讶于乾隆是华盛顿的同时代人，对于太平天国其实和美国南北战争几乎同时也感到陌生。的确，这场爆发于十九世纪中叶的运动，距离现在不过150年时间。
百年之后回首，伴随着众多新材料被挖掘，对太平天国的很多惯常想法也不断遭遇挑战。
首先，在历史学范围内定义，太平天国是一场叛乱（rebellion）还是革命（revolution）？西方历史学的惯常认知中，二者有所重叠，不过多多少少也以东方式“成王败寇”逻辑判断英雄：如果成功就是革命，如果失败就是叛乱。这种认知自然不无局限之处，在美国历史学家作者裴士锋（ Stephen R. Platt）眼中，太平天国是一场内战，在他的著作《天国之秋》中，更是处处将太平天国与美国南北战争对比。
裴士锋执教于美国阿姆赫斯特马萨诸塞大学，他是耶鲁大学中国史博士，是历史大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的学生，他大学时候曾经在湖南呆过两年，还写过一本《湖南人与现代中国》。很自然地，裴士锋的研究带有史景迁注重个案与细节的特点，《天国之秋》更多以洪仁轩的角度写太平天国的变迁，同时加上二次鸦片战争作为副线——换而言之，这是全球史下的太平天国故事。对了，我读这本书，来自经济人读书会的胡伟俊博士推荐。
这样的写作格局，自然有其新意。洪仁轩是太平天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但是和发明拜上帝教的洪秀全不同，他不仅曾在香港居住，而且身边都是正统传教士，也被当作传教士接班人培养。他英文流利，视野开拓，1859年到天京之后，一度获得总理朝政的任职，其所写《资政新篇》主张效法西方文明，比起晚清洋务派还早，即使曾国藩幕僚也感到佩服。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曾经见过洪仁轩，提出建设国家银行的提议。无疑，洪仁轩见识高于洪秀全等诸人，也理解欧洲各大强国富强原因所在。
洪仁轩的《资政新篇》没有机会实现，但是他对于天平天国的意义，其实在于可以借助他的西方背景打通与上海等地西人通道，争取获得其承认与支持。这种背景并非一厢情愿，英国刚刚与大清结束了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与其说为了鸦片，不如说为了贸易与白银。此刻，太平军长期占据的苏州等江南富庶之地，本来也是进行丝茶贸易的上海外商所需通道。
更不用说，太平天国的宗教背景，也使得不少传教士为之摇旗呐喊，在英文世界支持太平天国。对不少西方人而言，遥远的东方发生的太平天国战争，更像是一场反对满蒙的种族战争，与当时美国南北战争接近。即使马克思和恩克斯，最早知道太平天国时，其态度也更多是肯定，“当洪秀全等人揭竿而起，大胡子老爹以为他期盼已久的革命力量，能带来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力量出现了。”
这个时候，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官方态度是什么？英国处境尤有尴尬之处，面对太平军几次的橄榄枝，他们一直希望在天平天国和大清之间保持中立，毕竟理论上大清上始终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但是大清对洋人态度并不如太平军那样友好，催生了第二鸦片战争。
此刻《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这个时候英国正忙着与清朝进行《南京条约》修订，希望加大通商与派驻公使等条件。在十九世纪五十年末，著名的额尔金勋爵带着英法联合舰队从南方去北方换约，这个时候洪仁轩还在伺机从香港回到包围中的天京，在历史的隘口与现实的码头中，两人算是插肩而过。
随后额尔金的故事众所周知，大沽炮台短暂的交火导致了《天津条约》的诞生，增开天津等11个城市为通商口岸，清政府赔偿英、法军费各800万两白银。不过天津条约却没有带来和平，却引发后续更大麻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公使驻京这条。大清可以接受开放通商口岸，甚至赔款也不过当作安抚化外之民告御状之类，对于大使进驻北京却无法接受，跪拜的礼节始终是几次谈判中的最大问题。
咸丰为首等人将条约往往视为权宜之计，他对于洋人的呼吁更多是置之不理，在1861年谈判中，更是一边谈判一边密令僧格林沁扣押甚至折磨英法谈判使团，这直接引发了后面的圆明园之祸——清廷的行为是当时国际社会无法接受的，裴士锋更是强调，无论雨果对于毁灭圆明园的谴责，还是额尔金将其行为辩护为为了避免英国本土更大的报复，二者的惋惜其实更多针对圆明园作为艺术本身，而不是对于大清，更不是对于皇帝本人。
英法联军进入京城之后，他将一切留给弟弟恭亲王奕訢，自己去了热河不愿回北京面对洋人，甚至死在那里，与英法谈判倒是成全了奕訢此前未能施展的政治抱负。英法不是金人，这是第二次靖康之难没有发生的根本原因。
今天看来，这一事件冲突其实是认知图景的冲突。后人不能简单怪罪咸丰皇帝个人的顽固，礼仪并非仅是礼仪，恰恰是大清最后的屏障。大清是多部落联合的天下秩序，如果皇帝接受不跪拜的英国大使，其实对内昭示着大清华夷秩序的失败。其中诸多扭曲，其实是朝贡秩序遭遇国际秩序的冲突。
在额尔金北上对清廷发难之际，他的弟弟卜鲁斯成为英国驻华大使，在上海与当地道台与洋商一起，面对太平军随时可能的进攻。卜鲁斯虽然承认洪仁轩对基督教态度看起来比较开明，但并不喜欢太平军，李秀成给他的书信他也置之不理，他尤其严令手下领事与英人不得加入太平军。在太平军进犯上海的威逼下，他组织自卫，导致了与太平军的几次交火，但是也保护了上海，使得上海租界成为战争洪水肆虐南方中一叶方舟，人口剧烈增加。
这就是英国吊诡的情况，虽然希望中立观望，却做到了两边都得罪的情形。一边在北方与清廷大战，一边却在南方与太平军交火，在历史的结论上更是两边都不讨好。对比之下，在美国南北战争之中，英国很快就支持了美国南方。
在这样的拖延中，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条约的确立以及南方战争进展，局势使得英国不得不做出选择。一方面英国利益与大清通过通商贸易绑定，使得太平天国占据的富庶南方地区成为大清履行条约和英国贸易的阻碍，另一方面，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局变化，使得英国急于维持东方的丝茶贸易。
对于英国而言，美国和远东是不可同时失去的两大市场，美国的内乱，导致英国急于在东方市场寻求秩序的稳定。就这样，在半推半就之中，英国站在了大清的一边，这使得战局的天平导向了朝廷，促成了天国的毁灭。
在过去以太平天国和大清为主的叙述中，曾国藩等力量被放大，太平天国的失败也往往归咎于领导者的特质，到了1862年，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评价也大为降低“（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为自己提出任何任务……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这些批评不无道理，然而中国式改朝换代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样的盲动中形成，流氓的成功并非没有先例。太平天国本身具备洪仁轩这一了解西方的人才，本身也占据南京十多年，这一过程其实足以使得天平天国具备划江而治的资格，如果放在元代末期，一旦争取获得儒家士大夫支持，完全有可能效仿另一个明朝。
然而，大清的命运转折，恰恰内患之际，同时遭遇外敌的入侵，后者的选择成为大清中兴的推手。
从裴士锋等人视角来看，英国人的选择至关重要。1909年，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对英国人表示，他们与中国交往时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协助满清镇压了太平叛乱，为其延长了五十年，“阻挡了一个正常、有益的自然历史进程”，导致了后续更大的暴乱。伊藤博文代表的日本，在争取远东秩序中与大清有过竞争，他的话可以理解为日本利益辩护，但是却道出了英国选择站队的重要性。
在洪仁轩等人运作下，陆续有传教士通过发表文章在英语世界支持太平天国，但是太平天国与领袖个人结合的信仰天然带有异徒色彩，无法赢得西方的宗教认同，使得英国选择天平很自然导向了现实利益为上，而利益的砝码随着时间更多导向了清廷。至于主角洪仁轩，他去了天京之后封王纳妾，在昔日传教士同僚眼中成为有钱人，不但他的资政新篇没有机会实施，更重要的是，他的西方路线始终没有成功，他最后兵败时刻曾对一个英格兰人发泄了他的失望，“我碰过的洋人没有一个是好的”。
更重要的是，在军事和国家博弈背后的贸易之手，其实冥冥之中主宰了大清的命运。大清之前，全球化力量在类似情况下在默默之中已经发挥多次力量。明朝的灭亡和白银有关，清朝晚期的动乱也闪现白银的影子，我在拙著《白银帝国》也提到这一线索，美洲白银在十九世纪的短缺导致了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太平天国只是其中大者，随后美洲白银恢复，大清也迎来中兴，但是这一中兴却使得中国没有走向世界主流的金本位，继续在银本位中跌宕灭国。
无处不在的暴力，源自秩序的失控，归咎于任何一方都不公允。难怪裴士锋书中几次谈到，底层农民不仅帮助洋人换取报酬，甚至表示太平军和官兵，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大多区别。杂文家或许可以说这是国民劣根性，其实更应该看作在一次次人口劫难之下，底层自发进化的生存智慧。
我曾经在公号《徐瑾经济人》谈及，国外人写的中国历史，最大特点在于框架与视野的不同。自然，这能给以中国王朝更迭为中心的历史观点带来新的冲击。不过，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历史脉络延伸本质即是全球互动结果，很多原本充满魅力的叙述，会如同魔术被揭穿过程一样，多少失去原有的魔力。
历史是国人的宗教，历史关于时间空间。在世界上，按照一些学者看法，其实只有地中海文明和中国文明有历史。因为历史有力量，所以总是被发明总是被改写总是被解释。但是，如果历史的坐标系本身不对，谈论具体事件其实意义不大。中国历史，还有很多种写法。也正因此，多数人还是习惯以中原为核心的正统叙事之下，而《天国之秋》之类作品，始终能够给予公众不同的启发。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亦为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公号徐瑾经济人（ID:econhomo）
来源：FT中文网
